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沈月红女士陈述的她全家十六年来所遭受迫害的事实。

我丈夫杨建君遭受绑架、毒打、游街、劳教、判刑

我丈夫杨建君，河南许昌县湛涧乡小店人，河南大学外贸经济系本科毕业，他于一九九六年在开封上大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处处以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大学毕业后在河南许昌长葛市一个大型日资外企上班。他为人豁达、真诚善良、乐于助人，对工作有高度责任感，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很快就得到日方高管器重，半年后，就被提拔为部门科长。

杨建君

江泽民出于妒嫉，利用手中的权力，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为了给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杨建君秉承对“真善忍”的信仰，第一次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绑架关押，后被单位保释出来；

二零零零年七月，杨建君第二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被许昌610国保警察带回，关押在许昌市高桥营看守所。

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早上，许昌市610、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苗仲恺、魏都区公安局政保科文建伟、刘苏萍、各派出所警察很多人来到许昌市看守所，将杨建君和许昌另外九名因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关押在许昌市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五男五女）叫出来，把他们押上警车，要将他们拉到许昌辖区内（五县一区）开上千人的宣判大会，游街示众。

当天上午，警车把他们拉到禹州市公安局院内，每个人都被用绳子五花大绑，两只胳膊被反纽在背后，押上一辆大军用汽车。在开往宣判会场的途中，有很多群众围观。会场四周警车林立，戒备森严，到会场后，把他们从车上一个个弄下来，蹲在地上，用一根长绳子把他们十个人一个接一个串起来，在宣判大会的最后阶段时，把他们都押上会场，并排站在会场前排，每人身后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按着肩膀拧着胳膊。每次宣判大会的最后，男主持人都会用严厉高声喊到：“把他们押下去，立即执行！”像是宣判死刑犯一样。

当天中午，又将他们拉回禹州市老看守所，关到一间屋子里。屋里只有门上有个小洞，那是供犯人打饭用的洞，地上是齐脚深的脏水。当天下午又把他们拉到襄城县，和在禹州一样的遭遇，晚上拉回许昌市看守所，第二天被拉到许昌县、鄢陵县，第三天被拉到长葛市、下午到魏都区。就这样，炎热的夏天，十名法轮功学员在三天中被“宣判”了六次。

二零零零年八月底，杨建君被非法劳教三年，关到许昌第三劳教所关押。他失去了工作，直到二零零三年才被释放出来。

二零零七年元月，我们一家三口在许昌租房住。一天，我丈夫出去理发，回来的路上，被许昌市公安局、许昌县国保大队一大群警察跟踪到门口，还未进院门，在门口外被这几名恶警疯狂的群殴，他被打倒在地，警察围成圈，用穿皮鞋的脚在他身上、头上、面部猛踢。我丈夫当时被踢的口、鼻窜血，面目全非。

杨建君和女儿

另有几名恶警冲到楼上，从我怀里抢走仅十个月的女儿杨一帆，把我拖到楼下，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对我大打出手，四个警察把我摁在地上，脸朝地，双手反捆使劲上抬，其中一个恶警拿脏布塞住我的嘴，另一个抓住头发，猛力抽打。我的嘴被打出血，脸打得青肿，下巴黑青，仅十个月大的女儿被惊吓的大哭不止。正在打我时，邻居家的围墙突然倒塌了一片（大约掉下有三十来块砖头），砖头掉到房东院子里，这些恶警吓的停下了手。我丈夫又被恶警从门口抬进院里。

恶警抢走了我们的私有财产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资料设备和五千元左右的现金，我丈夫被恶警反绑着手臂押走，半个月后再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送许昌第三劳教所。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我和女儿被许昌市“610”办公室的主任宋某和魏都区公安分局的孙丽娜和被称作小涛、小恒的人在宾馆与住处非法讯问、监控了整整三天。

一月二十四日，我被老家潢川县的公安接回，我和女儿被直接囚禁在洗脑班（一个废旧的学校教室里）。一月二十六日凌晨五点多，我逃出洗脑班。女儿在洗脑班哭了一整夜，后被当地610人员送给我母亲。后来我悄悄带走女儿，和女儿一起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杨建君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八年六月，非法劳教期满后，杨建君又被许昌“610”头目宋某直接交给河南林州公安，（在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因林州一资料点被恶警破坏后，恶人又构陷到他）因此杨建君又被关押在林州看守所，二零零八年十月被林州法院非法判刑十年。杨建君上诉，二零一零年四月，河南安阳中级法院执法犯法，仍维持原判，在不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将杨建君送进河南新密监狱迫害。在林州看守所关押期间，我丈夫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再一次被警车拉着，在林州红旗渠广场被游街示众。

八年多过去了，我丈夫杨建君目前仍被关押在新密监狱。

我被劫持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

二零零八年五月，流离失所中的我一路艰辛，带着两岁的女儿准备去许昌第三劳教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丈夫杨建君，晚上我敲开了许昌法轮功学员王海松的家门，好心的王海松一家收留了我们这对难中的母女。不料被监视跟踪的恶警发现，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几辆警车开到王海松家门口，一、二十名警察跳下车，破门而入。因我不配合他们，喊“法轮大法好”，被一名三十多岁的胖警察拿着鞋子猛抽我的脸很多次，我当时被打的眼冒金星，嘴角出血，完全不顾及幼小的女儿惊恐的感受，并在王海松家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抄家。在女儿伸着小手喊妈妈的哭声中，七、八个警察把我抬上警车，劫持到许昌魏都区公安分局，用手铐把我铐在椅子腿上。一个身穿便衣的女人一直在不断的辱骂我。当天又把我绑架到许昌市看守所。

王海松也因此受牵连，被许昌魏都区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家中的电视、VCD、卫星接收器、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被抄走，并被许昌魏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送进河南新密监狱，同时王海松又被原单位许昌通用机械厂无理开除工职，失去生活来源。

我在许昌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公安局的人要求我签字把我女儿送进孤儿院。女儿离别时的哭喊声让我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十一天滴水未进，看守所不管不问，最后我晕倒在地。因为在看守所炼功发正念，被看守所所长和狱警郑洁戴上脚镣手铐，一次在查号时，一狱警在我双盘的戴镣的脚上使劲碾踩，当时脚脖被碾破，在场的女号犯人都吓哭了。

二零零八年十月，我再次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七、八个男犯人按住强行灌食，他们把管子从我鼻孔插到胃里，我拼命挣脱，把管子拔出，使他们没有得逞。狱警郑洁暗中唆使监室中的吸毒犯、小偷经常骂我，每顿饭一个小馒头，菜汤里漂着虫子、烂菜叶，还有泥沙，根本吃不饱肚子。

在许昌看守所每天强制劳动——磨锡箔纸，每天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天黑，少的磨几百张，多的磨上千张，一天活儿干下来腰酸背痛。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迫害中，我身体出现长期低烧，胸腔积水，监号里的吸毒犯骂我装病。我面黄肌瘦，在出现生命危险时，我被强行戴着脚镣拉到医院抽胸腔积水，并出现肺结核症状，身体极度衰弱。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下午，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对我和王海松、常青开庭。开庭时，法院不准许群众进场旁听，连我们的家属也不准许一人进场旁听。开庭过程二十几分钟时间，草草收场。我被许昌魏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送进河南新乡女子监狱迫害。

一家人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十六年中，我和我的家人只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做个好人，就被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二零零三年，我丈夫杨建君正在许昌第三劳教所关押期间，我的公公，法轮功学员杨兴亚，于二零零三年在开封给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绑架。当时我公公、婆婆、小姑子在开封做生意时租房住，警察到我公公家租住的房中抄家时，又把我婆婆——法轮功学员邢秀枝绑架走，关进开封看守所一个月，我公公被判劳教一年，关押在开封劳教所。房东因胆小怕事，强迫撵走小姑子，逼她搬家。可怜的小姑子当年只有十七岁，面对这突然的变故，父母哥哥因修炼法轮功而失去人身自由都不在身边（当时我和建君还没认识），在开封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流落街头……

我公公从劳教所回来后，身体出现严重病业，二零零五年九月，在医院中，因担心我和建君的安危，在极度恐惧不安中离世，双眼都未能闭上，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当时家人在医院太平间到殡仪馆为公公办理丧事时，公公家租房的房东撵我们走，我和丈夫（当时正流离失所中）租住的宾馆、医院附近到处布满“610”的便衣，在殡仪馆还有人偷偷拍照。在我公公尸体还未来得即火化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带着有病的母亲，在恐怖中匆匆离开开封，公公的后事留给我的小姑子，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小妹妹处理。第二天火化时，我们一家人都不在现场，真是凄惨悲凉。三天后，我和丈夫在郑州租住的房子被警察抄家，房子里面的私人财物被洗劫一空，我们走脱了。

我的婆婆、法轮功学员邢秀枝于二零零三年在开封被恶警抄家时绑架走，在开封看守所关押一个月，从此旧病复发，于二零零六年六月离世，年仅五十三岁。

二零零八年五月我在许昌被绑架时，在我的老家河南潢川县，我的父亲刚刚病逝几个月，我的父亲在生病期间，面对公安抄家，抓捕制造恐怖加重病情，在担忧我和女儿的安危中离世。我母亲在思念父亲的悲伤中，听到女儿被绑架的消息，冠心病复发，蹲在地上，腰部受伤，从此落下病根。

我的女儿，二零零六年三月出生，从她出生就每天与我生活在害怕恐惧之中。十个月时父亲被绑架劳教判刑，和我一起被绑架进洗脑班，之后又随我滇沛流离，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两岁多时，恶警当着她的面殴打我，并把我强行带走。我被绑架后，女儿被许昌公安送回潢川，交给我年迈的母亲抚养，远离父母，以至后来见到外婆家来亲戚，她都害怕的躲到门后，不敢出来，她的外婆面对此情此景，心疼的整日以泪洗面。

我从监狱出来后，无家可归，只好回到老家潢川，带着女儿，在娘家搭一间简易的活动板房，忍受着酷暑和严寒，艰难度日。

二零一五年七月，我丈夫杨建君仍被关押在河南新密监狱，每天强制劳动十个小时，狱警现在还在以加期相威胁，逼迫他放弃“真善忍”的信仰，他在狱中每天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

监狱的接见日时，我带着女儿千里迢迢坐车七、八个小时，赶到监狱去看望丈夫时，只能隔着玻璃，用电话在被狱警监听的情况下说十几分钟的话，有时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狱警把电话掐断。

潢川县公安局严重歪曲事实　抹黑法轮功

我一九九九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习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与本县法轮功学员吴世伟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在新县火车站被新县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送到潢川公安局，抄家后被送到潢川县看守所，几天后我又被异地关押在息县看守所。三十七天后，我父亲被迫交了“保证金”才把我放回。我刚回家7天，潢川县公安局以我曾在二零零一年给潢川县政法委、公安局、县委写过劝善信为由，又将我非法劳教二年，潢川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赵淼带人到家抓捕我时，我从后门逃脱，从此流离失所。

二零一二年我回到家乡后，才得知潢川县公安局赵淼、辛海军等恶人当年为了抹黑法轮功，将我与法轮功学员吴世伟在新县讲真相被绑架之事，严重歪曲事实，制造假新闻，以“在旅馆的床上抓住这对狗男女”为内容编成宣传页，向各街道、乡镇、村委派发，严重抹黑法轮功，欺骗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对我人格攻击侮辱，使我身心受到巨大伤害。

以上所述，我和我的全家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对待，都是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所造成的，其行为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由于“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江泽民应负法律责任。望检察院对江泽民进行立案侦查，将其绳之以法，为受害的百姓伸张正义，为民除害，还世间公道，还法轮功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