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谷国强叙述自己遭迫害经历：

我一九九六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很快戒掉了烟、酒、赌等不良嗜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身心有了很大的提升。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发生后，我们和平上访，县公安局政保科谷姓科长等几人多次当面及电话询问法轮功、上访及个人多方面情况，限制我行动，要求及时汇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当晚，县公安局政保科李姓指导员等几人把我从家中带到县公安局，强制要求转化，写保证书、交大法书，直到七月二十八日才被放出。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我县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一学员家聚会，通报各地大法弟子进京上访、为法轮功伸冤等情况，交换信息。后有几名参加会的学员和多名其他学员进京上访，被我县公安局派人接回，采用恐吓、殴打等手段进行审讯，后被送入县看守所关押。仅仅因为我参加了十月十二日的集会，大约在十月十五日被抓进了县公安局政保科，说是进行了“非法组织活动”，当晚被送进了县看守所，四十五天后又转成监视居住，直到二零零零年一月七、八号才被放出。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强制“转化”，被逼写保证书，遭受恐吓、精神高压、营养不良、食物不足、罚款四千元等迫害。之后，又被县劳动人事局开除公职。

二零零零年三月初的一天晚上，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到我家串门，我给她们说了一个情况：“两会”期间有好多大法弟子进京上访，也是反映法轮功情况的好时机。之后，她们有几人进京上访。仅仅因为我跟她们交换了一下情况，就认定我是背后的组织者，被冠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判刑一年，从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七日被关入县看守所，到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放出。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许，县政保科宋姓科长等几人，突然来到我家门口，强行把我押入车内，抓到公安局，连夜审讯，未果，当夜被送入县看守所。其后王姓警察审问我时才得知，是有人给我县五个部门邮寄了真相信。县公安局主管迫害的李姓副局长说：“不管信是不是你写的，你不转化，不是你写的也不放你；你“转化”，信就是你写的也放你”。大约九月底，我被检察院以“诽谤罪”的罪名逮捕，大约十二月中旬非法开庭。开庭中，重申信不是我写的，并要求法庭从新鉴定。记得开庭时，我要求解释“诽谤罪”，起诉人支吾半天；我要求法庭调查江泽民出卖国土等糗事是否真实，他们无言以对。这时，我的“被指定辩护律师”见起诉人、法庭不能很好回答，便替他们解起围来，并说政府不让炼就不能炼云云。现在想来还非常可笑。

法庭做了鉴定，说不能认定是我写的，法院判决不下来，就把案子退回了公安局。公安局不放我，之后派多人多次对我进行“转化”，都未得逞，直到二零零二年四月底，政保科宋姓科长等几人强行把我绑架到石家庄劳教所第二大队强制转化，还逼迫我家属缴纳五千元“转化金”。在劳教所期间，遭受连续几天不让睡觉、洗脑迫害，直到五月中旬才被放出。

回家后，一遇到“敏感日”或什么情况，警察不是打电话询问，就是派人走访，甚至派人追寻。记得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在北京出差，县政保科刘姓科长伙同县教育局刘姓科员等几人就找到北京，不管我业务是否办完，就强行押解到无极。

据我所知，我所遭受的种种迫害，背后都是市、县六一零办公室指使、命令、主导、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