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我刚刚进入修炼没有多长时间时，江泽民一声令下，铺天盖地的打压，一夜之间法轮功在电视上成了向全世界宣传的新闻。大队公安员（张纪勇），在喇叭里喊：叫炼法轮功的人到大队。我们三个人都去了，开始问话：（张纪勇）问我：你还炼不炼？我说了声炼，他就大呼小叫的、拍桌子瞪眼、就开始乱骂了，说这是×××教。我说：不管什么，我也要炼，反正我全身的病好了。他说：你还挺厉害的，国家不让炼你就别炼……。

去北京证实大法好，被迫害

我听说同修都纷纷走出去正法，我和同修商量了一下她也同意，就这样我们出了家门，一大早就到了县城，到了车站坐上了开往北京的车。到北京大约十里左右吧，又换上去天安门的车，到那儿转了一圈，坐了一会起身到了人多的地方，我俩一起大喊：“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人们听到喊声都离我而去，只有恶警一拥而上。我还是高声喊着：还我师父清白！善良的人们醒悟了！恶警把我团团围住，我想跑也跑不了，一个恶警一把拉住了我，把我推上车，又去找那个和我一起来的同修，找过来就把我俩拉到了警察局。那个恶警发疯似的就打人，那个同修个子高先打她，把她的脸都打肿了。我低着头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子。我还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又打了我一下，然后我抬头看他，他不打了，才把手放下了。把我们的钱都抄走，不给了。

过了一会把我们俩拉到一个地方，和外地好多同修在一起见了面，我们大家很热心地围了一圈坐在水泥的地上背法、发正念。半天过去了，下午又要我们走了，上了车不知又要送哪迫害。下车后，先是把我们关在四面没墙就是全铁栏杆、水泥地，三四月份天还很冷，在那儿被关了一宿。

天刚亮了，一个警察胖胖的，个子不高，一进门就让我坐下，他问我：你是哪里的人？我没吱声。又问我家有几口人？你是哪个县的？我看了他一眼，也没说话。他就急了，打了我一个耳光。我说你打我干什么? 他说：我问你，不说话我才打你的。又进来一个不到三十岁的警察问我：大姐你说你住在哪里，马上就可以回家。我说：真的？他说：嗯。过后我把这件事告诉同修……就这样我们听信了那恶警的谎话。他们不但不让我们回家，又把我拉到一个宽敞的大院里。我一看到有那么多的同修都关在一块。不让我们说话，那么多的恶警盯着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我们只是用目光相互看看，透露出一种对师父、对大法的尊敬和坚定。

排队开始照相，坐在地上把腿叉开，同修们不听他们的安排，就打。我看打同修，打的那么厉害，我心疼的哭了。还要我们照相，不配合，就抓着头发，拽起你就走。

像是照完了，叫出去十几个同修其中有我，走出大院上了车，里面空空，有座位不让坐，叫坐在中间地板上。一恶警恶狠狠的说，都给我好好坐着，谁也不许动。手里拿了个很长的手电，嘴里还不住的乱骂着。那一尺多的手电往我们的头上打，我排的是第六个，把我绕过去，挨着就打我后面的同修，打的同修都要吐了，恶警说：吐出来再给我吃了……。

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把我俩叫出去坐上另一辆车，送到了驻京办事处，到那已经是八点多了。一下车就遇到了办事处的恶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就破口大骂，什么不好听的话都让他骂出了口。

坐了一夜天亮了，一大早我们东小庄乡的书记李志昌、开车的张录，来接我们到县看守所。张录一见面就说：“四婶你不好好在家，出来干什么？”我说：“不要跟家人说我出事。”他说家里人都乱成一团了。

在北京待了三天，好象三年。离开这儿坐上了张录的车开往涿鹿县。那个书记李志昌就问：“你们家都有钱吗？”我就说没钱，李志昌又说没钱就难办了。意思是想要点钱。

看守所迫害勒索钱财

到了看守所，一见面那人就说：“你们瞎折腾把家弄成什么样了。”罚了（五千元钱）、又把三轮车开走了，一个人跟我说：她们又罚了（一万元钱），把你家人叫到大队挨打，把你家弄得乱七八糟。又搜出好多书。”我说：“你去我家了？”他说嗯……

一恶警把我俩叫去，说了一些看守所规章制度。然后把我们分开，不让回家。邪党迫害好人，家人害怕邪党。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孩子下跪求我，丈夫、亲人骂我。我丈夫说：“你过来我打你两个耳光，你看看你成什么样了。”恶警见丈夫骂我，恶警骂我是冷血动物。

在看守所半个月，董飞提审我，给我戴上了手铐。进门就让我坐下。问我：“你是胡勇的姐姐吧？我说：“嗯。”又问我“谁把东西送你家的”。我说：“炼功人那么多，我哪知道。”他说：“人家送东西的都承认了。”我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绝不会出卖一个同修的。”又说：不在家待着，去北京干什么?我说：因为法轮功是最好的功法，我那么多的病都好了，我师父是清白的，我得说句真话。他又问我：你说：你还炼不炼?我说：“炼”。他说：那就判你三年。

在高阳劳教所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四月份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由潘润萍把我送到高阳劳教所迫害。

到了劳教所让我们把衣服脱光搜身。这个队长叫叶素仙很邪恶，成天叫干活。如果要休息一天，就强迫让我们在大院听喇叭里诬陷师父、诬陷大法的邪说。让我们写揭批材料。整天都是洗脑、转化。不转化，就叫邪悟人员天天给做工作。我在邪恶的黑窝里的迫害压力下被转化了，写了三书。逼我写三书的人叫（王纪东）。写了三书后，自己的心里特别难过，真是对不起我的师父。

在邪党的迫害中，两年半的牢狱之灾。真的是吃了不少苦，什么活都干，摘棉花、掰玉米、叠手卷、做炮、毛毯厂、喂鸵鸟、挖大沟等。只要你能动恶警就让你干。一天一天的熬了不知多少的夜晚，度日如年呢。

我记得二零零二年十月的一个中午，一个警察叫我上二楼，我不情愿的跟她上来，一看那么多警察都在那儿，我有点惊慌，恶警们看出我的弱点，就说不要怕，我们都是为你好。快过年了，你放弃法轮功，真心转化我们是可以叫你回去的，亲人们都在盼望你回家呢。就在这时谁不想家呀，一天都不想待，因回家的心太强了，就对恶警说不炼了，我要回家。就这样恶警用假慈悲、假善来劝我放弃大法、放弃修炼。两次的欺骗使我看清了邪党的真面目。

二零零四年五六月份的牢狱迫害结束了。亲人们把我接回了家。丈夫怕我再有什么事，让我出去打工。打了半年的时间，我就不想打了。老在外面打工这也不是个事啊。我必须得回去，我跟丈夫说：这两年的迫害，身体怎么样，跟他说明白，丈夫也不怎么高兴，可是丈夫又不能硬管我。丈夫打工，我在家种地，还能学法。见了有缘人还能讲真相，虽然做不多，总算在迫害中走过来了。由于邪党的迫害，我丈夫原来也跟我炼功，九九年的打压，吓得我丈夫不敢炼功。在邪党的恐惧下，不敢说真话，在邪恶的压力下得了重病失去了生命。

借奥运村委会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的一天，午休时，我村妇联李桂香到我家对我说要开奥运，说让我去大队。说：乡里副书记（胡君园）要跟你谈话，一会就回来。丈夫说那就去吧。我对妇联李桂香说：你们说的话我都不相信。她说“四婶走吧，一定算话。你要不去胡君园要往乡里闹你。”就这样去了，问了我好多话，不让我回家，就让我在大队住着，有家不让回。

在大队非法关押迫害我一个月。我想回家，监视、看着我说：你交3000元钱就叫你回家。迫害的我家哪有钱呀！那时不明真相的村书记白光明，也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

以上是中共邪党江泽民流氓集团指示下迫害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