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一意孤行，动用一切国家资源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下面是我被迫害的经过。

到省政府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操控媒体对法轮功进行污蔑、诽谤，七月二十二日我去哈尔滨省政府上访说明情况，被一群武警野蛮的推上了车，拉到一个体育场，对我们搜身并验身份证进行登记。随后又将我们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拉到太平区一所育红小学校内，三五十名关在一个教室，同时很多警察把守，逼着听教室里的广播。广播播出的是镇压法轮功的各种通告和诽谤法轮功的内容。到晚上十点多钟，七台河市副市长迟仁太和吴秘书还有一个李姓的公安局科长将我们一行六人拉到七台河市驻哈尔滨办事处。第二天我们自己买火车票返回七台河家里。到家刚吃完饭，新城派出所所长王立新、孙艳红和薛姓的民警便来到我家，让我们去派出所报到并交出法轮功书籍，临走时还恶语相加。至此以后，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株连政策下，为阻止我上访，被街道社区、派出所、单位实施监控迫害，不能随便出入七台河。单位在井口门检身房贴了一张专为我自己考勤的考勤表，以便掌握我的行踪。派出所还非法扣押了我的身份证。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后，江泽民对法轮功打压升级，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并下达了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迫害命令。于十一月二日，我在井下班中我单位井长孙宝和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还炼，他说炼就得教养你。我以为他是开玩笑，谁知我下班升井时，在更衣室换衣服时被两个保卫科的人员将我绑架到保卫科，随即便审问我并对我拳脚相加，打的我头昏眼花。其中一个大个子照我胸口一拳打得我当时就闭过气去了，两个多小时才缓过劲来，这样折磨我一宿。期间保卫科科长于喜才在走廊里骂了我一宿，什么难听骂什么，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气急败坏的让绑架我的人拘留我，第二天把我拉到矿区公安处批拘留，公安处人员看了说不够拘留后将我拉回矿保卫科。天黑时又将我拉到公安处，找了一个他们认识的人签了字就将我关押到了拘留所。

拘留所的房间非常潮湿，二十平米的房间挤了二十多人，四个人盖一床潮湿的被子。当时正是入冬时节，房里没暖气、墙上的霜很厚，经常在睡梦中被冻醒，再不敢睡了。一天的伙食就是早晚两个窝窝头，很硬。没有菜只有一碗咸盐水加几根冻了的萝卜丝。半个月后被拘留所勒索一百五十元伙食费后再被保卫科的徐胜利领回保卫科强迫在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继续关押并开除工作，要求天天到保卫科报到，下午他们下班时间才能回家，持续十天时间。第十天回家的晚上九点钟左右，刚要睡觉，保卫科的吴继洲领着于世军、曲国军、迟海峰三人到我家砸开门，又将我绑架到矿保卫科，临走还抢走一本《转法轮》，到保卫科关一宿，第二天矿长孙永奎到保卫科会议室接待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和职工家属，一套官话后就明确态度，停止修炼法轮功，继续炼不是劳教就是继续关押。然后就在矿保卫科办了五十多天的洗脑班。每天不同的矿领导轮番给我们洗脑并播放江泽民的污蔑论。

将我们关押到看守所。在关押期间，我妻子去北京上访被敲诈七百多元钱，还被送到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教养三年。她在被强迫教养期间，强迫劳动，吃鸡饲料发糕。我们家两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屋里没有人烧炉子，暖气片冻了，孩子只能挤在一块儿互相取暖，经常被冻醒。拘留所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装不下了，快过年了，家家都想亲人回家过年，有的家属被逼无奈四处托人、有的家属上派出所，看守所去要，但是必须得签不炼功保证书才让回家，签字就放，不签就继续关押。拘留所的柴姓管教人员知道我家孩子没人照顾，就让我签字。我一看上面有诽谤我师父和骂法轮大法的话，我就不签，被他骂了我一个通宵。所有被拘留的学员一律不准睡觉，并于第二天全部转到看守所集中关押。在看守所，所长任忠良教唆每个监号里的牢头毒打法轮功学员并要求其在保证书上签字，不签就打。其手段是罚开飞机、背监规、不让睡觉等一系列卑鄙手段。我就受到开飞机、被用鞋底打臀部等的肉体折磨，在思念亲情和肉体折磨下，我被迫签字。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过完年后，我回单位上班，同事、朋友、领导以及街坊、亲属都是对我避而远之，甚至于歧视，怕我连累他们，把他们受到的这种间接迫害归罪于我炼法轮功中，因而仇视大法，仇视大法弟子。就是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对法轮功的问题避而不答，只相信媒体上说的。

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

面对如此冷遇，我天天都在思考。我用《转法轮》书中的要求对照媒体的宣传，法轮功并不是像媒体宣传的那样。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去北京想对国家领导人讲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刚到北京天安门金水桥附近便被去北京截访的徐胜利绑架，搜走我的火车票和三十多元现金。把我抓到七台河市驻京办事处关了几天，又被抓回七台河。在七台河看守所被关押期间，新城派出所所长王立新、寇应龙和薛姓警察去提审我时，王立新和薛姓民警轮番殴打，我胸前被王立新踹了一脚留下一个完整的脚印，两个多月才好，姓薛的打我头部，打的鼻青脸肿，边打边骂，各种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去北京的第二天，我单位同事王伯龙被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迷惑，为了名利负责监控我，发现我去北京，怕受株连便气势汹汹的赶到我家，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砸门开锁，入室盗窃走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书八本、录像带十八本、录音带九本（价值五百四十元），有保卫科收条为证。保卫科徐胜利从我的工资扣走八百元工资说是去北京的路费，有收条为证（收条附后）。

一月后，我被七台河劳教三年，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后，立即就被进行所谓的入所体检。被中共劳教所迫害过的人都知道，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生命根本不在乎，除了摧残就是摧残。而入所体检查却非常详细，什么透视、验血、心电、B超等等，现在才知道为啥体检的如此详细，就是为活摘器官做准备的。

我被体检完后，便被关到教育队（又名集训队）。被关到教育队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就要犯人拿水管强行给“洗凉水澡”。这完全是一种酷刑：水管的水压很大，水柱射到人身体上就象棍棒打一样，又冷又疼，水柱喷射到脸上连气都喘不过来，时间至少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甚至更长，刺骨的凉水冻的人上牙和下牙直打架，身上直打颤，最后手、腿都冻的抽筋了。犯人边往我身上射水边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一听我说还炼，就把水门全部打开，三米长的水柱直射在我身上和脸上，射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我全身冻得青紫、象筛糠一样哆嗦。

劳教所警察晚上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逼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和书面资料。第二天逼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书面保证，不写就被隔离关押；法轮功学员和学员之间不准互相说话，被包夹监控，法轮功学员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要向警察汇报。在高温天气下，每天逼迫法轮功学员走操、走队列、走正步，一个正步姿势要长时间站着，直到累晕为止。狱警刁雪松主要负责走操迫害，星期天换狱警韩某。天天如此。

绥化劳教所教导员杨波专门负责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他在背后教唆、指使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从肉体上、精神上和亲情上迫害，逼迫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在教育队还有一个姓李的警察，有好几次租黄色光盘逼我们看。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一个普教包夹着，一言一行都受监视。

记得十月十日下午，一个自称姓李的副所长，是个女的，四十多岁的样子，找我谈话，假惺惺地问了一遍我的家庭状况和需要什么帮助后，就说她是专门负责“转化”我的，如果不配合她，就会被加期或受酷刑折磨，答应“转化”就能减刑期，早点回家。那一段时间，只要说不炼法轮功，答应“转化”就给你减一半刑期，继续炼就会被加刑三个月或者半年。同意“转化”就可以见亲人，不“转化”就不能见。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包夹监视着，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打骂，搅得我的心象被刀割一样难受，成天提心吊胆，常常在噩梦中被惊醒。

劳教所天天强行灌输诽谤师父的谎言、逼看诽谤大像法电视录像和诬陷师父的书本，致使大脑昏沉不清醒，最后神智不清。十二月十五日晚七点多钟，在教导员杨波的唆使下，一个外号叫小特务的吸毒犯人，自称是副所长李某的亲戚，强迫我面墙站立两个小时后，语气非常嚣张地问我还炼不炼了，转不转化？我说还炼，这个炼字还没说完，他就劈头盖脸地用皮带狠劲抽我的脑袋，打得我脑袋嗡嗡地响，两眼直冒金星，就差没栽倒在地。

从那以后，他几乎天天对我那样，“转化”我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有的态度温和的，有的用激将法的，有的撂狠话威胁的，还有骂我的，就这样天天搅得我心烦意乱。还逼我坐小凳，双脚并拢，腿也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不准动弹一点，动了就得挨打挨骂，有时长达一天。自从邪党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和傅怡彬杀人案出来后，绥化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厉害了。为了达到“转化”目的，从精神上、肉体上和意志上摧残我们，还限制如厕、吃饭时间。在邪恶的酷刑下，在对亲情的牵挂下，为了想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再一次违背了良知，出卖了灵魂，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我痛心疾首地被“转化”，为表示转化的彻底，开始说粗话、脏话，最后劳教所转半期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被释放回家。

再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九点多钟，片区派出所警察庞英贵、寇应龙、藜红三人闯进我家。我在睡梦中就被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再次被抓并被抄了家，在派出所做笔录时，派出所的人又直接返回我家继续抄家，在没有抄到任何东西时回到派出所藜红打了我并猛踹我的小腿，踹的我差点没骨折了。两小时后被劫持到市拘留所，在拘留所庞英贵来提审我时，不管同意不同意就被照相和采我双手手掌指纹，并说这肯定又是三年。

一个星期后，我被送到绥化劳教所，没有任何相关手续。因为他们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不讲任何法律、任意处置的命令。我被关到劳教所二中队继续迫害。

这个中队主要对新去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突击“转化”。中队长龙奎斌、副中队刁雪松、警察李成春、干事石某，还有些刚分配来的新警察。他们天天逼迫我们看诬蔑师父、诬蔑大法的录像，每天逼我们做奴工，挑冰棍杆，五十根一板，一天定额二百板，完不成晚上不许收工，直到干完为止，还要挨打挨骂。我的两只手都被磨出了血泡，胳膊和肩胛骨和肩关节累得生疼。

多年来被非法骚扰

二零零八年三月，我市有二十名法轮功学员被抓，名单上有我。“610”的人到单位没抓到我，单位领导以为我去了北京，单位书记彭守玉准备要去北京找我，天天派人上家不断骚扰，搅的四邻不得安宁。几天后我回家了，刚到家单位就来了四个人，说是没事，该上班上班，说的挺好。

第二天早上刚八点，四个“610”警察闯到我家把我强行抓到公安局。大约一小时后，“610”的毕树庆和国保大队的陈举十人左右来到我家，也没出示证明直接抄家，也没让我在现场看着。当时抢走我家一部三星牌手机，一部还没装卡的小灵通，一个电视接收机，一个电子书和三十六元现金（价值一千三百元），还有以前被劳教所释放的证明，这是在公安局审讯室里见到的，也没给我任何物品清单。在公安局的地下审讯室里，他们把我捆在老虎凳上，要我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威胁我、恐吓我、用谎言欺骗我。最后我被送到看守所关押五十天后再次被送到绥化劳教所，到劳教所体检未通过。劳教所不收后再把我拉回看守所关了四天。在家人强烈要求下才放我回家，看守所勒索了五百四十元钱。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新建矿五采区邪党书记彭守玉、调度杨彦闯到法轮功学员我家骚扰两次（家里没人），下午五采区区长徐文生将电话打到我外甥家骚扰，导致刚从医院做完阑尾炎手术回家的外甥姑爷受到惊吓，为亲人的安全担惊受怕。

二零一一年五月末，七台河市新兴区综治办王金龙、新城街道吴保华和街道主任贾丽英上我家来骚扰，给我和家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和伤害。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上午，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陈举，新城派出所片警庞英贵、街道等十人左右，闯入我家，没出示任何证明进屋就拿我家接收机，我妻子阻止说有锅看电视不犯法，他们不但不听，还恐吓妻子“老实点”，强行拿走我家接收机，拆我家安装的大锅（价值二百元），两分钟时间就抢走了。每到敏感日，就会被单位领导、片警、社区街道主任、610人员上门骚扰。

鉴于以上所受迫害经历都是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下发生的，所有参与迫害我的这些基层人员都是见证人。他们都能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