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红自述修炼大法后的情况：

我叫韩玉红，在修炼大法之前，身体受过重伤，当时卧床不起，尾椎骨四节错位，前胸、后背的骨骼都受了伤，最后整个人骨瘦如柴，身体越来越弱。二十四岁的我，眼看就要死在家里，得法后十四天我就奇迹般的站起来到处走，还能帮妈妈干点家务，邻居们都看到了我的好转。

我父亲韩宝贵，曾被房山公安局诬陷为杀人嫌疑犯，被他们骗走后迫害导致得了精神分裂症。得法轮大法后，精神病好了，身体健康了。公安部的人到家里查案，父亲说：“你告诉他们迫害我的人，就说这四十多万赔偿费我不要了，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要钱也是为了治病，我病好了，我现在学大法全好了，我也不怨他们，也不会让他们承担法律责任。”

我母亲赵淑珍，浑身是病，两腿长期浮肿，流鼻血。学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

韩玉红在控告书中自述被迫害的情况：

突然间电视台抹黑法轮大法，说大法是×教，我住在百尺竿乡，把乡里所有炼法轮功的人都叫到泗各庄（我村）小学校里，询问，要求写出所有炼法轮功的人，从哪里学的，把姓名、地址、电话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妈妈是在打官司时一个好心人给她的一本书，说这本书能治病，什么病都能治，我们全家都学好了。许多人都是看到我们全家病好了，跟我们学的。然后乡里就把我家当成重点。非法骚扰、抓捕、迫害，家里从此没有了安宁。

我在家里没有了修炼环境，为了想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一句公道话（法轮功是正确的，法轮功是正法，我们师父是清白的。我没见过师父本人，只是学了学师父写的书，我们全家人的病就都好了，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我去北京上访，当时信访办的人给我登了记，但是后来一直没有音信。我又连着去北京三次，结果被涿州当地政府“610”劫持回去。不但没解决问题，还把我劳教三年。他们还骗两个同修在定我的劳教书上签字（陷害我）。由于一路辗转在保定劳教所和高阳劳教所之间，又惊又怕，身体不适我吐血不止，劳教所给涿州“610”打电话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自大法受迫害起，我被非法拘留三次，共45天，罚款四百元，非法关押在看守所45天，被戴上“狗套子”重铐。十天后放下，我当场跌倒，不能走路，后来又被戴上直到被劳教。

我父亲去北京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我师父是好人。他也被抓回后拘留十五天。后来又三次被非法洗脑。第一次九天，第二次三天，第三次两个月，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父亲的牙被乡政府里的人打嘴巴打得全部脱落。

母亲赵淑珍在家，我上访回来，乡长马天星就把母亲也抓去和我一起拘留，共拘留了两次，共三十天。非法洗脑三次，一次九天，二次三天，三次两个月，被公安、“610”无故抓捕在公安局拘禁一天，乡长马天星从家中把我和母亲抓走，在乡办公室拘禁三天。乡里派出所的苏东用乒乓球拍把儿给母亲的牙齿打得都脱落了。马天星还把母亲和一李姓的老太太一块儿抓到乡里，用手铐把她俩铐到床上一天一宿。他们还把我两个弟弟抓到乡里迫害，迫害得他们很抑郁，没有往日的活泼，大弟弟整整一个月不与家人说话。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我从劳教所出来后，公安局、“610”和乡里还继续迫害我，而且到亲戚朋友家抓捕我，还下了通缉令，亲戚朋友也不敢收留我。我为了躲避这种迫害，就不进家，流离在外。

二零零三年，我结婚到涞水县王各庄乡赵各庄村乔景海家，他家也是修法轮大法后百病全消了。涞水“610”、公安局不要我的户口，涿州公安局、“610”和乡里都找我娘家父母让我把户口迁走，几次骚扰。涞水“610”与涿州“610”串谋把我的家给抄了。复印机一台还有其他物品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把我丈夫乔景海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40多天。丈夫绝食绝水抗议，最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他们才让村里大队和亲人写了保证把他抬回来。为了躲避这场没有人性的迫害，我和丈夫只得流离失所，在外一直不敢回家。

二零零六年公公和婆婆还有大儿子在家生活，涞水县“610”、公安局找不到我和丈夫，就要把公公婆婆抓去迫害，吓得公公婆婆和孩子都拉肚子，脸色惨白，骨瘦如柴。我把三个人从村里接出去，从此我们全家都流离在外。涞水“610”王福财、公安局戴春杰带着一群警察把我们两个院子给砸了，场面十分狼藉，惨不忍睹，乡亲们都见证了。大姑姐乔景红和姐夫李艳青去涞水公安局立案。公安局说是“610”干的，不给立案。

二零零七年，公婆回家种地，把家里门窗玻璃安好，没想到他们又几次骚扰，找我和丈夫的下落。在长期的这种无休止的无人性的迫害下，婆婆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打击，被迫害成脑瘀血去世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家都流离在外不敢进家。

二零一三年，我到涿州乡里照身份证，我怀着救度家乡人的心情在乡政府发放了真相，给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神韵》和法轮功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救他们。结果新任乡长马泽民带着人来追我，而且叫来了公安、“610”、国保大队的杨玉刚等十来个人要把我带走。我与他们据理力争，他们走了，后来我又向杨玉刚等找了几次身份证，但是杨玉刚、马泽民叫我说法轮功是×教才能给身份证，借口是怕我去北京。

我的两个孩子都十多岁了，至今还没户口，上学只能是个旁听生。后来公公去涞水王村乡找过也没音信。第二天，王村乡给我家后院邻居打电话，说：“问问乔永福他们又要搞什么活动。”吓得公公再也不敢上乡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