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耿春龙自述他的经历：

我叫耿春龙，一九七三年出生，于一九九七年正月喜得大法，被《转法轮》书里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折服，并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修炼大法才几个月的时间，我的鼻炎、胃病还有腰疼的症状都好了，所以对大法深信不疑。那时我和其他同修每天学法、炼功，觉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而充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泽民个人意志和淫威下，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杀无赦”、“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被当地“610”（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类似盖世太保似的非法恐怖组织）操控当地的公检法部门多次骚扰、绑架、关押，抄家，被非法判刑十年，遭受各种酷刑迫害，九死一生。一九九九年被非法拘留时我二十六岁，我的整个青春都是在拘留所、戒毒所、劳教所、监狱中度过的。

惨无人道的迫害，不仅给我身心造成极大伤害，也给我的家人和亲人精神造成巨大痛苦，经济造成重大损失，我的父亲因我和母亲被迫害心灵承受巨大的痛苦，于二零零一年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仅五十多岁的父亲忧虑成疾，含冤离世。我结束冤狱回家时，家中已经是一贫如洗。

因当地派出所在“610”操控下仍对我不断骚扰。我被迫离家，至今仍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以下是我被迫害的事实和经过。

被多次骚扰、绑架、抄家、被拘留七、八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后，我被当地当作迫害的重点多次被大石桥市虎庄乡派出所上门骚扰、绑架，抄家，前后七、八次被送到大石桥市拘留所关押，每次都是十五天，每次被勒索五百元的伙食费，共计被勒索人民币四千元左右。

在拘留所，每天吃的是发霉的窝头，遭严管迫害。被大石桥市拘留所白所长用塑料管子抽打屁股，疼痛难忍。后来得知拘留所的白所长和另一个所长得了癌症，曹管教儿子被车撞死。知道这情况后我很为他们惋惜。

依法上访被拘留、毒打、劳教迫害

由于当地派出所对我的迫害不断。为了维护自己信仰的权利，我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份和母亲、姐姐、姐夫、外甥女依法进京上访。在信访办，我们被当地派出所（大石桥市虎庄乡派出所、大石桥市官屯派出所）的截访人员绑架到一个宾馆。

我和同修陆国柱被关在一起，戴着背铐。到了晚上，他们开始对我施暴。有个叫张海深的警察问我“上访前在哪住的？”我就说了一句“我不能说”。他就开始打我，用拳头猛打我的脸，他还用画报纸垫在我的脸上打，说这样打我，别人看不到有伤。他不停地打我，打累了歇一会儿再打。一直打我到半夜十二点。我被打得满脸是血，满身是血，血溅了一墙，张海深就去擦。擦血的时候我看到他手都在发抖。

第二天早上，我的脸已经被打的变了形，整个脸肿了起来，眼睛肿的成一条缝，眼珠子都充血了，看不到东西。第二天早上，他们竟然强行将我带到我的母亲、姐姐、姐夫和我七岁的小外甥女面前。她们一下子都惊呆了，我使劲睁眼开了一点缝，急忙笑一下说“没有事儿”。小外甥女先前可能都没认出我，听见我说话才喊“是我舅舅！是我舅舅！”我知道我的亲人看到我被打的样子不知道有多揪心，还有我的小外甥女，那年她才七岁，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

第二天我们被送回营口大石桥市，直接被关进大石桥市拘留所，十五天后我被非法劳教两年，我母亲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送到营口市劳教所迫害。

在营口市劳教所，我遭受了更严酷的迫害。刚去的时候被关进“严管队”，普犯头叫李海明，在狱警的指使下挨个暴打。后来我被分下队，到“手工艺监区”（做的都是出口外国的有毒的手工艺品），普犯头叫曲德胜受狱警丁长山指使不让我们睡觉，让我和李海东干了一宿活，因为没干完，第二天早上，曲德胜趁我蹲着擦地时，用拖布把猛戳我的后腰。我没防备，差点背过气去。还有尾道工序的普犯头王登辉经常挑我干活的毛病，总是打我嘴巴子。

父亲悲愤离世母亲再次被劳教

在这期间，当地邪党“610”联合大石桥电视台记者，拿着录像机和摄像机到我家找到我父亲“采访”。让我父亲说我和我母亲被劳教是因为炼法轮功炼的。当时我老父亲气愤难当，明明是他们迫害好人却要栽赃陷害给法轮功。我父亲叫他们“滚”。他们的邪恶目的没得逞，灰溜溜的走了。由于我和母亲被迫害，我的父亲着急上火，忧患成疾，在我被非法劳教期满前半年时间，才五十多岁的父亲带着对我和母亲的牵挂悲愤离世。

二零零一年秋天，我结束二年非法劳教回到家。刚到家的第二天晚上大半夜，大石桥市虎庄乡派出所所长赵廷洋带领七八个警察闯到我家再一次把我和我母亲强行绑架、抄家，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东西扔的满地都是，把大法师父的照片拿走。我母亲再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半，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因屡遭迫害，父亲离世了，我的母亲又被非法劳教，我的身心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有家不能回，被迫流离失所。

流离失所遭绑架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营口市公安局通过周凤国（犹大）设“圈套”，在大石桥再次将我非法抓捕，劫持到营口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他们把我铐在床板上。为了抗议迫害，我用头撞墙（不要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一个叫罗利剑的管教将我四肢“大”字形固定锁在板床上（酷刑——死人床），吃喝拉尿全不让起来。当时我心脏剧痛，痛的直咬牙，“啊！啊！”大叫，头不停地晃，要死了的感觉。他们不但不管，还说我是装的。两天之后才把我放下来。之后我每天被逼“坐板”，不准动，一坐就是一天。

酷刑演示：死人床

我被迫害出现低血钾的症状，腿不好使，站立不住，每次站起来就又跌倒在地上，手脚都不好使，躺着翻身都费劲。这种情况持续好几个月时间。后来，坐地上就起不来。管教罗利剑还说我是装的，安排人监视我。营口市看守所卖给在押人员的东西价钱是外边的两三倍以上。

在营口市看守所被关押十三个月后，营口市公、检、法相关部门互相勾结罗织罪名，在没有通知我家属的情况下，在看守所对我非法开庭。我当众陈述“我修炼法轮功没犯法，因为我没有伤害任何人”。当时在场的没有人吱声，后来我被冤判十年重刑。

前后被辗转三个监狱遭惨烈迫害

二零零四年六月份我被转到辽宁省瓦房店市监狱“入监队”集训迫害。期间，不让洗脸、不让洗澡，人挨人睡，虱子乱爬，越繁殖越多，还干那些带色素的手工艺活，污染很大，对人体非常有害。

三、四个月后被转到辽宁省抚顺市青台子监狱二监区迫害。被狱警指使的犯人监视，随时汇报情况。到了二零零六年，监狱加重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被狱警安排犯人包夹，称“三人行动组”，专门有两人看着被二十四小时监视。“包夹”为了减刑，讨好狱警队长，昧着良心挣减刑分，逼我们每天坐板凳，不让动，不许和别人说话，除了去厕所其它时间不许起来。每天记录：吃饭时间、去厕所时间、睡觉时间，然后汇报，没有一点自由，简直没有人性。这样的折磨整整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我反迫害曾被犯人李含超拳打脚踢，打倒在地。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我被转到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七监区迫害。在沈阳第一监狱因反迫害几次被关“小号”。被关小号期间还不让吃饱，只给喝一点玉米面稀粥。普犯给我送进去的被子，杂役把被子撕开检查看里面有没有东西，还经常提审恐吓，坐铁凳子。

二零一二年三月份，监狱开始暴力转化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我从小号被大队长路明、狱警王成吉、姚廷卫带出来，他们把我锁在铁椅子上（手、脚、腿、身体都束缚住），让我写“转化书”、“保证书”等五书，我不写，他们开始折磨我。

他们把我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子里，窗门都用黑棉门帘挡住，然后用一个强光灯照射我眼睛。前边放着污蔑大法的电视，旁边摆着一个桌子，桌上放着水果是供他们吃的，还放了三四根短粗的高压电棍。地下还有插排，随时给电棍充电。两个犯人耿博洋（家在沈阳北站附近）、程国新（家在胡台），还有丁一（无期罪犯），轮流拍我脖子和拳打我肋骨，不让我睡觉。几小时专打肋骨的一个地方，用拳头猛劲磕，被打的地方出现红肿且奇痛难忍。他们犯人轮班睡觉，睡醒就来折磨我，当时真是度秒如年。我一直闭着眼睛，不说话，很多次他们打我，让我睁开眼睛看电视，我就是不睁。看我四十小时没反应，就开始用电棍电击，刚电两下，我皮肤就开始出汗，全身出汗，整个人都要虚脱了。大队长路明、狱警王成吉、姚廷卫轮班电我（姚廷卫自己说给他加班费一小时四十元）。我的两个手背、两个小腿肚子早已经电糊了，肿的老高，有的起大水泡，有的冒水。姚廷卫还端来一盆水，逼我把脚伸进盆里，他们准备往水里放电，电遍全身。我没有配合，使劲挣扎，把整盆水蹬洒了，他们才放弃。我被电了大概八、九个小时，电棍换了多少根，没电了就又充电，还有犯人程国新也拿电棍随意电我脖子、脑袋，非常邪恶。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冤狱十年，九死一生，期间身体上所遭受的迫害尚能表达出来一部分，而对我精神上的迫害是语言所表达不出来的。我今天还能活着没被迫害致死、致疯已经是万幸了。

迫害并没有因出狱而结束

二零一三年二月，结束了十年冤狱回到家中。去当地虎庄派出所办身份证，身份证还被片警郭纯善扣押，二年多了至今未还。让我到虎庄乡派出所报到，抽血，签字，达到他们的要求才肯把身份证给我。大石桥虎庄乡派出所的警察还几次找上门来让我去签字、抽血，当时我没在家。

姐姐去派出所要我的身份证，他们不给，又到大石桥公安局去要，公安局也不给，姐姐说“你们这么做是违法”，他们说“你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真是求公道无门啊！

迫害并没有因为我从监狱出来而结束，还在继续着，因为没有身份证，找工作就特别难，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给我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至今仍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