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来，吴凤因上访遭绑架，勒索钱财。从此家无宁日，被骚扰，非法抄家，勒索钱财。

二零零八年，吴凤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她在红兴隆看守所被戴背铐、脚镣，疼痛导致吴凤昏迷。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强制洗脑、做奴工。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吴凤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邮递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书。

吴凤

以下是吴凤自述遭迫害详情

我叫吴凤，今年六十九岁，家住佳木斯郊区望江镇。我曾患有腰间盘突出、心脏病、气管炎，咳嗽的晚上睡不着觉，前胸都疼。心脏病经常发作，身体没有力气，活得真是生不如死，没有意义。一九九七年五月份，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我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我看起来非常年轻，就象变了一个人，我的变化使我们全家人非常高兴，他们都支持我学法和炼功。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开始铺天盖地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压。

一、上访遭绑架，勒索钱财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我和法轮功学员韩春荣决定要进京上访，要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可还没到北京，在天津被拦截，我们被当地派出所所长柳少臣等几人劫持，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钱物都被抢走了，一路上也没给我们饭吃，还骂骂咧咧的，把我们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十三天，在看守所吃窝窝头，喝大头菜汤，汤里有泥，派出所所长柳少臣勒索我儿子四千钱，我被放回家。

之后的日子里，真是家无宁日，当地的警察经常到我家骚扰、恐吓，弄得全家都担惊受怕。

一天，我跟孙子从儿子经营的饭店往回家走，柳少臣唆使三个协警绑架我到派出所，柳少臣以村子里的法轮功资料都是我散发的为名，企图把我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儿子得知消息后，去派出所找我，他们无故抓我，没有任何证据，最后柳少臣勒索了儿子五百元钱。

后来，派出所换了姓郭的所长，一次他和几个警察去我家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回答“是”。他说：“跟我去派出所一趟”。他们在我家乱翻一气，我老伴看到他的无理行为，大声质问他：“我看你今天敢带走她，有事没事都上家里来闹一场，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无故就罚钱。炼法轮功好像是有什么短处似的，这不是官逼民反吗？”郭所长说：“那没办法，我们是上指下派。”最后他们灰溜溜地走了。

二、戴背铐、脚镣至昏迷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九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刘景艳、蔡桂芳、蔡桂荣、蔡桂芹、杨丽共六人到江川农场挂真相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天被江川公安局白局长等十几人绑架，当晚被劫持到红兴隆看守所。

红兴隆管局的副局长徐连斌和管教对我们天天骂骂咧咧地，像个流氓地痞。家里孩子给我送四大包吃的东西，被看守所的警察扣留，没给我。几天后，金管教（女）让我们挂上大牌子照相，我不配合他们照相，那位金管教气得让一个男管教给我戴上背铐，脚上戴上几十斤的脚镣，这种刑具对我这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真是难以承受，非常痛苦。

后来手铐开了，两天后，管教看我没反映，发现我没戴背铐，就又来给我戴上，而且戴的非常紧，把手腕压进一个大坑，都流血了。我承受着无尽的痛苦，真是语言难以描述，生活不能自理，法轮功学员们帮我洗脸、喂饭，照顾我两天一宿。同屋的常人都吓哭了，为我心疼着急。我当时的心情真没想到我还能活着，我就告诉文化高的杨丽：“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出去后一定要揭露邪恶，给它曝光。”我戴背铐两天一宿，分分秒秒我都在巨大的痛苦中煎熬，我痛得昏迷过去，全屋的法轮功学员都大声喊，喊来管教来给我打开背铐和脚镣。来了一个狱医说：“这样的刑罚可不行呀。”姓邵的男管教以为我是装的，竟毫无人性地穿着皮鞋踢我两脚。

酷刑演示：背铐

戴背铐后

有一天夜里，恶警在农场绑架了一帮法轮功学员，关押在隔壁房间。有位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把牙都打掉了，恶警真是太邪恶了，后来那些法轮功学员也被判刑入狱了。

我在看守所里恶警经常提审我，每次提审都戴着手铐和脚镣。有一天夜里提审我，因为天黑，我下台阶时一下子就摔倒了，脚和腿都摔坏了，难以行走，他们也不给我治疗。因为看守所里潮湿，我们一屋子人都长了满身疥疮，真是十分痛苦。恶警给我们消毒，也不知道用的什么药，关窗关门不让我们出来，刺鼻的药味，很多人恶心吐，年岁大的刘景艳咳嗽吐血，很长时间才好。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红兴隆法院开庭，我被非法判了三年六个月的冤狱（审判长刘丹，审判员袁兆斌）。快过年时全家到看守所看望我，老伴、儿子、儿媳都泪流满面，十分痛苦心疼。在临走时，十二岁的小孙子哭喊：“奶奶快过年了，快回家过年吧。”我戴着手铐脚镣，一步一回头，看到全家人为我承受痛苦，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半年。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也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五，半夜，恶警将我们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我们被戴上手连手的手铐和脚连脚的脚镣，两三个人铐在一起，当车行到半途中，警察去吃饭了，扔下我们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六十多岁，在车上又冷又饿，想上厕所也去不了，真是寸步难行。

三、做奴工、强迫洗脑

我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是强行转化、严管监区，因为我在看守所受到酷刑折磨，身体瘦成皮包骨，十分虚弱，出现了高血压的状态。二零零九年正月初四，恶警和帮教黄丽萍，乔红丽想让我转化，我拒绝。过了几天，监道长崔湘，组长张金华写了四书（保证书、悔过书等），在我犯高血压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强行拽着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老太太是为你好。”我说：“我是不情愿的，按了也不算。”在十一监区时刻都有包夹跟在身后，天天码坐看洗脑的电视，没有一点自由。

煎熬了五个月后，我被劫持到巩固监区（七监区），每天要到车间做奴工叠纸袋，十二个小时的超强度劳动，我身心都很疲惫。我是被强制所谓的“转化”，我写声明证明自己是坚定修炼法轮功，交给监狱里管法轮功的大队长程秀艳时，她生气地说：“你可对得起你师父了，让我造业。”

在出监前的三课考试时，我坚决不配合，她们让我写申请书，我在申请书中写到：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所以不参加三课考试，不参加监区各项活动。在出监前的谈话中要按手印，我也坚决不配合，没有按。让我签大照按手印，我说：“我不承认这些强加的罪名，我不按，我也不要。”全屋的人为我担心。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我获得自由，法轮功学员们站在监栏门里含泪看着我，我心情非常沉重，也非常难过，含泪对他们合十敬礼，常人也送我，我对她们摆摆手，监狱大队长说：“好人走了，对于你这个老太太来说，我们是认可啦。”

在我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许多法轮功学员时常带东西到我家关心我老伴和家人，安慰他们，我回家后，儿子说：“妈妈你找法轮功学员到家里来吃顿饭吧，谢谢他们。”听了这些，我也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