陈天键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拘禁三次，拘留二次、劳教二年。

以下是陈天键在诉状中提供的事实和理由。

一九九七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正是我创办股份医院失败，外欠巨债，讨债者整天登门，我欲自杀之时。我姐给我送来《转法轮》。拜读后我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书中讲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道德回升，做事为别人着想，遇事要先为他人着想，心里豁然开朗，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性要强的我，以前有着太多的不如意，而今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活了半辈子，终于活明白了。从而放弃轻生念头，勇于面对现实，承担起责任。

《转法轮》这是教人向善的书，我也被师尊的教导深深折服，我感慨师父的慈悲，我感慨在金钱至上的今天有人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个无私的人、一心为别人好的人，一个吃了亏还无怨无恨的人，我被这种境界感动了，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

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得法后多年困扰我的头疼病、胃病、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脑梗不治而愈。得法十八年，我身体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进过一次医院。

法轮大法不但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教我做一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我从此时时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善待他人，与人为善，和睦相处，亲朋邻里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诚实、忍让。在他们心目中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泽民小人妒忌之心，毫无理性地发起对法轮功疯狂迫害。我曾被非法拘禁三次，拘留二次（刑事拘留）、劳教二年。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开始，卫生局，乡政府，派出所警察成了我的常客，三天两头找我谈话，逼我放弃信仰，强迫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并强迫我的在叱干中学任教的二儿子专门做我的转化。我家距叱干派出所十多里，要我每天去填到。

我家当时在外有四人工作，可只有二儿子一人能领三百八十元，当年苹果每斤卖八分到一角，每年要贷款一千多元交果园税。叱干乡党委为了强制转化我，把儿子的工资扣了，我们一家仅有的生活依赖断绝了，二儿子无奈去西安打工糊口。交不起果园税，大儿子被建陵乡一个叫范娟的带了七、八个打手带走了。

为了维持生活，我借钱办了小诊所，单位领导一批批来施压，怪我们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昔日的朋友、村邻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仿佛我变成了“反革命”。警察三天两头来，突然闯入，孩子被吓得直哭，家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家就会被拆散，我被抓走。病人大多不敢来看病。亲朋好友避而远之。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到了北京，没想到没人讲理，而被绑架回来关押在县看守所四十多天。给我本人及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中午，我在诊所正给病人看病，县卫生局副局长罗良秒带人闯入，绑架我到县钻石宾馆。虽说是因我建院在基金会贷款之事，但罗局长还是因我不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而迟迟不放我回家，我在此被非法拘禁近两个月，度过了元旦和新年，老伴及子孙们年三十晚以泪洗面，何谈新年快乐。

从钻石宾馆回家不到二十天，一天下午我正给一位患者挂吊针，叱干乡党委书记安云及建陵派出所一姓陈的干警强拉我去洗脑班，给病人连第二瓶吊针都不让换，老伴见状惊恐万分，哭求他们：你们把他带走，我咋活呢？姓陈的恶狠狠的说：谁叫他炼法轮功？孙女吓的像傻了一样。就这样我被强拉上车，老伴抓住不放，被姓陈的一下摔倒在地，昏了过去。三天后才能下床行走。可怜一位老实的农村妇女，面对身穿警服、头戴国徽的人民警察，她又能咋样呢？

我一走，诊所停了，果园荒了，老伴又病了，家无隔宿之粮。老伴托着病体来看我，见面我几乎认不出她了，骨瘦如柴，不像人样。一来就昏倒在地，当地诊所刘平大夫给挂吊针，后来转到县医院，就在老伴生活不能自理，我又被强行带回洗脑班，老伴只有留给九旬岳母照顾。

在洗脑班在受强化“教育”之余，他们强迫我们为当地果农干活。当时女儿师大毕业，交不起最后一年的学费而拿不到毕业证，每打电话都泣不成声。

同时，叱干法庭来洗脑班给我开庭，强行把我建院贷基金会的款，让我个人偿还。本来基金会主任张瑞平与卫生局签了协议，同意入股，张瑞平又被选为董事。可是法庭却冤判我。真是雪上加霜。我叫天不应，叫地不答。这就是江泽民“以法治国”的真实体现？我问赵书记：党为啥不讲理呀？赵说：那你说刘少奇不冤吗？

从洗脑班回家不到半年，快过元旦的一天晚上，我和老伴孙女正在熟睡，又被610以基金会的名义绑架到县外贸宾馆拘禁了三十多天。

二零零二年过年不久，又传来要抓我的消息，我只好放弃诊所，抛下老伴和小孙女，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正在长安县一家诊所打工，被碑林分局国安科姓李的伙同沙坡派出所绑架，他们事先绑架了我的儿子和女儿，女儿当时在“西安翻译学院”任教，女儿正在上课，他们不容分说，当着众学生教师的面，强行将女儿抛上警车，造成不良影响，导致女儿被学校辞退。

我被关在一个宾馆，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刑讯逼供，他们累了，就把我铐在暖气片上，后来把我关在碑林看守所一百多天，我被劳教两年。

在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第一天我就被关进教育队的三楼小号，那里是专门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他们派了三个吸毒盗窃人员来毒打折磨我，逼我蹲兵马俑姿，我一次最多蹲不到十分钟，我一动，他们三人就打，前面一个叫彭耀的手里拿着个四棱棍猛击我的髁和双膝，后面两个猛踢我的腰。我只好又忍痛蹲起来，可不长时间又倒下，他们又是一阵猛打，就这样倒了打，打了又蹲，整整四个小时。

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满口脏话，不堪入耳。还说：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信你不转化，你转化了我们就可减刑早出去，你不转化，我们打死你，把你的器官一卖，把你一火化。

眼前的事实让我震惊。我看清了江泽民的真面目。看清了在这里好坏不分，是非颠倒，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我经过认真思考，决定用《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向中国政府反映我受迫害的真相。我写了控告状，可被管教压下，并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的案子没人受理，你告不下。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从劳教所回家，县610、卫生局又多次反复前来强制我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我给他们讲真相，高书记感慨的说：谁都不爱管你法轮功的事，我们也没办法，上面压力太大，有时开会指着我们鼻子骂。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晚，宁立带领建陵乡政府及派出所十多人闯入我宿舍又绑架了我。在派出所，县国保姓王的毒打我姐夫李刚，陈亮被打的满脸是血。为了“奥运”，把我们八人关押在县戒毒所十五天，后又劳教了四人。

宁立多次来医院强迫我转化，又于二零一零年底伙同县610、卫生局、镇政府准备绑架我去洗脑班，迫使我流离失所，不能正常上班，为此，院长怕受牵连而扣发了我的工资。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被迫害以来，我和家人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及经济损失，他们整天为我担惊受怕，提心吊胆 ， 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