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梅女士是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张家堡乡张家堡村人。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她感觉修大法是福分，活得有奔头，有希望。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开始无人性的迫害大法与法轮功学员。下面张翠梅女士自述其这么多年的部分迫害事实。

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十点左右，村公安员郝乐军带领三人来抄我家，乡所长马立新带人直奔屋里，院里还站了不少人，我也跟进屋。马立新说：“把你的东西都拿出来。”我说：“没有。”他说：“那我就找找看。”同时过来两人恶警，狠狠的把我按在炕沿上。

马立新带着三人翻箱倒柜，把柜里的被子拉到地上翻，把放衣服的包袱一个一个的解开翻，每一件的衣服兜里都要翻一翻，没有找到。又从新继续找，最后从柜子底下拿到一个旅行包，里面有（一万元）存单、（一千元）现金。他们看到这些钱，什么也不找了。马上说咱们走吧。这时，按着我的两个人才把我松开。

警察直接把我塞进车里，上车，我一看又是我们四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她们也被非法抄了家。听说就是价值几百、几十元的东西都抢。我们被一直送到看守所，进来一看，大屋、小屋、床上、地上都是炼法轮功的人。在看守所，我们都不配合。每天炼功、背经文、有机会就喊法轮大法好。这次被关了四十五天。

宋氏山庄洗脑班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七号下午，我和一些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宋氏山庄洗脑班。一进院，就叫我们都把裤腰带解下来，浑身上下搜查，然后提着裤子进屋。每人一个单间，不能随便出院。当天的晚饭前，就有两个男人进屋问我话：“你炼不炼功了，法轮功好不好？”我说：“我要炼功，法轮大法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写着笔记，拿着本子走了。

第二天早九点，闫权和另外一个人把我叫到屋外，用背包带把我两只手吊起来，脚尖点地，吊在正房的房檐下。开始打我耳光，边打边问：“法轮功好不好？”我说：“好。”他就恶狠狠的打我耳光。再问：“好不好？”我说：“好。”这样反复多次，我没有改口。

酷刑演示：吊铐

闫权长得高壮，举着又厚又大的手掌，无所顾忌的在我脸上里外的扇着耳光。他红涨着脸，瞪着眼，像是疯了的样子，我被吊着，低头半眯眼睛，一动不动。他一气之下，他走了。

那时五月天，正是万里无云，烈日当头，晒得我直冒汗，手腕上的背包带已经挨骨头了。我实在承受不住了，就心里喊了两声“师父”，瞬间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推了一下我的头，我糊涂的说：“这是什么地方？”他们哈哈大笑，我明白了，什么没说。他们七手八脚的把我解下来，送进屋里，就走了。中午开饭，我什么也没吃，从九点到十一点，被他们吊了两个小时。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闫权把我叫到南房，叫我立正站着，他问我法轮功好不好。我说好，啪、啪里外两个耳光。他又问好不好？我说好。啪、啪又两个耳光，他又问我：你再给我说说法轮功好不好？我说：“好、好、好。”他就啪啪啪的连续的打，我说的快，他就打得快，可是他打得快也赶不上我说的快。

他打累了，支持不住了，不知是气的还是累的，喘起气来。突然他狂笑起来。我说：“你怎么不往起吊，这么轻打。”他喘着气说：“你等着吧。”他就走了，别人也都走了。

我记不清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上厕所问法轮功学员我脸有伤吗？她们说没有，你还是那么瘦。她们问我：你疼不疼，哭没哭？我说：一滴眼泪也没有，疼不疼也不知道。

又隔了两、三天，李志民和闫权把我捆在院子里的铜丝床上，脱掉鞋，拉掉袜子，把裤腿拉到膝盖上。李志民拿着二尺多长两寸粗的方木棒，打脚心、大腿、大胳膊。我说：“老李，往头上狠狠的来几棒。”他说：“不，就打这儿。”他用木棒拼命的打脚心，疼的我直蹦。在场心软的人都流泪了，我就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万古奇冤！还我师父清白！”接二连三的喊，屋里、院子里的人都听到了。

这时，闫权拿来一双又脏又臭的蓝灰色的丝袜塞到我嘴里，李志民在不停地打，疼的我身体不停的在抽动。打一下，动一下。只要我一闭眼，叫人用冷水往我头上身上使劲的泼。

五月的天很热，李志民打累了，到屋里凉快去了，我被烈日晒着。闫权提来一桶垃圾放在我嘴边，招来无数的苍蝇，扒在我脸上、胳膊、腿上，咬着我的皮肤。我闭着眼，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志民从屋里出来，蹲在我跟前说：“老张，咱们商量商量。”我说：“商量什么。”他没有回答，接着就把我解开，抬到南房，李志民叫人提来尿桶，对两个陪教说：她的大小便你们关照。又对我说：三天，你别指望睡觉。说完他就走了。这时我的脚肿的就像馒头一样，大胳膊、大腿、膝盖以下都是黑的。

又隔了一天，李志民把我叫到院里晒着，让我做各种动作，我不配合，什么也不做，突然他把我推倒在地，拿起木棒就打，地上泼上水，打的疼的我翻滚，弄得满身都是泥，不小心，把头碰到砖地上，鲜血直流，流的地上、身上、头上，全是血。他就不打了，叫来医生，包扎好，把我抬进南房。他对两个陪教说：“把她的脏衣服洗一洗。”我说：“不用，上班时我还要穿呢。”（上班指被打的时候）他灰溜溜的走了。

每次打过之后，晚上，我躺下就睡着了。今天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胡思乱想，每次打得时候不怕死，就是不配合邪恶。今天睡不着，自己心里就想：就在这里等他们往死里打吗？如果死了，不就是见不到世间的师父了？就看不到法正人间，也就救不了众生了吗？不行，我要找机会逃出去。那时对大法认识不太深，悟性也差，不懂什么是正念，更没有修出慈悲心，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我要证实法，要坚定的维护法，翻江倒海的想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一走出南房，看到贴着墙的锅炉刚被点着，冒着浓烟，远处有一两个人，点炉的老头还在，我就蹬着锅炉上墙，两米多高的墙就跳下去了，院外对着大门有一条南北方向的大路，我就直奔大路跑，刚到路边，就被从大门出来的闫权和几人抓回来。

闫权抓着我的上衣领子，边走边打，一直到了南房门口。又把我绑在铜丝床上，紧接着是拿起木棒就打，我闭着眼，咬着牙，一声不响。闫权边打边说：你喊呀，你说呀，怎么不说话了？我也不吱声。他打累了就走了。我就在这被晒了一天，到了晚上，有把我连人带床一起抬进南房。我听到有人说：“她还没吃饭呢。”闫权没人性的说：“没事，三天两天饿不死，别理他。”就这样，在床上绑了我一天一夜。

第二天上午，闫权来了，一进屋，他就垂头丧气的说：“你可把人熬煎坏了（方言），你看我这头上的汗，腿上的汗。”并拉起裤腿让我看，说：“你走吧！我可跟你熬煎不起了。”他又说：“我给贺贵打电话了，回去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说着就把我解开。

我躺在床上，中午有人给送了一碗稀饭。下午，贺贵来了，进屋看我，我没有说话，他就走了，听后来有人说，他怕我死在半路上，不想负责，所以不往回拉我。

又过了两天，六月十日上午，我到水房洗了洗头发，恶徒们看见了，马上后边跟着我进了屋，满脸堆笑的说：“你的精神很好啊！拿上你的东西，咱们到外面兜兜风吧！”就用小车把我拉走，离开宋氏山庄，到了一个好像是车马大店的地方，又拉上法轮功学员林姿，连司机和送的人，我们共四人，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一直把我俩送到张家口沙岭洗脑班。

张家口沙岭洗脑班

到了张家口沙岭洗脑班，看管、监视我们的人每星期换一次，每次两、三个人，只是陪着我唠家常，一天市里来了一个高官，说是政治部的许姓主任，他说：“你怎么老是不想回家呀？”我说：“我要想回家，在宋氏山庄不写三书，到你们这来写四书？”他说：“你不用写四书，只说不炼了就行。回家你还炼你的功，被抢的一万元钱，我给你找回来！”当时我还不太相信，只是没有说话。他又说：“如你能配合，我明天就送你回家。”我也没有考虑就说：“能配合。”

第二天，八月十三日，他让我给他写一个纸条，写上我不炼的话，他就亲自用漂亮的小车拉着，把我送回家。当时在路上和回家后，还以为自己真幸运可算碰上好心人了，到以后一段时间，才醒悟了，原来自己是被伪善骗了，重重的上了一当，心想：修真善忍怎么能说假话呢？想骗别人，却骗了自己，越想越不对劲，大脑里像一团乱麻。

秋末冬初的一天上午，和老伴包饺子，包的差不多，我就一溜烟出了街，兜里装着事先写好的严正声明书，直奔派出所，进屋一看，只有一个人（原来那天是星期天，我也不知道），我对他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给你送严正声明书来了，你看看。”他说：“你等着给所长看吧！我看了，所长会打我的。”我把严正声明书往桌子上一放，说：“看不看是你的了，送不送是我的了。”说着我关门就走。

一路上回家，脚步轻松，别提多高兴了。我对老伴说：“明天我想去大闺女家住几天，”他说：“去吧，散散心，也好。”第二天一早八点前，趁派出所没上班，自此流离失所到二零零三年，非典暴发后，才回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