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在法轮功学员遭到无名的打压、无处申冤的情况下，决定去北京上访。到了北京，便有两个便衣跟踪，问我是哪里人，让我骂师父未果。他们把我绑架到前门派出所。那里已有好多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警察非法审问所有的大法弟子住家及电话号码。我不想给单位及领导找麻烦而没报姓名，因那时只要单位有人去北京，就让领导下岗。

没有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大客车拉到一个偏远的郊区，那里聚满了警察。有两个警察叫我下车说是送我回家，问我单位及家里电话，说让家人来接，我说放人可以自行回家。他们说：“让家人来接放心。”我就告诉了他们。可接我的不光有我的家人，同时有三江食品公司的保卫科人员。

两天不见，我丈夫老了能有二十岁。这两天他上下找人，托关系，花钱。因他家人饱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知道共产党的残暴。我被非法抓捕又使他回想起了过去可怕的经历。那时我上有七十多岁的公婆，下有正要高考的女儿，都需要我去照料，全家都为我提心吊胆……

回到佳木斯之后，我被劫持到佳木斯铁路看守所继续迫害，这期间我丈夫到处托人找关系花了不少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铁路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五－六天之后，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左右，闯静、文英、刘桂芹、张春英、王玉新、王金霞、张庆余等十五位大法弟子在我家，遭到佳木斯南岗派出所和前进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把我们绑架到佳木斯南岗派出所，在派出所我们被非法审问，其间闯静和孙玉富曾遭南岗派出所副所长刘金山等人毒打迫害，在晚上五-六点钟，我们被拉到佳木斯市口腔医院检查身体，为下一步迫害我们做准备，检查身体之后又把我们拉回佳木斯南岗派出所，在派出所非法拘押了一夜，第二天把我们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到看守所之后因闯静出现大流血症状，被佳木斯看守所拒收，在主谋迫害法轮功的佳木斯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施压下，强制佳木斯看守所收下。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佳木斯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与其他五名大法弟子被佳木斯南岗派出所警察送到佳木斯劳教所，到劳教所之后南岗派出所警察让我们只看了一眼劳教票子，说：“你们被劳教了，劳教时间是一年”。然后他们就走了，也没给我们劳教票子和其它任何手续。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佳木斯劳教所解体，我与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被转押到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女子戒毒所。大法弟子们被每两人戴一副手铐，秘密的由警察押着非法转到哈尔滨戒毒所，一路不许说话，不许吃喝，不许上厕所。窗帘紧拉不许外看。到了哈尔滨戒毒所，迎接大法弟子们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大法弟子们戴着手铐，拿着包裹，依次被强行带进所里。

到楼上，恶警把大法弟子们的生活用品及身上的衣服包括胸罩、内裤从新翻一遍，说是安检。把我和所有的人隔离，进行“转化”。五、六个人每天围着我叫喊，从早晨五点起床到晚上十点，轮番的轰炸，中午不许休息，真是邪恶至极。一天从长春来一瘦老头，说是高人，宣扬着歪理邪说。教导员张丽逼我去听，我刚一进门，便被屋里的气氛窒息了，胃里翻江倒海的想吐，发出呕吐和反嗝的痛苦声音，吵得那老头无法再讲了，张丽才把我带出来。她大发雷霆把我训斥一顿，并罚我坐几个小时的小板凳（酷刑的一种）。

一个月的隔离终于过去，我离开了那强行“转化”、围攻的生活，又转入车间，开始奴役。每天大量的装牙签，并把未装的牙签及包装从楼下运上来，再把成品运下去。一年四季喝的都是汤，严重缺乏营养，体力不支，常常累得头晕目眩……大法弟子都由包夹看着，不许说话，不许走动，是一点自由、尊严都没有的生活。

在黑龙江省女子戒毒所，管理科的刘某、梁X梅和大队长牛晓云、刘巍、中队长孙宝莲、刘丽，警员王海英、于淼、谢丽佳、姜周、张春景、于坤、陆博雅、师帅、何X娜等劳教所警察，不仅在身体精神上折磨，对洗漱上厕所也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时间，每次不能超过几分钟，时间根本不够用的，加上那些犹大在警察的授意指使下，在各个方面处处刁难，尤其对于没“转化”的大法弟子只能在宿舍内的塑料桶里方便，还不能及时倒掉，得等着批准才能去厕所倒掉，吃喝拉撒都处在一个狭窄空间。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回到监舍，因为一直没有被所谓转化，我们就一直呆在这个“入所一班”，也就是不能减期不能享有警察规定的所谓“权利”，如不能亲自给家人打电话，不能会见家人等等。

警察又怕我们这些没转化的去车间干活影响其他人，又不甘心让我们闲着，就弄了一个小车间强制劳动，并且让一个卖淫的天天看着我们，在这种黑白颠倒的地方，偷盗、抢劫、卖淫、赌博的都成了警察的得力帮凶，在无知中跟着犯罪。

直到二零一零年的九月十八日所谓的劳教期满才放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