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淑贞、韩新峰、李国珍、丁子清等四人在控告书中说：“法轮大法是教人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人。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弘传上亿人身心受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之心以及对修炼人数众多的恐惧，于一九九九年7月滥用手中的权力，利用整个国家机器，一手挑起、煽动、策划、组织并推动实施了一场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大规模的、系统的、长期的灭绝性迫害，使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六年的浩劫之中。”

以下是四人叙述遭迫害的主要内容：

季淑贞：被非法判刑八年遭药物迫害

我是一名纺织工人，曾患胃病、哮喘病、椎间盘突出病等多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工作了。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上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了，不但能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还把在农村年迈的公公婆婆，接来照顾，多忙多累都没疲劳感。在科学院工作的丈夫看了都说：这病医院都没治好，叫法轮功给治好了，法轮功真是超常的科学。

可是这么好的功法，被江泽民迫害，我三次进京到国务院上访办上访，多次被抓，被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遭受侮辱、虐待、不让睡觉、被强迫洗脑。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被安徽广德县警察抓捕，关押看守所六个多月，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被家人取保出来后，警察又要抓我，要把我送入女子监狱继迫害我，为此我被迫支撑着瘦弱不堪的病体，离家漂泊六年，其中遭公安部网上通缉，警察多次到丈夫老家恐吓，逼迫八十六岁老公公说出我的下落，老公公受到恐吓害怕不敢在家里住，流落他乡被车撞成重伤，不久就离世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凌晨三点多钟多，我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双手被铁铐铐在椅子上，长达二十多天，被日夜提审转化，蜀山区警察揪着我往墙上猛砸，我被摔在墙上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他们还在我的饭菜里下了不明药物，使我整天昏沉沉的。后在看守所里，我遭到警察的毒打，被绑架到医院被捆绑注射不明药物，我喊叫时警察往我嘴星里倒入不明水呛的我发不了声，注射完药水后，当时我就栽倒在地，被拽起胳膊时两腿发软，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警察还揪着我的头发，用膝盖顶着我的颈椎残暴强行往我嘴里灌入不明东西。被拉到看守所后，我就拉肚子，一连几天我拉的都是咖啡色液体，痛苦万分，胸口刺痛，呼吸困难。当我奄奄一息时，又被盗送到不明处，又被很多人按着，注射不明药水，还被钢勺撬牙，灌入不明东西，牙齿被撬的松动了脱落，从那以后，胸口刺痛，胸口发闷，透不过气来，说话无力气说，走路往一边栽，睡觉翻不动身，双手无力，端的碗会不自主的掉下来，咽喉发硬，鼻子嘴唇麻木，头脑迷糊，记忆力减退，不认识人。

后我被非法判八年，在安徽宿州女子监狱，遭洗脑、打骂、体罚等折磨。我修炼法轮功后是一个身心非常健康的人，现在给江泽民迫害的成了一个危重症病人。

韩新峰：妻子被迫害成危重病人

我是法轮功学员家属，季淑贞丈夫，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炼了法轮功后身心健康，家庭和睦，老人孩子舒心快乐，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家就遭了殃，妻子多次被绑架，家里多次被抄家，我还多次被逼多次交罚金。每次被叫领回妻子，妻子剩一口气。八十多岁老父亲被野蛮抄家时，被大声恐吓的双腿发抖，不敢住在我家，回到老家。在老家，被抓我妻子的警察恐吓的也不敢住在家里，到处漂泊，被车撞倒在路上，后去世。妻子现被迫害成危重病人，我要控告江泽民，还我原本幸福的家庭。

李国珍：遭劳教、判刑、药物迫害

我曾患有颈椎病、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风湿性心脏病等等，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后都好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我们就向上反映，都回答管不了，是江泽民不让炼。于是我们就上北京去信访局反映，结果等待我们的是抓人、关押。从此我上了当地的黑名单，多次被关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被粗暴灌食，被戴几十斤重的大镣铐九天九夜。

二零零二年三月份，我被劳教两年，在劳教所受尽折磨，不让睡觉，往我眼里抹清凉油被罚站，遭殴打，长时间劳动。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夜间两点多，警察撬窗、门闯入我住处，非法抄家并将我绑架，后对我非法判刑三年半。

在监狱里我长期遭洗脑迫害，每到吃饭的时候狱警就把我喊到办公室说有事，然后偷偷放药在我的饭里面、汤里。后来被我发现，才不了了之。

在三年半的冤狱中，我的父母相继离世，临终也没让我见上一面。

丁子清：十几年来迫害不断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被五里墩街道单位拘禁在汽修厂强制洗脑“转化”，不“转化”就往我们身上泼冷水，开电风扇吹、毒打，不让回家过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第一次上访，被在安徽驻京办非法关押了十天，被押回合肥后又被五里墩派出所劫持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四月，我第二次上访又被抓到安徽驻京办，被非法关押十三天，遭警察暴打、被绑坐在老虎凳上三十六小时，痛苦万分。被押回合肥后，我又被五里墩派出所关进第二看守所，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被迫做奴工，长期劳役。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被五里墩派出所绑架至“安大洗脑班”，限制自由，不让睡觉，强行“转化”迫害一个半月，后又被转至轮胎厂继续强行洗脑二十多天。

二零零二年我回老家路上又被绑架，被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

二零零七年，警车上门绑架我，围攻堵截长达七天七夜。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我又被绑架至清风苑洗脑班，强行“转化”十五天，车轮战式洗脑，使我出现了高血压。

每到敏感日，中共人员就不断上门或打电话骚扰，长达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