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惶青春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我在抚顺石油学院读书期间，每次剧烈运动后，都四肢僵硬无力，坐在床沿上半天站不起来，从高低床的下铺上到上铺很犯愁。也不知将来会怎样，心情凄苦到了极点。

焕然新生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学炼了法轮功，立刻被美妙的法理所吸引，身体也迅速的变好，心情也很愉快。我过去一直担心有一天会瘫痪，现在有了新生，还有什么奢求呢。所以，遇事我都想得开，忍得住，和同事、朋友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又快乐又充实。

惊天霹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在宁夏化工厂施工，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诬蔑法轮功，公司保卫处张姓警察告诉我：“不许再炼法轮功。”他还多次向同事打听我的情况。七月底，张姓警察要我回兰州公司总部把炼功情况说清楚。

我被迫回到兰州，公司保卫处耿部长，干部处王科长等十多人召开了会议，要我写不炼功保证，当时我想：公开场地不让集体炼，就自己炼吧，就写了一个不参加集体炼功的材料交上去了。后来，通过学法认识到，这是一种败坏了的人的做法，根本不符合真善忍的法理要求。

上访

一九九九年底，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父母都因炼功而被乡政府、派出所骚扰，思想压力很大。我决定去北京上访：炼法轮功没有错，政府误会了。

大年三十，我到达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停着好多警车，不时有人被带上车，我一问车上的都是法轮功学员，我就告诉警察我也是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结果也被带上车，送到了北京天地分局，随后又被转到兰州驻京办。第二天，临洮街派出所和单位来人把我转送到兰州市西固区寺儿沟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间，临洮街派出所王姓警察还专门到我宿舍非法搜查了一番，结果只搜到我写的一篇修炼心得体会。

十五天后，我回到了公司，但还是被非法监视居住。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又和母亲一起到北京上访。天安门广场上人很多，不时有法轮功学员打横幅。“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此起彼伏。母亲很快就被警察非法带走了，我怀中揣着一个横幅，想等一个人多的机会打出来，结果引来了警察的盘问，随即也被非法带上警车送到天地分局。

因我怕连累单位，没有报姓名，就被转到北京顺义分局。在那里，我经历了数小时的诱供、恐吓、殴打，最后，两个警察拽下我的裤子，用高压电棍乱电，我又惊又痛，被迫报了姓名。

兰州驻京办来了一个主任接我，来去的打车费都让我们付。我们很多人被关在一个宾馆内，晚上，我跑出了宾馆，又一次去了天安门，我在金水桥上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立即被警察扑倒。这次不知被带到哪里，也是经历了一番逼供，天快亮的时候，我想反正我先前已报过姓名了，单位可能已经来人了，就又报了姓名。我被兰州市西固区临洮街派出所的张姓警察和单位保卫处人员遣送回兰州。两人来去花费说是五千元，都从我的工资里扣除。

诱捕

二零零一年元月，一天下午我在机械厂干活，忽然保卫处的人开车来说：公司申浩航经理要找我谈话。我便骑自行车回到了公司，保卫处耿部长等人说：“申经理还在开会，你先到保卫处等一会。”一小时后，临洮街派出所王姓警察忽然出现在保卫处，宣布说我因炼法轮功上访被劳教一年半。随后，他们把我强行推上车，送到了平安台劳教所。

非法劳教

我被分到四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叫扈相贤，一个副队长叫王绪生，外号王大炮。二零零一年初，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出笼后，环境明显恶劣了。劳教所强制转化学员，把转化指标和中队队长利益挂钩，为了达到转化目的，队长使用了各种手段：不让学员说话、不让家属探视、指使犯人殴打、高强度奴役劳动、超额下达任务、完不成株连全组受罚……

二零零二年春耕的时候，王大炮让我、陈德光和赵贤六拉磨耙，平整土地。王大炮亲自踩在磨耙上，怒气冲冲地吆喝。王破烦（另一个王姓队长）用柳枝抽打天水学员马永康。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的右眼先是被树枝划破发炎，后又被扈相贤捣拳击，眼睛肿胀睁不开，脓水不断从脸颊流下来。一天夜里，扈相贤把我铐在床上，让几个犯人看着，我一打盹，一闭眼就被捣醒，白天还要照常出工，这样持续了五、六天，我仍然拒绝写所谓的四书。一天傍晚，扈相贤两眼喷着凶光，对我一顿拳打脚踢，又拿出一根小指粗的麻绳，指使几人给我“上绳”。几个人把我摁在地上，扈相贤亲自动手，上完绳后，又叫人把我吊挂起来。我立刻感到五内俱焚，汗如雨下。我感觉坚持不住了，心想哪怕是死了也不能背叛师父，就让他们把我放下来，把纸墨拿过来。我休息了一会，乘人不注意，跑出房门，向对面的砖墙撞去（这是被逼无奈下的做法，是不符合法的，不能效仿）。

二零零二年七月，我走出了平安台劳教所这个人间地狱。

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一直停发工资，妻子去单位保卫处询问，保卫处人员说：“他的工资每月给平安台劳教所交伙食费还不够呢。”妻子反问：“一个大男人在劳教所每天从早到晚的干活，这些劳动还不够他的饭钱？”保卫处人员哑口无言。

因为这一年半一直没发工资，妻子在生孩子的时候既没有人照顾，也没有经济来源，全靠亲友们的资助才渡过难关。

二零零一年底，单位保卫处叫妻子到单位去参加一个茶话会。结果又是一个骗局：保卫处耿部长让妻子抱着幼小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到平安台给我做转化工作。并且还要让记者采访、录像，上电视，借此给他们提供升官发财的政治资本。被妻子拒绝后，马上翻脸，再也不提带妻儿探视我的事了。

回到单位后，单位派我到外地干活，公司保卫处都派专人到所在地监视。二零零三年底，我签了买断协议，离开了公司。

这些年来，为养家糊口，我辗转各地打工，维持一家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