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两次遭到攀枝花市国保大队段青、邹勇军等警察的酷刑折磨；在攀枝花市弯腰树看守所，遭到警察李刚等 、恶犯李波等多次毒打，强制灌食；在四川乐山五马坪监狱两年半多的时间里，遭警察高虎、王亿军、何勇志所施加的种种酷刑，一次几乎窒息而死，一次几乎体能衰竭而死，两次几乎被冰冻而死！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我正式参加法轮功的集体炼功，二小时后，一天工作的疲劳一下消失了，身体感到特别轻松、舒服。真的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真的太美好了。从那时到现在，除了在四川五马坪监狱被狱警迫害致病，打过几针外，再没打针吃药。

失去工作 被迫离婚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份，单位知道我还在坚持修炼法轮功后，就要求我必须写不炼功的保证，否则不让上班。领导和保卫科人员多次到我家中施压，冷轧厂罩平车间邪党书记王振环伙同众人抢走我的大法书籍《转法轮》。我家人在邪党的谎言蒙骗和压力下，把我其他的大法书籍和资料全都销毁了。邪党人员还要挟我家人，不准我炼功、学法。甚至不让我出门。将近一个月我家人都不让我出门。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冷轧厂罩平车间邪党书记王振环托人带话给我，大意是要么我自己主动辞职，要么单位就开除我。我想要是被单位开除了今后不好找工作，所以我被迫写了辞职信。在这期间，我的妻子因为我失去了工作，与我离了婚。我的父母经受不住这突然的打击，离了开我回到了老家。

我仅仅因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愿意写一个虚假的保证，就被邪党拆散了我的家庭，还让我失去了工作。接下来的日子，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温饱线上挣扎。我靠打零工挣的钱还几百元的房贷后所剩无几。有时一天我只能吃一顿饭，菜吃的是最便宜的五角一斤的大白菜。很多时候没有菜吃，拿酱油炒饭。

看守所：一次次遭毒打、酷刑折磨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午，我和姚佳秀、李代珍、游元章在清香坪广场被攀枝花市国保大队警察段青、邹勇军、孙支文、黄涌津等人绑架。我被国保大队一群人一顿暴打，强行铐上手铐，塞在小面包车的前排和中排座位的中间放脚的夹缝中。到攀枝花市公安局大楼前，我拒绝上楼，被国保大队一群人（包括邹勇军、高个胖子）毒打，其中一人用皮鞋后跟踩我的脚趾头，把我的袜子都踩坏了（当时我穿着皮鞋）。他们几个人把我打倒在地，拽着我两只脚把我拖到一个房间里。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被攀枝花市国保大队的人罩着头戴到盐边的一个酒店样子的楼房的会议室，审我大约半小时后，高个胖子警察孙支文把我手用两副手铐铐在窗户上，把我的两只脚拽起来，我的整个身体悬空了。就这样来回吊了一、两个小时，段青等警察还打我耳光，放下我后，我两只手的大拇指骨节错位。在酷刑之下，我承受不住剧烈的痛苦，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出卖了同修。在清醒之后，我痛苦万分。在遭受酷刑的第二天，我在盐边看守所开始绝食。有一天下午收监，我在床上发正念，被盐边看守所一个狱警用脚踢翻。有一天晚上在床上炼功被狱警看到，狱警命令犯人把我拖到床下地面上。

大约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国保大队来人到盐边看守所提我，我不配合他们，被一顿打，强行铐上塞到车里。我一路上喊“法轮大法好”，被旁边的两个警察打耳光。到了攀枝花市看守所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吓得值班狱警喊来了所长，所长命令四个犯人把我抬到监室。第二天中午，副所长师洪波命令犯人（二监区的）给我强行灌食 。多名犯人将我打倒在地，把我全身压住不能动，鼻子被捏住不能出气，用多把铁勺把我嘴扩开，灌进又咸又辣的面糊。整个过程出不了气，几乎要被憋死了。 灌食之后，我浑身难受，上吐下泻，整个身体虚脱了极其难受。

大约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市国保大队来人（包括段青）提我，我在车上一路喊“法轮大法好” ，警察打我的耳光，还用擦车的脏抹布堵我的嘴。到了市公安局大楼上楼梯时，段青等又毒打我，国保大队的警察把我的嘴用胶布封上，来了几个人轮番打我的耳光，高个胖子孙支文还踢我，他们找电棍想电我，没找着。中午又提我到东区刑大，路上我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段青等又打我。到了东区刑警大队，段青威胁我说：不交待问题有的是办法，吊手不行，吊脚；吊脚不行，吊头，反正整服你。警察邹勇军、段青、高个胖子孙支文用军用绑带把我“鸭儿浮水”式吊起来大约有一个小时左右； 在酷刑之下，我又一次违心的做了笔录，配合了警察。这次被段青等恶人打后，回看守所才发现耳朵内被打出血。

大约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早上，我喊“法轮大法好”，被攀枝花市看守所的一个小个子的值班狱警使劲的打了一个耳光，打得很痛，打得我嘴出了血。每次被打耳光，几乎都被打得嘴出血。

大约二零零六年四月，我出门没喊报告，被狱警李刚打了好几个耳光，牙齿当即打松好几颗，至今牙已经掉了六颗，剩下的牙也大部分松动了。副所长师洪波找我谈话，我不下蹲，被狱警伍春龙和狱警李刚拳打脚踢，打倒在地。查监我不蹲，被伍春龙和熊天等狱警打倒在地。我喊“法轮大法好”，狱警李刚当着副所长师洪波的面打了我几耳光。我喊“法轮大法好”，被狱警李刚戴三十二斤重的脚镣十五天，戴手铐（把手背在后面），用胶布封我的嘴。我喊“法轮大法好”，副所长师洪波下命令对我们号室进行“严管”，实际上变相实施“以犯制犯”，要求号室的犯人把我看管好，不准我炼功，不准我喊口号。

被严管迫害后，大约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午我炼功，被犯人李波打耳光然后被他们多人按住不准炼功。大约四月二十九日我开始绝食抗议，四月三十日狱警李刚带领犯人中午对我强行灌食，我喊“法轮大法好”，狱警李刚用脚踩我的嘴，然后给我灌非常咸同时又辣的面汤，灌后不停的拉肚子，上吐下泻，非常难受，象得了重感冒一样。下午，值班狱警带领犯人再一次给我强行灌非常咸同时又辣的面汤，我喊“法轮大法好”被犯人李波打击头部。大约在五月十一日早上我喊“法轮大法好”被犯人李波勒住脖子，蒙住头，一群犯人对我拳打脚踢，我被一顿打。

大约五月二十六日，狱警李刚进来，我没有站起来，没穿号衣。李刚就把我转号室，同时授意新号室的犯人整治我。中午，因我不穿号服，犯人赵林指挥犯人杨延文等众多犯人将我先后毒打三次，用擦地的脏抹布塞我的嘴，把我的头强行按进水里溺水，用拖鞋打我的手背和脚背，把我的裤子都撕破了裆。

五马坪监狱狱警：“就是要让你死”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我和攀枝花市的大法弟子冯忠良被送往四川乐山五马坪监狱迫害。在入监检查身体时，我一遍就通过了。冯忠良却被检查了两遍，后来他在监狱被迫害致肺结核，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现在回想，当时冯忠良在看守所就已经被迫害的肺部有问题了，可是监狱医生并未认真对待，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为儿戏。我和冯忠良同在一个入监队，在入监队冯忠良的身体就整日咳嗽，吐黄痰，身体极其消瘦。监狱毫无人性，根本不予治疗，还罚冯忠良长时间站军姿等，用酷刑折磨一个病人。

我到入监队当天，因为我不按照警察王亿军要求穿囚服，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警察王亿军马上歇斯底里的大叫：“我就是专门整法轮功的。”并马上叫来一群犯人将我四肢抓住，然后王亿军疯狂的撕破了我的衣服和裤子。不是脱下来而是直接撕下来，我的衣服被撕碎，那场景极其暴力和恐怖。我被强制穿上了囚服。然后将我拖入了一个狱中之狱，一个最黑暗恐怖、专门酷刑折磨人的地方，有无数犯人曾经在这里被折磨致死，这也是专门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集训队 。在集训队，我遭到了肖彬、王亿军等警察的暴打，其中王亿军最歹毒。用监室的门挂锁砸我的脸和脚踝骨。导致我左手和左脚被砸伤。几年了伤疤都还留有印记。几次暴打我后，警察们又拿来电棍想电我，看我被打倒在地上，才没有再电我。

我被关进了集训队的小间，喝水和上厕所都被限制，长时间不让上厕所和喝水。中午，我开始绝食，管食堂的警察用刚出锅的非常烫的红烧肉按在我嘴唇上烫，随着剧痛，我的上下嘴唇当时就红肿的高高的。十一月二号这天我在集训队的小间被折磨了一天，晚上收监的时候才把我关进大监室，警察又用手铐铁链将我四肢固定在床上，整个晚上安排犯人值班不让我闭眼睛。这里晚上很冷，却不让我盖被子，普通的犯人都穿上了毛衣，盖上了厚厚的棉被，我却只穿了一套薄薄的夏装，一晚上下来我整个身体被冻的冰凉。

第二天，十一月三日，警察王亿军又将我吊在小间的门上一天，晚上又被锁上床上不让闭眼睛。这样折磨了我四天后，警察高虎带了胡大健等多名犯人以灌食的名义又来折磨我，让犯人按住我全身，将一根小指粗的塑料管从我鼻孔插进声带进入胃中，整个过程非常痛苦，痛的我眼泪长流不止。插进去停留一下，又拔出来，一会儿又插进去。有的法轮功学员就是被插管插入肺中灌食致死的。警察反复这样折磨我，言语间希望我求饶，见我不为所动，才停止了恶行。

第五天，十一月六日下午，监狱卫生所来了两名警察，强行给我灌下了不明药物，当时我感觉胃里奇冷无比，浑身难受，所以我就停止了绝食。随后，警察高虎拿来了刑具，生锈了的脚镣和手铐。警察高虎说：“这些刑具已经很久没有给犯人用过了，都生锈了。”这个脚镣不仅生锈，它紧贴肉那边是带铁刺的，每走一步，脚就被刺的奇痛无比。恶犯尹华明在我一次上厕所时，飞起脚踢我，我不自主的往前跑了几步，顿时感到双脚钻心的疼痛。

戴上刑具后，高虎就指挥几个恶犯强迫我在地上端正盘坐，还不时给我“纠正动作”，我不从，他们就拳打脚踢，用膝盖顶我，两个犯人按住大腿，一个犯人顶住我的腰背，我的腰部被顶的非常的痛。他们还罚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坐在石板上，不让我睡觉，根本不让我合眼，我一合眼，他们就用手把我眼皮拨开。寒冷的气温下，我穿着夏天的薄衣服，吃不饱，还要坐在冰凉的大石板上，而且一坐就是一个晚上，白天还要接着坐，数天下来，我的承受力到了极限，又冷又饿又困，走路都头晕。晚上两个值班的犯人，一个值上班夜，一个值下半夜，轮流着睡觉，他们都叫嚷着受不了，一脸的憔悴。而我十多天了没有睡过觉。其间高虎还威胁要把我吊起来，恶犯尹华明，周俊辉威胁，要将我弄进池子里溺水，还要我吃屎吃尿。最后在犯人的央求下，在警察恶犯的威胁下，我动了人心，答应遵守监规。在集训队被酷刑折磨近二十天后，十一月二十日，我走出集训队的时候，嘴唇还是肿的。手和耳朵被冻裂，身体极其消瘦。

从集训队出来我又被关进入监队折磨。冬天早上和晚上都洗冷水。白天被罚站军姿，盘腿、走列队、背监规、拆铁芯，稍有不慎就有挨打的危险。上厕所被限定时间，不管大便小便，只允许几分钟。常常有人在厕所被恶犯踢出来，上厕所只能在规定时间上。

进入入监队三个月后，二零零七年二月，我被关入了六监区，遭受警察密集的洗脑。警察何勇志、李波、刘成专门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其中何勇志原在监狱子弟学校教书，后来转为狱警。在我被逼干奴工的同时，他们三人经常找我谈话，对我进行洗脑，逼我放弃信仰。其中一次谈话中，我被六监区办公室主任钟世国辱骂，当我质问他：“你们监狱警察就是这样的素质吗？”他无言以对，马上伪善的说：“是为你好。”又过一段时间，一次谈话中，我又遭到狱警陈果的辱骂，当我同样质问他时，他竟无耻的说：“我不是钟主任，我不怕你。”意即“我就是流氓，我骂你了怎么样！”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六日，警察以我不听狱警为名，对我进行严管迫害。实质是因为对我进行半年多的洗脑后不起作用，就开始进行暴力强制“转化”。

在严管其间，早上四点半就逼我起床，晚上十一点半才让我休息。白天逼我跑球场二十圈，俯卧撑一百个，上下蹲二百个，以超强的体育运动消耗我的体力，早饭一个小馒头和一小碗稀饭，中午三两饭和一碗烂菜叶子汤，吃饭只允许二十秒钟。以这样的饮食再施以超强的体育运动，人会感觉非常吃力，非常痛苦，度日如年。按规定，在监区实施严管最长期限十五天。然后警察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势，无故延长至二十天，我决心抗议六监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超常规迫害。就在严管二十天即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我开始绝食，在绝水绝食六天后，我被拉到监狱卫生所被卫生所的恶犯插入鼻饲管。恶犯在插管的时候，故意用管子头部猛戳我的鼻腔，致使我疼痛难忍，眼泪长流。

绝食前后总共四十一天。在这四十一天里，严管组组长恶犯慕安生，多次将超量的盐加入稀饭里，灌入我的胃中，致使我浑身疼痛，难受万分。更为歹毒的是，恶犯慕安生长期将刚刚出锅滚烫的稀饭，直接从鼻饲管灌入胃中，我每次都闻到塑料鼻饲管被开水烫化后的胶臭味，滚烫的稀饭进入我的胃中，让我灼痛万分。下午的时候就将冰冷的稀饭，直接灌入，到了胃里直感觉一阵阵发凉。其中在我绝食三十多天左右的时候，恶犯幕安生强行拉着我绕着篮球场跑圈，并且对我说：“知道你的身体很虚弱，就是要消耗你的体能，就是要让你死。上面（指监狱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们）已经在给你写死亡报告了。还在犯人中征集证人证词。你死了算什么，在监狱里死一个人就像死一条狗一样。”他一边说一边疯狂的拖着我跑。当我感觉体能即将衰竭，马上就要晕过去时，我感到背部有个法轮旋转，我知道是师父给了我能量，在保护我。瞬间我就感到有精神了。跑完步，他又强制我做两百个上下蹲，一百个俯卧撑。就这样连续迫害了我几天。

在十一月十四日，我又被绑架到监狱卫生所，这次负责插鼻饲管的恶犯更为凶狠的用鼻饲管的头部猛戳我的呼吸道，让我感到更为猛烈的疼痛。回到六监区后，警察将我双手铐在篮球架上。很多同情我的犯人和同修都来劝我，说你要保重身体，你这个样子让人心疼。看到众人的关心和怜惜，我思考后，决定放弃绝食。我要以更坚强更健康的方式来证实法，证实大法弟子的坚定。停止绝食后，我仍然在严管组被各种酷刑折磨，被强制长时间站军姿，长时间盘腿。整个四十一天的绝食里，只灌过三小袋奶粉，大概每袋一斤。其中两袋是从我的帐上出的钱买的。其余时间灌半斤非常稀和米汤差不多的稀饭，在绝食结束时，我瘦的皮包骨，两边的肋骨清晰可见。

停止绝食后，我被警察强制反省迫害。由于强制灌食将鼻饲管长期插在声带中间，对声带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停止绝食后，我的声带开始肿胀，使我说话艰难和呼吸困难，在一天夜里，由于声带肿胀严重，阻挡了我的呼吸，我几乎窒息而死，经过喷治疗哮喘的喷雾剂才使我躲过一劫。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我不配合警察何勇志的谎言洗脑，被停工反省。所谓“停工反省”，就是变相折磨人。每天只允许吃“二三三”：早上一个小馒头、一两稀饭，中午和晚上三、两饭、没有菜，只有漂着几根菜叶子的素菜汤。在下着雪的冬天，不准吃热饭，要等冰凉了才准吃。就这样的恶劣饮食条件下，警察还强迫每天沿着篮球场跑一百圈，做二百个俯卧撑和四百个上下蹲，做完，立即站“军姿”：两腿站直并拢一动不能动。如果稍有不从，立即遭到包夹打骂。

在寒冬腊月中，警察们还不准穿棉衣棉裤、戴手套等。这个时候警察和犯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戴着帽子和手套，呆在温暖的室内，而我既不能戴帽子也不准我戴手套，衣服也不准穿多，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冰天雪地的寒风中站着受冻。我的双手肿的象大馒头，手指冻得已经不能弯曲，很多犯人都担心这样手会被冻残废，双脚双腿站得发肿连鞋都快穿不进了，耳朵、双手被冻烂；常常在被子里捂一晚上身体刚有点暖和，但是很快就又被投入寒风中继续挨冻挨饿。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因为已经在寒风中冻了饿了一天了，身体的热量已经被消耗殆尽，有两次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冰冷，我感觉不行了，我马上就要倒下了，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突然宣布提前收监，两次冻得不行了都是这样，我知道一定是神在保护我。不然的话，我怎能走出这人间地狱呢？ 这样的酷刑直到二零零九年二月。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出狱了，接我的却是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派出所的户籍警张全胜和弄弄坪街道办事处的单某。把我直接接到东区弄弄坪派出所，对我进行拍照，采集我的指纹，片警还对我建档，了解我的情况，因为害怕再被迫害，在这里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签了不该签的字。几天后，东风社区综治办的人，还要我的家人签什么保证书，被我拒绝了，他就要求我到司法所去，我也拒绝了。 后来弄弄坪街道办事处的人和派出所的人，在敏感日经常骚扰我。为了避开骚扰我经常换地方，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在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时刻，我把这些遭迫害的经历曝光出来，希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人员明白，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着，赶快悬崖勒马，改过从新，弥补过错，不然下一个被起诉的很可能就是你，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机会也不多了，希望你们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