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当地的同修A谈到她在接到“回应”后的一段心路历程：

某天上午原厂长带了三个所谓“领导”来A家，介绍“这是我们的上级领导。”却回避是什么领导。黑小个子“领导”第一句就问：诉讼状是你写的吗？同修A答：是的。问：在哪抄的？答：这是我发自内心写的。问：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答：打印的。他又问：为什么起诉江泽民？答：江泽民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有的被迫害得被迫离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伤残的、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大卫·麦塔斯整理了六十多页的证言证词确认是江泽民下令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全球都在起诉江泽民，难道我不该起诉吗？对方：那也是你听说的。答：那你见过习近平吗？你怎么就认可他是国家主席了呢？对方：我们来的目地是把不修炼的都保护起来。A厉声追问：那你想把我们这样的怎么样呢？他赶紧回答：不想怎么样。原厂长接着讲：他比你大二十多岁，你还告他！同修答：那是他犯到那了！有个大法弟子被拖到雪地里，腿被冻僵，警察用开水烫。造成双腿截肢。他邪恶的说：他那是自残。同修又讲了公安部在二零零零年下达了三十九号文件定下的十四个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他立刻说已经定邪教了也就用不着写到文件里去了。国家不让炼你们就别炼了。同修又讲了她在大法中受益，身体恢复健康的情况。一个女“领导”说：那是你到了该好的时候了。另一个女“领导”一直没说话，静静的听着。

那伙人的阵势使该同修A的丈夫感到了威胁和恐惧。他们走后他对同修A大吼大叫。

同修A的诉状是姐妹联合控告江泽民，妹妹在前一天单位已经与其通话，大体是：领导来电话告知控告状已经引起市里重视，领导受上级委托问有何诉求，对她的生活现状表示关心。她放下电话主动到单位与两位领导谈诉江情况及本人被迫害经历及大法洪传等等有关内容，他们都能听進去，并做了记录。最后领导问有什么诉求，还问现在在干什么，退党了吧？她很坦然的说：因为炼法轮功，说我政治不合格，不给予晋升职称，我既然政治不合格就自动退党了。现在让说话了，有正常渠道反映情况，有什么可闹事的，其实修炼做好人，政府怕什么？至于本人的诉求，她明确表示：诉江不是只为了解决个人的问题，更多的大法弟子受到的迫害比我这大的多，必须法办江泽民，这是最重要的。最后他们非常客气的把她送出办公室。

同修A想：怎么一纸诉状两样回应呢？一定是由于自己名字在前，信封和联系电话、地址都是自己的，把自己看成了重点。她怀疑那个黑小个子“领导”是“六一零”的。担心她的人身安全有威胁，并且感到不能去学法小组学习了，怕有人盯梢。应该上网曝光，有意外就找他要人。

同修A找同修切磋，认为应该写一个题为揭露邪恶利用诉江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听她的叙述认为没有她想的那么严重，因为从整个对话中，同修A在讲真相而对方一直用邪恶的、荒谬的谎言搪塞、完全无视法律，如果他们有胆量为什么不敢暴露身份？过程中他们也表现出了色厉内荏的一面，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表现是见不得人的，害怕的是他们，不应该是我们。而且与谁在前后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一个单位领导，又不是针对同一个人，回应不可能一样，没有参照。

同修A想，作为从迫害初期就走出来证实法的大法弟子来讲，在十几年的反迫害中感到已经在法中锻炼成熟了，控告江泽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怕心比起進京上访小的多。在写诉状中也没有反映出怕心来。可是在这种“回应”下，怕心怎么就反映的如此强烈呢？这个怕本身就是有执着，就说明自己还有为私为我的常人观念，也是信师信法不够坚定的表现。想到此同修为自己的想法不在法上感到惭愧。其实在修炼这条路上会有方方面面的考验与提高的因素，看似容易，真正做到修的无漏是不容易的。

同修冷静下来向内找，感到虽然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但是语气不善，有争斗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这台戏的主角。应该主动讲真相，才能抑制住对方恶的一面，怎么能让其用耍流氓手法压制善良的大法弟子呢，并造成家人的恐慌。

通过切磋，同修A决定将题目改为“一纸诉状两样回应”来反衬他们的邪恶。这样就在两种表现上描述、对比。同时加進了自己的认识与提高。初稿完成后还是觉得虽然题目换了，可总觉得站的角度不够高，起到的作用不够大，自己的容量还是小。因为自己没有把自己和大法联系起来，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应该同化大法，师父要在大法中摆放每个生命的位置，包括我们的位置。我们只要在法中修，按师父的要求做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左右我们，而只能随我们的意愿改变。法无所不能，我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人心挡着呢，现在是救度众生，诉江也是加快救度众生的步伐，该怎么做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认识到了感到很轻松。

这个经历使她得到启示：

1. 如果遇到邪恶的回应，首先想到的：这正是考验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定在大法弟子的位置上，把握讲真相、窒息邪恶的主动权。如能利用这个机会讲好真相，真正救了这个人那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威德所致。上面的回访如果能重演，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方式，而不是上面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任他随意歪曲大法弟子。如问：诉讼状是你写的吗？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说：“是不是有了回应，上面既然接到了，我正等着结果呢！”看他有什么反应，他会把他来的动机告诉你，或者回避，但是我们不管他如何回答，都会告诉他，“我们是依法控告，谁迫害或者报复控告人都是违法的。你应该知道我都控告他什么了，不然你不会来的，是吧？那些都是事实，我们就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看来我的控告最起码做到了有诉必理，我很欣慰，比以前不让我们说话有了很大進步。但是我的控告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么大的群体做好人被迫害，长达这么多年，能不能立案总得有个说法，不能以个人意愿代替法律。是不是？”这样就不会让他牵着走。能不能立案我们就是要看这个控告的结果。这样我们就把握了主动权。当然能放下自我正念强才能做到。

2.如果是比较正面的回应，我们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其实只是回应形式不同，实质上迫害没结束，“上面”的迫害政策还在延续。找你谈话的领导明白真相的程度不同，说话方式也不同，他们有的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无迫害大法弟子的想法与做法，比如上面的例子不是有一个女领导一句没说只是在听吗？所以问到我们的诉求时，如果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为恢复正常生活必须要求立即得到应有的补偿和恢复应有的待遇外），我们不要有控告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得失的一思一念，我们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一旦形成执着可能会造成对自己的干扰，可能被邪恶钻空子出现其它的问题。应该把握：诉求最重要的应该是尽快把江泽民推上审判台。

3. 看到同修交流对待“回访”的不同应对与体会，想到：没参与诉江的同修岂不是失去了这段正法路吗？失去了再次提高的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