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我丈夫陈建在从南阳回来的路上，南阳国保大队的人把班车截住，一个一个的问“法轮功好不好？”由于我丈夫说“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把我丈夫劫持到南阳看守所。四十五天时，南召县国保大队的苗小鹏等又把我丈夫劫持到南召城郊派出所。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警察问我丈夫“你还炼不炼法轮功？”我丈夫说“炼”。这样他们又把我丈夫劫持到南召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警察天明到天黑的让我丈夫做奴工，没事找事叫犯人随意打骂。大概又关我丈夫四十多天。讹我二千元把人放出。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们全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我被当场劫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后又转到怀柔看守所。

在怀柔看守所，我不报姓名、地址。恶警们专门用电棍往脖子、手心敏感处电，扇耳光、往身上泼冷水。我仍不报姓名地址。后来他们又指着我说“你有病，应该打针。”我说：“我没病，我不打针。”他们就上来三个人把我按倒，强行打了一针。打过后，我迷迷糊糊，头、全身像胀的很大。这时他们再问我姓名地址，我仍然没说。

夜间他们把所有不报姓名地址的同修全部装在车上运走。由于迷迷糊糊，只知道走了一夜，车外是冰天雪地。第二天到达一个周围是山，中间是一片平地的地方。那里已有很多警察在等着。大家下车后，由警察分配后带走。

我被分到一个看守所后（不知道名称）。就开始绝食，他们用电棍电，往身上泼冷水逼我吃饭，我不吃他们就往鼻孔插一根管子强迫灌食。

有一次他们说我带头炼功、喊“法轮大法好”，就把我和另外一个同修吊在室外的架子上，手往上吊起，脚刚能着地。当时天冷的吐口水随时都能成冰，再加上多天绝食，另外一个同修不长时间就晕过去了。他们只好把我俩放下来。（说是将另一个同修送去抢救，但从此再没见过这个同修。）

腊月二十几快过年了，他们说“谁吃饭就叫谁回家”。有些人开始吃饭，但只要一吃饭这个同修就再也不见了，也不知道是真回去了还是弄哪去了。

我一直不吃饭，一天，他们用车把不吃饭的人全部拉到野外，说“下车吧”，我们下了车，他们就把我们扔下，开着车走了。

冰天雪地的，又是绝食二十多天的人，往哪走呀。我走到大路边，希望能有车过来。可是没钱咋坐车呀！这时我随意手往衣兜里一插，兜里竟有一百元钱，天哪，几次脱掉衣服检查、棉袄都要用剪刀剪开看看，兜里咋能有钱呢？这是师父对徒儿的看护啊！

丈夫不见我回来，后来又第二次带着两个孩子到天安门广场，每人打开一个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警察把他们拉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后又转到东城区看守所。东城区看守所看有两个小孩，就把他们放了。

到家不几天，南召县国保大队苗小鹏、黄伟到我家让我丈夫跟他们走，我丈夫说：“孩子还没放学，他们还小，吃饭咋办？”黄伟说：“一会就回来啦。”

到国保大队办公室，他们把我丈夫的双手铐起来，然后两腿弯再从两臂间掏出，用一根铁棍从腿弯处穿过，吊在两个办公桌的中间（他们叫穿心杠），疼痛麻木痛苦万分，我丈夫从心里喊着“师父救我”，这时黄伟走过来，让我丈夫骂师父，我丈夫说“不骂”，他就像疯了一样往我丈夫头上脸上乱打，直到把他累的蹲到墙角直喘气。

当天夜里，他们把我丈夫绑架进南召县看守所，做奴工，从天不亮干到天黑，干得慢一点就让犯人不是打就是骂，从一月一直到六月才让回家。

两个小孩不会做饭。恶人们抄家时只要是能吃的包括水果方便面都拿走了。小孩又没有钱，饿急了就吃点生玉米籽，喝点凉水过日子。

二零零六年我家租房在外面住，资料点就在我家，国保大队长领人到我家，把电脑、打印机、切割机等物品全部抄走，就连我家用的电磁炉等生活用品也洗劫一空。

我丈夫被绑架到南召县看守所，他们一个星期不让我丈夫睡觉，把他弄到一个宾馆轮流看着，后来又在看守所做奴工一个多月。最后他们讹我八千元让村委会接走，关到村支书家交钱后放走。

由于迫害和经常骚扰，我们只好把房卖了，在外流浪至今。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的这场运动，是江泽民一手发起的，它是这场迫害的元凶，在它的指挥推动下，我家每个人都从精神上，经济上，肉体上受到了灭绝式的残酷迫害，把这个罪魁祸首绳之以法，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是天理，是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