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我正在单位三楼开会，会议还没结束，我就被叫到本单位书记办公室，屋里有好几个人，采油十厂的稳定办主任杨晓峰对我说：“今天要送你到法制培训中心去学习。”我说：“我不去！凭什么让我去学习，我又没做坏事，那个学习班是个黑监狱，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到那里去？”杨晓峰气急败坏的说：“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抬也把你抬去！”赤裸裸的一幅流氓相。我转身要走，他们把门已经锁上，我拿起桌上的电话要打，他们把电话抢过去不让我打，我就大声喊叫：“我不去！我就不去！你们为什么要送我去黑监狱！”稳定办的三个人加上公安分局的两三个人把我连拖带搡弄到了车上，就这样他们把我绑架到了“721”洗脑班。

刚一进洗脑班，走廊每个窗台上都摆放着采来的各种野花，窗外是一个很大的菜园，种满了很多种蔬菜，一大片玉米，很多挂满了果实的果树，给人一种错觉。迎接我们的看起来都是有些年龄的人，除了一个老头（现在才知道他就是周和珍的丈夫，犹大姜增海），几乎都是女的，把我安排到一百零七房间，屋里共有四张床，让我住最里面靠墙角的一张，可能是这个角度更利于监控。同来的稳定办副主任厉国才问：“外面都说这里面打人，我是不信，真的打人吗？”那个领导模样的女的（我现在对号才知道她可能就是孔琦）假惺惺的说“你看哪个象打人的？”这一切都是迷惑不知内情的人的，来送的人都感觉这里环境不错，也不象打人的地方。大厅的四周挂满了“转化”的人的锦旗，细一观察，却都是统一规格、统一颜色的，一看就是假的。

等绑送我的杨晓峰等人刚走，这时进来两个男的，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其中一个盯着我看，我也目不转睛地直视着他，对视了一会儿，他把眼光挪开了，象查户口似的问我，哪个单位的？多大岁数了等，我说：“你们不是有档案吗？还问我 ！”我没回答。见我弯腿坐在床上，那个男的说：“把腿伸开坐着！ ”我没听他的，没动，“听没听见？把腿伸开！”旁边有个女的说“这里不让盘腿”，我还是没听他的，我就把腿从床上拿下来坐在床沿上，那个男的瞅了瞅我，没吱声，走了。看着我的是个犹大（出来对号入座才知道可能是陈杰，因为在平时说话时知道她姓陈，是哈尔滨的），到了中午十一点开饭了，让我吃饭我没吃。

中午过了饭时，让我休息了一会。

等到下午大约一点（我的手表他们给摘掉了），那两个男的又来了，拿了一大摞“三书”和师父的法像，让我写“三书”，还说，进来就没有不写的，我们有的是时间，不写的话年都不一定回去过。我不写，他们就拿笔扎师父法像的眼睛，一边扎，一边说：这是你的弟子宋晓芬让扎的。我说：你们少造点业吧，别扎了！对你们不好！他们不听，又拿起一张，开始用手撕，见我不动心，他们又用打火机烧，用脚踩师父的法像，我就在心里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灭！折腾了半天，我就是不写，他俩就气急败坏的一个强按着我的头，另一个把笔硬塞进我的手里逼迫我写，见塞不进去就强行把笔和我的手攥到一起他们自己写，一边写一边念，口里还骂着，不配合就打。写了一张后，他们以为我就能写了，我还是不写，其中一个就扇嘴巴子，我就是不写，最后他们说：不写到墙边站着！他们让我两手臂前伸，把师父的法像放在上面，这样只要你伸不直，师父的法像就会掉到地上。这过程中，只要手臂伸不直他们就用脚往臀部和腿上踢，一边踢一边骂。在这过程中，我给打我的那两个年轻的讲真相，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时不时的连讽刺带挖苦，我说：“你们打我我不恨你们，因为你们不了解真相，也是受害人，我们近日无怨、往日无仇，你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打我？善良点好不好？以后别打人了，别干这个工作了！对你们不好，善恶是有报的啊！”其中一个说：“少废话！我们不干这个工作了，一个月四千多块钱，你给我们呀！”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带辱骂。

就这样折腾到晚上九点多，我的肚子开始胀痛，他们看见我捂着肚子很难受的样子，那个领导模样的人就过来问了我一些情况，看我坚持不住就不再折腾了，我估计怕我象我外甥女一样突发急性阑尾炎（去年，外甥女马丽丽被绑架到这里，只一天就被打的突发急性阑尾炎，只好住医院了）。晚上睡觉不许关灯，二十四小时监控。

第二天又换了两个男的，岁数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又开始逼迫我写“三书”，我不写，他们就一个手按着我的头，另一个强行往我的手里插笔，见插不进去，就来硬的，后来有个女的也帮着，见我就不写，她就使劲掐我胳膊，只掐一点肉，把我的胳膊掐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再重复前一天的迫害，面壁伸胳膊，后来我就抗议把胳膊放下，那个年轻的看见了，就用他穿皮鞋的脚一边辱骂着对我一顿狂踹。

下午，又换了那两个年轻的，这回一进屋，就换了一副凶神恶煞的脸，对我说：还不写是不是？你也看到这个地方的环境了，打死你谁都不会知道，想不想活摘器官？问另一个，监控关了吧？一边说，一边把屋门锁上，把窗帘拉上，把我强行按到椅子上，使劲打我，俩个人一人一面扇嘴巴子，见我还不写，就开始换招术了，一个把我的胳膊反背到后面扭成麻花，另一个则拿我的一只手把我的手指用力向后掰，一边掰一边叫嚣：信不信？我能给你掰折了！剧痛袭来，我就使劲喊叫“打人了！打人了！”他们说：喊也没用！那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恶魔劲真是恶到极限了。

就这样，我在这种邪恶的淫威下，渐渐失去了正念、被怕心所控制，做了一个对修炼人来说最耻辱的事，被逼迫着写了“三书”（已于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声明作废）。

那一刻，我掉泪了，不是因为身体的疼痛，是恨自己的不争，恨自己的软弱。那一刻，我觉得活着真的失去了意义，我真给师父丢脸！给大法丢脸！给大法弟子丢脸！那种痛苦比身上的伤、受的屈辱痛苦百倍！

接下来，他们开始早晚都让我写“三书”，早十份晚十份，第一次邪恶罚我写二十遍，由于手痛、心痛，写到晚上十点多，每写一遍，我就觉得我的心就象被无数的并不锋利的刀在锯着，一天的时间如同过了一个世纪。痛苦折磨着我的每根神经，我就象被抽了筋一样，机械的活着。

接下来邪悟者开始上阵了，我从未接触过邪悟的人，我不知道邪悟者是什么样子，可是周和珍（从洗脑班出来才知道她叫周和珍）一说话，我就听出来了，因为她的论调实在是太好分辨了，她极力否定明慧网。也难怪，邪恶把明慧网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邪悟者无法自圆其说，只有跟邪恶一个鼻孔出气，否则她们的邪悟歪理就无法站住脚。我又问了周一个问题：爱党等于爱国吗？她的回答是：爱党就是爱国，不能反党反社会。我一听又明白了一个问题，邪悟者就是这样在自己构想的一个党国不分还自认为自己有多高层次、自欺欺人的人！一中午的时间，她都在给我灌输她的邪悟理念，时不时背几段师父的法来迷惑人，后来我看太离谱，就一声不吱，懒得跟她理论。

接下来让我看光碟，下午写读后感。如果写的文章不符合所谓“转化”的标准，邪悟者继续做“转化”迫害，继续灌输邪悟理念，按着她们说的去写。

犹大姜增海负责放光碟，他跟周和珍说：“明天放光盘，就她这样，能看吗？”我心想：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三头六臂的妖怪？我不但要看，我还要好好看，每个细节都要看，以便我写观后感时好揭批。第二天，在邪恶者看来，我能乖乖地看光盘，有点出乎她们的意料，下午我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写观后感，我逐条揭批光盘中所说的造假和诬蔑师父的言行。

我的观后感，让恶人们很是出乎意料，周以为我会按她“教导”的去写，没成想反而戳痛了邪恶，周和珍急急上阵又开始了鼓噪，我只好跟她演戏，表面上我跟她说，这是我的心里话，象你说的那样写我不会，你说怎么写？

接下来，又让我看蔡朝东的所谓《理解万岁》，看完后，我又按我的理解写了观后感，可是犹大姜增海亲自动笔给我往文章里加进诬蔑法轮功和师父的句子，让我从新再抄一遍，我被迫加进了一句，但是没有抄诬蔑师父的句子。

就在这天晚上，十厂派人到洗脑班往回要我，说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姐姐的陪同下去十厂稳定办坚持放我回去，她们已经在单位坚持了好几天，老母亲不吃不喝，现已意识模糊，如果再不放人就要出人命了，刚开始，孔琦不想放人，因为涉及到人命问题怕担责任，期间多次让我打电话劝我的家人把老母亲带回家，然后好继续迫害我，家人没有听邪恶的那一套，也没有被我的电话所带动，继续坚持要人，厂里来的人与孔琦纠结了好长时间，后来还是在十厂厂党支部书记的电话下，才同意放我回去。

第五天上午，单位领导来接我回去，恶人又演了一场所有洗脑班人员欢送我的场面，周和珍假惺惺的与我拥抱做难舍难分状，其他人与我握手告别，孔琦也不疼不痒的说了句：有对不住的地方多包涵了。这时打我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手拿相机不停的拍照（是否录像不得而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一幕真是太温馨了。这就是邪恶的洗脑班表里不一迫害大法弟子的表演。

我发现，在这邪恶的黑窝里，周和珍的话在邪恶的人员当中很有份量，就连孔琦好象都听她的安排，这个邪悟者真是太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