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个体经营者冯建红及家人遭迫害事实

宁夏个体经营者冯建红女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十六年中，长期遭骚扰、监控；她多次被绑架、关押，其中被非法拘禁两次、关拘留所一次、关看守所两次、被非法抄家三次；她的姐姐还被非法劳教。

以下是冯建红叙述自己和家人遭迫害事实：

我叫冯建红，女，今年四十七岁，一九九九年单位倒闭后自己开了个鞋店。以前我在商业系统工作，单位里面人与人之间是非多、勾心斗角，总是觉的不如意、不愉快；在家庭中因我姊妹多，生活条件差、矛盾也多，我时常情绪不好、烦躁，活得稀里糊涂。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下班回家的路上，路过宁夏银川市新城电影院门口时看见打着“法轮功义务教功”的条幅，门口还有许多人都在那里围观，听介绍的人说：法轮功是祛病健身、教人做好人的。我当天就到书店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后我就开始看。书中讲的都是怎样做人、怎样做好人的道理，是一本关于修炼的书。我越看越爱看，这本书我再也放不下了。

修炼后，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意义，人不光是为自己要为别人着想。以前那种悲观情绪和失落感一扫而光，觉得生活中充满了阳光，每天都高高兴兴。那时我父母、我大姐冯建英等家人也都得法了，我们全家人互敬互谅，完全沉浸在得法的喜悦当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突然开始迫害法轮功了。

到北京上访被绑架关押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我和本地一个同修结伴到北京，想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三月四日，在魏公村一个旅馆里，多名宁夏同修半夜被海淀区万寿寺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万寿寺派出所拘禁。当时关押在派出所的宁夏法轮功学员有六七个，不分男女关在一间房里，由警察轮流看守。不长时间后，警察就将所有人分别带到不同的房间一一审问。我被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警察带到一个房间后，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不回答，他气得冲过来扇我耳光，我拿手和胳膊挡住了。他又开始踢我，用拳头在我身上捣了几拳头。过了一阵又进来一个警察，他们俩嘀咕了一阵子。先前审问我的那个对我说：我们也不想关你，你就说，你是那个老太太（蒋红英）带来的，我们就放你回家。我说：我是看了电视来的，为了给国家领导人、信访办说句真话，法轮功是正法！不是电视上演的那样的。他们没问到需要的东西就又把我押到大房子里了。当天几个同修都挨了打：赵玉虎被警察连踢带打；蒋红英被两个警察用拳头在身上、头上一顿乱打；我姐冯建英被警察逼迫蹲马步、把书卷起来使劲抽打脸部，脸都打肿了。

三月四日我们被押到驻京办，在驻京办呆了几天后被宁夏去的警察押回当地。宁夏的警察让所有人把身上带的钱都交给他们了。我们被押到宁夏银川市新城公安分局后，警察再次对我们进行了审问，并让掏出身上所有东西他们看了，随即将我们关押到了银川市看守所。

在银川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我被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期间，每天被逼迫干奴工。看守所从外面用大车拉来残破的轮胎片之类的，这些胶片里有尼龙线绳。我们要把里面的尼龙线绳从胶片里拽出来，废胶、线绳再回收，看守所把这活叫撕胶，每天每人分一堆。废胶里的线绳和胶粘的非常严密，没有任何工具，就靠手使劲往外拽线绳，经常用牙才能把线拽出来，全身都得用力。

我干到第二天手上就有勒痕、牙也开始酸疼。有的人大拇指、食指上勒的都是血口子。干上一天撕胶的活到晚上浑身酸疼，动也不想动，干不完不让睡觉。每天十几个人挤在一个见不上阳光的小房子里，吃喝拉撒都在这里，拥挤不堪。晚上挤一个大通铺，人多时只能侧身挤着，根本无法翻身。吃的土豆汤里的泥沙牙碜、没有油水，每天中午晚上都是这个。如果谁不愿吃土豆汤，可以买面条吃，但是一碗面就十块钱，当时外面的面一碗最贵也就五块钱。而且里面商店卖的所有东西都比外面高出好几倍。

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轮流值班，一夜不能睡觉，万一打盹让巡逻的警察发现就辱骂、粗暴的踢值班人员所在的监号的门，监号所有的人都被惊醒。值班期间发生意外的事情就让值班人员承担责任。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武警到各监号搜查床铺、衣物，看守所的女狱警也同时将关押人员逐个搜身。

法轮功学员在里面的处境就更惨了，不让炼功、不让说话、不让提法轮功。如果不背监规、不穿号服警察就加重迫害。我姐和蒋红英、水雪芳等人炼功被看守所值班的看见，报告了马队长（女）。马队长把她们从监号里叫出来，在走廊里扇我姐和水雪芳耳光、还用脚踹水雪芳；蒋红英被戴上了脚镣；我姐被打了背铐和脚镣，吃饭、上厕所也不取下来，只能由别人帮忙。我从看守所回家时她已戴了二十多天还没去掉。

我在看守所关押二十五天后，取保候审回家。此次迫害直到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解除取保候审才结束。

打电话被绑架关押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我在银川市新城公用电话给同修打了个电话，被蹲坑的两个便衣绑架，当即关押到新城公安分局。李存等三个警察审问了我，我什么也没说。铁东派出所所长带人到公安分局又将我带到了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期间不让睡觉，利东国、崔生慧等六七个人轮番审问，我什么都不说。随后我被关到了银川市看守所。

这次到看守所，还是干撕胶的活。法轮功学员在里面还是不让炼功、不让互相说话、不让提法轮功。如果谁不背监规、不穿号服就加重迫害。除了撕胶还有取辣椒籽的活。有时候撕胶手指勒出的血口子还没长好，剥辣椒时辣椒水渗到伤口处疼的钻心。

回家以后我家就不得安宁了，派出所、居委会的隔三差五来家骚扰，有时还把我无辜带到派出所问来问去，有时晚上还到家骚扰，还长期监听电话、监视居住。铁东派出所的万举才等人还到我家两次非法抄家。

无辜被绑架拘留

二零零二年过年以前的一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八九点了），刚开门进屋，一看家里坐着四个警察：新城公安分局的赵银虎、派出所的周某某等，他们拿着一张纸（是不炼功的保证书）让我在上面签字，我不签。我说：我炼法轮功是为了锻炼身体做好人又没违法，我姐说了句公道话现在还在劳教所里，你们三天两头来家骚扰。他们根本不听我说，还是要让我签。我说：我不签，我又没害人做坏事，谁好谁坏历史会检验的，共产党每次搞运动迫害人都是先往这些人身上泼脏水，我们是受迫害的。赵银虎说：不签由不得你。我说：你们是希特勒！他们说随便你怎么说，不签就逮走！我说：我不签！接着我就打算跑出门去，赵银虎和另一个警察一把抓住我将我拽到警车上。当时我父母和我大姐冯建英（在劳教所）的六岁多的儿子都在。当天把我带到铁东派出所，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被他们绑架到派出所了。新城公安分局一个姓张的警察来审问我，我不吭声，他就说：不吭声就关到拘留所去。我又被警察开车押到拘留所拘留了半个多月。那次因为不签保证书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仅关押到拘留所和我在一个监号的就有五个，还有些被关到了看守所。

两次被非法拘禁

二零零一年年底，铁东派出所一个叫什么健的副所长带了一个警察和一个居委会的人到我家将我绑架到派出所。那个副所长逼问我还炼不炼？还说：不要和别人来往等等，旁边还有一个警察在做笔录。审问完之后，那个副所长让我签字，我不签。他就说：你不签就把你关到看守所里！我被拘禁了两个小时才回家。

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日，我正在店里（我自己开的鞋店）上班，银川市“六一零”的王满、张安忠到店里强行将我带到铁东派出所。随后王满、王世元、金凤区公安分局的孙文戈等五人又带着我到我家抄家，去的一个人还扛着摄像机到处乱照。把我家翻了个乱七八糟，什么也没翻着，他们不死心再次到鞋店乱翻，还是没翻着。

家人遭受的迫害

因为我和我姐冯建英多次遭受迫害，而且家中几次被抄家、长期被监视居住、骚扰，父母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十六年来我父母一直生活在惊恐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痛苦。我姐被劳教期间，到过年的时候我母亲想我姐想的太厉害了就放声大哭，我们只能坐在旁边陪着流泪。

我大姐冯建英二零零零年三月初到北京上访后，被关押在看守所一个多月后，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遭戴手铐脚镣，因在劳教所绝食抗议迫害，又被强行灌食、加教几个月。我姐修炼前就离婚了，被迫害后，孩子才五岁多，一直由我父母照顾到现在。她从劳教所回家后开始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因铁东派出所、黄河东路办事处、银啤苑居委会的人员长期监视居住、跟踪、上门骚扰，二零零四年七、八月她不得不另租房子。她在银川市文化街租住的房子被公安的通过跟踪孩子查到，又开始频繁骚扰。二零零五年夏天，警察尾随我姐的孩子闯进家中非法抄家后，我姐无奈流离失所，孩子不得已交给我和我父母照顾。我姐原来是银川市新城百货大楼的会计，二零零零年初遭迫害后，单位被公安施压，私自解除了劳动合同。多年来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十几年来，她和孩子的生活费用都是靠父母和我接济的，养老金一直都是我父母给交的。我姐的孩子从五岁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很少，几乎就是姥爷、姥姥带大的，精神受到很大的伤害，性格孤僻、不爱和人交往，时常沉默寡言。

十六年来，许多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家破人亡、家散人离的比比皆是。每一个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都是苦难深重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恶意报复过迫害我们的人。我奉劝仍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办事处、居委会的人员，赶快了解真相，为自己争取未来！

---

辽宁铁岭市孙丽娟自述多年被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八年冬天，我喜得大法，我的胃病、月子病等病都好了，我沉浸在无限的喜悦当中，真善忍给我带来了家庭和睦。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却发动了对真善忍信众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一年年后，杨木乡派出所所长张宏伟带四、五个警察非法抄家，抄走洪法条幅和师父法像，非法拘留我十五天。在清河看守所，天天逼我写悔过书，警察连打带骂还威胁我，我不写，警察替我写了悔过书。为阻止我炼功，进京证实法，十五天后，清河公安局又罚款五百元（给了收据），丈夫为交罰款到处借钱。当时承诺一年后返还，到了一年却找借口不给。

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清河国保大队长刘永仁、王桂芬、带二、三个警察常去家里骚扰，连八十多岁的姥姥也不放过，刘永仁威胁、恐吓她：“再炼就抓你！”她老人家由于受他们惊吓，再加上我妈妈和大姨被非法劳教，妈妈二年，大姨三年，姥姥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卧床二年含冤离世。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在集市上贴“法轮大法好”粘贴，被杨木乡派出所曾刚、王海民等警察绑架。非法审问时，他们想用电棍电我，我吞了一根钉子（编者注：法轮功严禁杀生，修炼人不能自残。常人方法可能起反迫害的作用，但是也可能带来身体的严重伤害）。他们在我身上搜出二十五元现金，买了二盒炒韭菜，警察哄骗我丈夫喂我韭菜，想随着大便排出钉子后加重迫害，我丈夫没配合，警察怕担责任，当天无条件释放。我被流离失所一个多月后回到家，又被杨木乡派出所所长张宏伟罚款八百元，要收据他们还不给。

二零零五年二月，法轮功学员翁玉芝进京证实法被绑架，她的常人丈夫说出了法轮功学员张洪达、张文斌和我，铁岭国保把我们绑架到清河公安局。每人一个屋连夜逼供，一个四十多岁的不知姓名的圆脸警察一脚把我，一个腿有残疾的善良妇女踹到墙角，又把我拽回来用铁杠铃打我头部，逼问法轮功学员进京是谁让去的，真相资料谁给的，他们无故将我和张文斌劳教一年。张洪达被非法劳教二年。

在马三家劳教所，天天被强制坐小板凳看邪党电视。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洗漱、上厕所才八分钟时间。学员之间不能随便说话，晚上九点后，有时半夜才让坚定的大法弟子上床睡觉。每天做奴工，剥大蒜，为她们创造效益。做手工烧晴纶线，熏的眼睛肿的老大。有时半夜听到学员被打的惨叫声。每周逼我们谤师谤法，我掉到了痛苦的深渊。

铁岭清河杨木乡派出所所长张宏伟、协警曾刚、王海民、还有一个姓张的警察多次上家骚扰、恐吓、搜书，三次绑架，给家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年仅八岁的孩子放学回家找不到妈妈，趴在床上大哭，发高烧，半夜惊叫，丈夫承受不住这压力天天在家哭，有时没饭吃就到小卖店赊方便面。

我的苦难只是亿万大法弟子所承受苦难的冰山一角，我只想做一个好人，实践“真、善、忍”这个高德大法，却受到江泽民集团的迫害。在此我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帮助我们，共同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维护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