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宪法》、《刑法》之规定，四十五岁的王改珍女士近期向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犯下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绑架罪、滥用职权罪等，请最高检察院对被告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追究江泽民的一切罪行。

王改珍女士在控告书中说：“我被绑架后，不到三岁的孩子在托儿所，亲人多方打听两个多月才找到，可怜七十多岁的婆婆抱着孩子放声大哭，她哪能经受的了这仿佛天塌下来一样的灭顶之灾，一老一小整天以泪洗面，最终可怜的婆婆积郁成疾，在我从劳教所回来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又因讲真相遭到恶人举报，被大同城区分局的警察从单位绑架被劳教两年，……可怜不满十二岁的儿子失去爸爸，又没了妈妈，七天七夜呆在网吧不出来，亲戚找到的时候孩子瘦的不成人样了……”

下面是王改珍女士陈述的部分控告事实与理由：

我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份由我丈夫（郭红日，原北京炮兵研究所少校）引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拜读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后，人生中不解的谜团全解开了，心情豁然开朗。从此我按照“真、善、忍”这一准则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在我提升了道德品质的同时也健康了身体，以前我得过乙肝，修炼后化验表面抗原奇迹般的由阳性变为阴性，以前得过的人工性荨麻疹在修炼后也好了，浑身轻快。那时我丈夫也修炼，我俩发生矛盾各自向内找，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心情非常愉悦，邻里、同事都羡慕我有个好丈夫，有个幸福的家庭。

然而，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于天津公安局非法抓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发生了四二五中南海大上访事件。得到消息后，我也参加了中南海上访，从那以后我家就被骚扰不断，麻烦不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天，我们一家三口从北京坐火车回老家，当时还不知道电视上已经开始诬蔑法轮功，到了婆婆家一看炮兵研究所的领导已经到那了。还没一杯茶的功夫，我丈夫就被他们带走审查去了，那时我还想是不是国家领导人不了解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我们一家三口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以自身的变化向国家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可是刚走到半路就被我丈夫的领导截住带回单位，随后他就被隔离审查，我和孩子被送到大同驻京办事处，后又被接到单位，领导逼我写下不炼功的保证后，才让我回了我父亲家。

一家三口被迫两地分居，一直到第二年七月份，在我丈夫的再三恳求之下领导才让我娘俩回到北京，回去后原来的家不让住了，领导让住在离哨兵最近的一间房子里，以便监控我俩的行踪。在这期间他的领导经常找他谈话，并说：“你说法轮功不好，保证不炼了，就留在单位，如果说还炼就转业回老家”。我们选择了说真话，后来他被转业到了大同市七零研究所。走的时候他的领导拉着他的手说：“说句心里话，我真不想让你走，处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的人品好又是个难得的人才，所里培养一个尖端人才多么不容易呀，唉！没办法，上边的命令，考虑你转到地方没有用武之地，我托私人关系让你回了七零研究所，你学的东西还能用上，这样对你或许会好一些。”

二零零零年十月六日，也就是他转业回家的前一天，我们领孩子到天安门广场遛弯，我看到一个大法弟子高喊“法轮大法好……”，随后便被一群警察殴打，我喊：“郭红日，你看”，他就被两个便衣拽着胳膊推上了警车，他被带走了。

我怀抱着两岁的孩子不知该咋办，一位好心的功友让我到她家住了一晚，我走后她家就被抄了。（后来才知道我一直被便衣跟踪回到大同），我不愿意再连累任何人，抱着孩子辗转回到了我婆婆家（大同县养老洼村），一进门三嫂气喘吁吁的跑来说：“呀！你回来了，听说红日被抓到大同市看守所了，（后来他在团河劳教所被劳教一年）三女（我小姑子，当时也炼，后来被绑架到劳教所受到严重迫害，回家后不敢炼了）也被抓起来了，现在派出所好多人正向咱们家来了，你赶快带着孩子躲躲吧。”

拖着疲惫的身体，抱着熟睡的孩子我该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能流离失所。

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诬蔑法轮功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这是栽赃陷害，它能骗了不修炼的人，骗不了修炼人，那么多世人被谎言欺骗了，我要向世人讲明法轮功的真相。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日我因发放真相资料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大同县派出所伙同大同市公安局强行把我绑架到大同市第一看守所非法拘押了十个多月。

我被绑架后，不到三岁的孩子在托儿所，亲人多方打听两个多月才找到，可怜七十多岁的婆婆抱着孩子放声大哭，她哪能经受的了这仿佛天塌下来一样的灭顶之灾，一老一小整天以泪洗面，最终可怜的婆婆积郁成疾，在我从劳教所回来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在看守所期间我因坚持修炼，被戴上了五十公斤重的穿心链，戴背铐，被野蛮灌食。为了转化我，所长把我不到三岁的儿子和我的亲人以及电视台的记者、六一零的、妇联的、市局的大约二十多人带到看守所会议室并对我说：“你说法轮功不好，不炼了，就放你回家”，儿子拉着我的手哭喊着“妈妈回家，妈妈回家”。我怀抱着儿子心都碎了，怎么办呢？说真话就进一步受迫害，说假话就回家，我流着泪对儿子说“我们不说假话，不做昧良心的事，儿子我们要坚强”。就这样我又被送到太原新店劳教所被劳教三年进一步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月份，我丈夫和大同市国安的人接我回家，下车的时候，国安的人（名字不详）塞给我一大把钱，吓了我一跳，我推脱了，回家后我问我丈夫：“他为啥平白无故给咱们钱”，再三追问下，我丈夫才说：“国安的人让他当特务监控国外一个同修”。我急忙说：“我们不能做没良心的事，他们是做好人，如果他们是做坏事，你监控他行”。我丈夫说：“我没做，为这事他们常找我”。过了几天，我丈夫下班回家，看他心情很不高兴，我问：“怎么了？”他说国安的人又找他了。过了几天我家电话又响了，我丈夫说又是国安的人找他，我接起电话问：“你们是国安吗”？对方说：“嗯”我说：“你们以后不要找他了，他不愿意做那事，你们这样纠缠他，会影响他工作”。对方听后很不高兴并且骂骂咧咧地把电话扣了。

在那之后一到敏感日，居委的人、派出所的人或者单位领导就会到家骚扰，要么就是跟踪，就连到北京走亲戚都不让，我丈夫为这事心情很烦闷。二零零六年的十月三日他不幸出车祸走了，走之前他还和我议论这个事说：“我们好象活在几千双眼睛下，啥都是透明的，这叫啥世道啊。唉！”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七日晚，我还在为失去丈夫而悲痛时，大同市云泉分局的高锦峰带领好多人到我家大搜捕，我家的电脑、打印机、手机、孩子的复读机、皮箱等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我和孩子被带到二机厂保卫室待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单位出面，才把我放回家。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又因讲真相遭到恶人举报，被大同城区分局的警察从单位绑架被劳教两年，市局和城区的七、八个警察领着配钥匙的人撬开我家的门抄了家，我家电脑、打印机等值钱的东西又被抢劫一空。儿子正在上初中，可怜不满十二岁的儿子失去爸爸，又没了妈妈，七天七夜呆在网吧不出来，亲戚找到的时候孩子瘦的不成人样了，众人看到都觉的可怜，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我在劳教所里被强制转化，他们让其他犯人二十四小时把我包夹着，不让我睡觉，强迫我听诬蔑法轮功的焦点访谈，队长找我谈话说：“来了这儿就由不得你了，你必须转化，不转化就强制你转化”，我说：“共产党从小教育我实事求是，劳教所的标语是诚信做人，我从小都没做到，学了法轮功后做到了，你为啥要强迫我说假话，最终在我强力抗争下，队长停止转化迫害，把我放到吸毒队做苦役。

以上所说全是事实，我也只是诉说了我受迫害的部分事实，其中精神上受到的迫害我用笔墨难以述说，我所承受的迫害在法轮功学员当中只是冰山一角，有多少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有多少大法弟子家破人亡，有多少大法弟子妻离子散，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失业，有多少大法弟子流离失所，又有多少投入监狱劳教所打伤至打残，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江泽民对全世界、全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令人神共愤。

作为几次从生离死别中走过来的我，起诉江泽民不是为了个人恩怨、不是出于仇恨、更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让真相彰显于天下，让正义畅行于世间，让做恶者成为后世永远的警示。在这期间参与迫害大法的各级人员有很多人明知大法好，但是迫于上面的压力，为了自保、为了饭碗、为了生存，被迫助纣为虐，致使这场迫害持续到现在，这场浩劫不仅使法轮功学员的身心惨遭虐杀，还通过煽动、欺骗、胁迫中国民众参与这场迫害中，使人陷于不义之中，从而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义良知，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极速下滑。而被告人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佣者，我今天只把他告到审判台，是给还有良知善念的人一个改过的机会，作为最高检察院肩负着维护国法，匡扶正义，除邪灭乱的使命。在此，我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真正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和前途为重，行使国家、人民和宪法赋予你们的权力，对被告人江泽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立案侦查，追究被告人的一切法律责任，结束这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