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曹景栋遭受三次共六年半劳教和六十天强制洗脑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因唯一的儿子遭迫害，老父亲在极度思念儿子和惊吓中含冤离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差点成为植物人。

曹景栋在控告状中说：“因为不承认犯罪，他们就说我不服从管理，每天用三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我胸部、两膝盖、手背，致使我大、小便失禁，两膝盖都是‘小灯泡’，至今膝盖发沉，膝盖骨松弛，腿沉；耳朵塞上耳机，二十四小时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嘴上缠上胶带，怕喊。每天强行灌食，全身绑上。由于强大噪音和毒打，造成左耳膜失聪。”“大约二零零六年七月……被高中海、曾立军、陈开强等狱警关入小号，用特制的束缚带（用布做的，一头封死，套在两手、胳膊直到腋窝下的套），将两臂套上拽到背后吊在床上，脚尖着地。一吊上两臂立刻剧痛，一会儿就失去知觉，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头上再扣上塑料马桶，用警棍敲击，看人要不行了才放下来。”

以下是曹景栋自述得法受益和坚持信仰遭迫害的事实：

一、法轮大法给了我人生希望

修炼前我脾气非常不好，总爱发火，经常和家人、同事争吵；一九九四年我离了婚，心情非常郁闷，觉得人生无望，没有奔头，工作、生活没有信心，吃喝嫖赌，随波逐流。

就在我迷茫的时候，一九九六年十月，我见到了心想的大法，当时心情无比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就像多年漂流的孩子，终于找到了父母，找到了家。从此有了生活的勇气和人生的目标，同事说我像变了一个人；我在生活、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按法轮大法书中要求的去做，身心有了很大变化。

我是大车司机，工作中从来不给领导出难题，不私下卖油和其它公家物品，不干私活，领导经常表扬：要都象曹景栋这样，咱们公司不会亏损……

二、遭迫害被非法劳教六年半、强制洗脑六十天，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一）依法上访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下旬，我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北京天安门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几小时后又劫持到北京房山看守所，在那里被非法拘禁十四天。期间为了逼迫说出地址姓名，将我背铐一个下午，十四天内不论白天晚上，随时提审，男警提审其间对我拳打脚踢。十二月上旬，我被劫持到大庆驻京办事处，在那里被驻京办的时世进用本夹子将我两眼打得顿时看不见了，几分钟以后才能看见，五天后回到大庆眼眶还青紫，白眼球充血。

大约十二月上旬，大庆石油管理局安装工程公司保卫科郑大鹏、安装工程公司运输大队保干吴某某等将我劫持回大庆。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安装工程公司保卫科，我被铐在凳子上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之后又把我移送原大庆让胡路区建华派出所，当天被警长李安波劫持到大庆独立屯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非法拘留十五天刚刚期满，安装公司保卫科长朱遵仁（610主任）等将我接出来直接软禁在单位办班（洗脑班）。因为有同修声明保证作废，朱遵仁说是我的责任，一天一夜后，勾结建华派出所李安波将我劫持到大庆萨尔图区拘留所非法拘禁两个月。其间，大庆让胡路分局魏、张两名警察喝得醉醺醺的非法提审我，我刚进屋，他们也不出示证件，抓住我的头就往墙上撞，另一人也上前打我的脸。我大喊：我没有罪，警察不许打人！却招来又一阵毒打。打人声惊动了教育所的程所长，经其劝说才停止殴打。第二次提审拧我脖子让我靠墙。

两个月后，我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劳教两年，投进大庆劳教所。二零零二年一月一天晚上，大庆劳教所队里播放“焦点访谈”天安门自焚伪案后，我和同修庄刚祥说电视节目不真实，被大队长王英洲和其他刑事犯人毒打后拖进小号，铐在老虎凳上三天两夜，且遭到狱警韩庆山和王英洲的毒打。后来又给我上了两道绳。我的左眼眶被打青，两耳被打肿，左肋下被打得很重；第三天把我弄回监号，腰直起来都很费劲，却又把我呈大字形铐在床上好几天，其间我呼吸困难，痰中带有鲜红的血丝，肺部疼痛，影响正常呼吸，精神恍惚。

因为我去北京上访，原大庆建华派出所警察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侵入我的住所，抢劫走了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大庆石油管理局安装公司保卫科长朱遵仁将我的买断工龄钱十万多元（工资卡）私自领走非法扣押，家人索要不给；本次单位进京接我的费用共四千零一十七元都从我的工资中扣除（见附件：曹景栋进京往来费用）；我单位朱相义还强制我父亲交五千元担保金（见附件：收条），后来归还。

（二）索要被非法扣押的活命钱遭三年劳教摧残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日，我到安装公司保卫科找朱遵仁（安装公司610办公室主任）要被非法扣押几年的职工买断工龄钱，朱让我周一去。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下午，我如约去取钱，一到保卫科就被朱遵仁和大庆市肇源县国保警察绑架。直接劫持到肇源县看守所。

我绝食抗议迫害。他们给我绑在床上，戴上手铐脚镣强行灌食，每天两次。灌的是酱油、盐，奶粉、还有不明药物。十多天后，肇源国保警察把我从肇源看守所劫持到大庆劳教所。当时劳教所拒收，公安局、大庆油田610、司法局、政法委、几家联合起来对劳教所人员说：“劳教所不使用刑具，绝食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死了也没你们的责任”。这样劳教所收下。在劳教所我还是被天天灌食，插管淌血，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大约一个月后，我被转到绥化劳教所。

一到绥化劳教所我就喊没罪，直接就被关进小号，铐在铁椅子上。因为不承认犯罪，他们就说我不服从管理，每天用三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我胸部、两膝盖、手背，致使我大、小便失禁，两膝盖都是“小灯泡”，至今膝盖发沉，膝盖骨松弛，腿沉；耳朵塞上耳机，二十四小时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嘴上缠上胶带，怕喊。每天强行灌食，全身绑上。由于强大噪音和毒打，造成左耳膜失聪。第六天我放弃绝食才被放出来。

大约二零零六年七月，绥化劳教所随意给大法弟子加期、打骂，强制转化，我和大法弟子们绝食抗议迫害，被高中海、曾立军、陈开强等狱警关入小号，用特制的束缚带（用布做的，一头封死，套在两手、胳膊直到腋窝下的套），将两臂套上拽到背后吊在床上，脚尖着地。一吊上两臂立刻剧痛，一会儿就失去知觉，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头上再扣上塑料马桶，用警棍敲击，看人要不行了才放下来，并要求不许互相说话，不能交换物品，遵守所里自定的所规所纪，服从管理等。

在绥化劳教所三年内，每天都在一个屋里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不去看就打骂，折磨；被强制劳动的大法弟子被分成几拨，轮流回来看录像，看完后还要写认识，不写就打骂体罚，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没活儿的时候，每天由干警看着，上半夜不让睡觉，坐塑料小板凳上，两手放在腿上，不许闭眼；如果第二天有活儿，早上五点就得起床强制劳动；进所就强制背所规、所纪，背不会就不让睡觉，罚站；逼写五书（保证书、转化书、决裂书、揭批书、悔过书）不写五书就开始用刑；所里经常拿张纸或表让大法弟子签字按手印，还不告诉上边是什么内容，不签不按就打骂折磨。

二零零八年我身体被折磨的很糟糕，朱遵仁很不情愿地把被超期关押的我接回，却不送我回家，还想转化我。尽管我一路呕吐，他还是直接把我送到大庆红卫星洗脑班，到那儿人已经不行了，没办法才放我回家。

这次我遭受迫害期间，老父亲在极度思念儿子和惊吓中含冤离世。

（三）帮人取货遭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日，我到大庆让胡路区一个货站帮朋友取货（电视接收器）时，被大庆安全局伙同“610办公室”刘希平等绑架到一个大院的屋里，他们给我铐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恐吓、威胁、打我逼供，作假笔录、逼迫签字。打我的时候把录像机关闭，不打的时候把录像机打开，还说：“我们没打你吧？”之后把我转给大庆国保支队冯海波，又是一顿非法审讯、按手印、照相。直到后半夜，又把我绑架到大庆第一看守所。

我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后，冯海波在没有任何人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查抄了我的住宅，抄家后才给我家人打电话，告知人在第一看守所。并说只让我的大妹妹来，别人谁来都不好使，企图绑架我的大妹妹。

这一次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进所就让写不炼功保证，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张纸让签字，按手印，还不让看上边写的是啥，谎说跟我们没关系，可是普通犯人都不让签。

这次我被迫害，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悲愤交加，同时受到惊吓，导致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差点成为植物人，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四）劳教期满再遭劫持，在洗脑班遭人格摧残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非法劳教到期，还没等家人来接，清晨五点钟，大庆石油管理局安装公司610主任朱遵仁、大庆石油管理局610姓车的人等带了两辆车，抢先把我劫持到伊春洗脑班强制洗脑。

在伊春洗脑班期间，我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房间二十四小时有监控，一个人始终看着，逼迫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我不写，他们就不让睡觉，同时罚站；每天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一宿一宿的放。当被迫抄写三书后，再让抄写揭批书。省610头目顾松海找我谈话，还拿钥匙打我的头。在洗脑班被非法拘禁两个月期间，每天都逼迫坐在凳子上，看谎言录像，强行灌输其他信仰的录像，逼迫抄写三书，洗脑班的人和犹大每天轮流谈话，故意引诱喝酒，抽烟，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因为我被非法劫持到洗脑班，二妹妹搀着病重的老母亲到大庆安装公司保卫科要人，被安装公司610头子朱遵仁威胁恐吓：“愿上哪告上哪告，我就代表共产党，我就有权抓捕！几次都是我送的。你要炼，我照样有权抓你送你……”导致老母亲当场头痛、恶心，身体难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