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万杰老人曾经三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五个月，被非法劳教；女儿被二次关押洗脑班，多次被绑架，劳教一年后又被判刑五年；儿子被三次关押进洗脑班，儿媳被二次关进洗脑班，劳教一年；连一周岁的小孙子也被关了进去。

任万杰老人去世后，孩子去加格达奇东山派出所注销户口，派出所警察们以“法轮功是个特殊群体”等借口不给注销户口，致使家人无法报销丧葬费。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任万杰的小孙子（十六岁）到东山派出所办身份证，片警张延龙威胁说：“让你爸爸和姑姑到派出所来（要求按手印），不然你奶奶的死亡户口不给注销。如果不来，就在你考学校案上写上法轮功弟子，那你考学就受影响，你爸爸妈妈炼法轮功是特殊人群，你们不服从管理那怎么行。”不法警察还要求家中修炼大法的人化验DNA、按手印。

活着迫害，人死了还迫害，突显中共的邪恶本质。

任万杰女士，是加格达奇林业局汽车修配厂的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她全身疾病，心脏病，神经衰弱导致严重失眠，气管炎，胃病等等；一九九四年学炼法轮功的当天，失眠就好了，随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全家人都非常高兴，非常支持任万杰炼法轮功。她学大法后按大法做好人，家里以前的烦心事、麻烦事突然发生改变，一切都变得祥和，以前喝点酒就回家闹的儿子突然不闹了，邻居同事有困难她都热心帮助。学大法不但化解了她对前夫的怨恨，而且善待前夫和前夫后找的女人。任万杰是大家公认的好人。

可是中共江泽民团伙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任万杰和儿女们长期遭到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监视、蹲坑、绑架，被关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地迫害。以下是她及家人遭受迫害的经历：

一、任万杰生前自述被迫害经历

我以前病了一辈子多种疾病缠身，生活又非常艰难。五十三岁我步入老年，与老伴离婚，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整夜不能入睡，孩子怕我承受不住就让我到妹妹家散心，在妹妹家来串门的孩子要教我炼功，我就跟着学动作，感到浑身轻飘飘的，当天晚上严重的失眠就好了，就能睡着觉了。接着全身疾病不翼而飞，一辈子终于尝到了没病的滋味。看到《中国法轮功》这本书，我哭了，我明白自己这一生苦苦解不开的谜，心情一下子开朗起来，担心我精神不好的孩子们都非常高兴，家庭也变得和睦。

我迎来了生命的春天，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看到我的巨大变化，孩子们也纷纷走入修炼，也都在大法中受益，他们都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单位和社会的口碑很好，家庭美满，工作顺利。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打乱了我全家平静幸福的生活。七月二十日，有警察开始抓人，我们被地区公安局告知去找中央。我作为法轮功亲身受益者必须为大法和同修说句话，我三次进京上访。

第一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坐火车到山海关，被便衣警察逼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强行下车，下车后，我们又坐另一列火车到北京，刚下火车，北京到处都是警察，他们把我们几个用车拉到一个地方，呆了两个来小时；又给我们拉到北京丰台体育馆，那里一排一排的警察走队形，换班，看着我们，不让我们动，正赶上七月酷暑，那个热啊!

一个省一个省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一起，到了晚上北京城管的来了很多人，不管是男学员还是女学员，他们一大帮人硬往车上拽，我不上车，他们就拳打脚踢硬把我这个老太太扔到了车上。晚上就都把我们硬装到了火车上，车厢两头都是手拿电棍的警察，上厕所也不让去，憋得不行也不让去。火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大院里，逼迫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学员排成队，坐在操场上，晒了一宿两天。哪个地方的学员，哪个地方的警察来带回去。黑龙江大兴安岭姓肖的专员来的，他劝我别学了，别再上访了，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做好人。我们加格达奇的七个学员，都被劫持到了加格达奇公安局政保科，政保科的刘科长非法审讯，笔录，逼着写保证书，不让炼。

第二次去北京上访是二零零零年的春天，我在火车上乘警、警察和便衣一遍又一遍的查车上有没有法轮功学员，车到山海关把我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强行带下车。在山海关车站把我们圈到一个屋子里，冻了两天两宿，加格达奇公安局、610政保科去人，把我们给劫持回来了。因为我们人多，我是加格达奇林业公安局王天俊等人把我劫持回来的，直接把我带到了加格达奇林业公安局，到那儿就开始审讯：“去北京干啥？”我说：“我们就要求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净土，祛病健身，这错吗！”警察也说不出来啥，就把我关到了加格达奇看守所。

一天夜里，突然逼供，问：“与谁联系了？”我不配合他们，逼供我的是加格达奇林业公安局的马挺俊、刘士民，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去了，欺骗我说：“人家都把你出卖了，你还不说，说了就把你放了。”我不为所动。

这次我被关押了五十天，加格达奇林业局把我的工资本搜走了，警察去北京来回的路费都是从我工资里扣的，扣了一千五百元钱。

二零零零年五月份单位倒出来一个简易的小平房，加格达奇林业局责成我们单位检修厂看着我，贴身监视，四个人一天一宿两班倒.那时单位的职工全部下岗，就留四个看着我，那里没有柴禾，烧的自己拣，没有吃的自己想办法，我的工资本被强行拿走，我也没有钱。加格达奇林业公安局局长高群和罗警察让我交三千块钱，就放我回家，我没配合他们。那时，儿子被关在洗脑班，女儿李萍被关押在加格达奇看守所，儿媳蔡淑梅关押在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一周岁多的小孙子没人照看，他们就把小孙子和我一起关在这个简易的小平房里。每天受冻挨饿，我和孙子被看管关押了五个月。

第三次去北京上访，我是一段一段打车去的，我和几个同修去了天安门，一到天安门我刚要打真相横幅，就被便衣警察绑架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空场，那里已经绑架了很多大法弟子，大家都背法，喊：法轮大法好！到天黑的时候就把我们用车拉走了，拉到亚洲第一监狱，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有，都不报姓名地址，大家就绝食，就有各地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来带人。我们被分流审讯，审讯我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恶警说：“要是不报姓名就都给你们拉到新疆迫害法轮功基地！”我想他们那时说的"迫害法轮功基地"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那时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没告诉单位和家里自己来到北京的，同修自己又不报姓名，这些法轮功学员情况，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被加格达奇林业公安局的高群、罗警察把我绑架到加格达奇看守所，加格达奇林业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人说：“不用审了，直接劳教就行了！”我被检查身体，查心脏，透视等，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我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一到劳教所，黑天白天的不让睡觉，不让与外人接触，整日整夜的洗脑逼着转化，写“三书”，我被迫害了整整一年才放回来。

二零零二年加格达奇公安局和嫩江公安局对我家全面监视、监听、跟踪，他们弄个车，二十四小时在我家楼下监控，跟踪，人出去，走哪儿他们就跟哪儿。我家中没人，加格达奇公安局和嫩江公安局趁家中没人到家中抄家，抄走一些现金和一只派克金笔。二零零二年五月九号晚上六点左右，我家突然闯进七，八个警察，进屋就抄家，目的是抓捕嫩江的法轮功学员。我被强行非法劫持到加格达奇看守所，审问我嫩江学员下落，并要我说不炼了，我没配合。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日在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才放回，出来时看守所勒索二千元的伙食费。期间我的女儿被非法抓捕关押在九三和加格达奇看守所。

二零零八年邪党奥运会期间，加格达奇公安局对我家监视、跟踪。这些年，每逢邪党的节日和敏感日，恶警和单位就对我家骚扰，监视，跟踪。常年的被迫害，和孩子的被迫害，给我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

二、女儿李萍被迫害的经历

任万杰的女儿李萍，今年四十五岁，原是加格达奇铁路医院的党委助理，一九九五年学大法后，对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优秀干部，职工标兵等称号。开始一九九九年邪党打压迫害后，李萍因为信仰，被开除公职，被离婚，二次关押洗脑班，多次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后又被判刑五年。

以下是李萍自述的被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开了全哈尔滨铁路局的宣传会议，参加者全都是各单位的书记和宣传助理，哈尔滨铁路局宣传部任部长说：“法轮功内定为X教了，我们应该怎样……”说着说着就说了一句：“我在这讲，你们底下有没有炼法轮功的？”下面哄堂大笑。会后我们会餐，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裴继尧挨桌敬酒，敬到我这桌时，裴继尧说：“李萍，我单独跟你喝一杯，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他是暗示我不要炼法轮功了，可我觉得就是炼炼功，根本没往心里去，因我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不懂中共斗人的可怕，也不会想到信仰“真善忍”会有这么残酷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十九日，我就被他们看起来了，当时找单位的保干看着我。公安局关押了法轮功学员，我们去要人，当时一个地区公安局人员跟我们说：你们上中央去找吧！七月二十日晚上我弟弟弟媳去的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弟弟和弟媳被抓走了，天安门前突然戒严了，不许人出去也不许人进来了，来了一个便衣指着我说：“你跟我走！”我被劫持到北京前门派出所把我们都关押在一个大屋子里，后来把我带到了丰台体育馆，我的工作证也被搜查出来了，我被劫持到哈尔滨铁路驻京办事处，我们单位派人到驻京办事处把我带了回来。

回来我就被单位逼着写保证书，其他学员也是被逼着反复说不炼，反复写保证书，我和弟媳蔡淑梅怎样都不写保证，后来他们就说要炼就炼吧，说不去北京上访也行，我们什么也不说。第二天他，院长又领两人来，一个是组织助理，一个是总护士长，一直在我家呆到很晚。早晨起来，我一看，我家门口停一辆车，里面坐几个人蒙着大被子，是监视我的。我看到他们心里非常难过，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晚上不能回家睡觉多难受啊，我很心疼他们。虽然监视我，我也不恨他们。他们把我劫持到单位去了，天天都有人看着跟着，上班有人跟着，下班有人看着，监视居住正好一个月。

到九月初，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分局党委副书记逄玉梅、齐齐哈尔公安分处一姓宋科长，找我谈话，听说我还坚持炼，他非常生气，逄对医院邪党书记冯洪滨说：“给她念党章！看她入党时怎么宣誓的。”冯洪滨念完党章，逄玉梅问我是要法轮功还是要共产党，当时我说：这不矛盾，法轮功只是炼功，强身健体，与共产党没关系，不需要选择。他们非让我表态，我被逼无奈，说，非要选择，我要法轮功。当时姓宋的科长就骂我。

为此他们召开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会上劝我退出共产党。第二天开始办洗脑班，把我关押了三个月，不让回家，天天洗脑逼迫放弃修炼。三个月洗脑班后，我回到单位加格达奇铁路医院，他们直接把我从中层干部降职到卫生员了，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给我一个处分叫“留路察看”。

在二零零零年中共两会期间，我第二次被劫持到加格达奇党校洗脑班，他们天天围着我，看着我。我出去炼功了，也不过三、两分钟，就被他们看着的人带回来，一会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分处警察来了，他们审问我：“你炼功了？”我说；“炼了。”他们就把我从洗脑班带走了，把我绑架到齐齐哈尔铁路看守所，这里也不让炼功，我又被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十五天。

单位派两个人来接我，我再回到单位上班，就让我当卫生员扫地去了。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在哪里都是好人，让我扫地我就把地扫好擦干净。我勤勤恳恳的工作，这赢来了领导、同事和患者的好评，冯洪滨评价我的工作说：你是加铁医院建院以来干的最好的卫生员！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号，加格达奇公安局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说我是好人，不去那。我越不去，他们越让我去，冯洪滨派了保干王德新和党委宣传助理张晓晶两个人把我送去。到了公安局把我留到那，让他们俩回去。到那儿就对我审讯，问我：你把经文都给谁了？我不说，就罚我站，我也不说，他们看我实在不说，审不出来，就把这事往上汇报了，局长赵x豪来了，他亲自审讯，我还是不说，赵x豪气急败坏的把我打了，把我的头发拽掉了一绺，接着把我绑架到加格达奇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十五天后，又改为刑事拘留，不到一个月就劳教，把我绑架到了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

单位领导事后和我说：齐齐哈尔分局来电话说给人事说，不让开除法轮功的文件马上就来了，趁文件没到赶快开除李平。人事主任富丽珠马上告诉书记冯洪滨，他们就马上找人，以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把我开除了公职。三天后，加格达奇铁路医院接到了不让开除法轮功学员的有关文件。我坚持法轮大法的信仰是合法的，所以医院的非法决定是错误的，完全是迫害，是不能被承认的。

我大约是九月份被非法劫持到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刚刚被绑架到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关押在小号。小号就有一个用木板搭起来的通铺，没有上下水。在这里不让出屋，大小便都在屋里，便桶满了再抬出去倒掉，屋里就是厕所的味道，环境极恶劣。每天让我们糊纸盒。

一天晚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因要求炼功被警察拉出去，我们因等她而没在规定时间就寝，女警察找来防暴队，我们当时五、六个人坐在床上，男警察进屋看看就两拳把我打倒，又拽到地下往胳膊和脑袋上踢，打倒在桌子下带走迫害，我被推到外面榆树墙里跪下，差点扎坏眼睛。警察逼我保证不炼功，不保证就用细绳把我背吊在棚顶暖气管上，脚尖点地，警察还不断大骂，整整一夜。早晨被放下来时，警察恐吓我回去不要对别人说自己挨打上刑的事。

当事后把被打的事反映给劳教所所长洪振权时，洪振权说调查后给个说法，却一直不见回音。在双合劳教所因为抵制播放诬陷大法的录像，背诵《转法轮》<论语>，被警察们用电棍电手、脸，电的闻到焦糊味。并因炼功先后两次被加期半年。

我从双合劳教所回家时，劳教所大队长张志捷给医院邪党书记冯洪斌打电话要求接人，冯洪斌说李萍已不是本医院职工，不管。打电话时我在场，听得清清楚楚。可我坐车回家后，冯洪斌却等在出站口，说不接怕担责任。

从劳教所回来后，一直反对我炼功的副院长尚德友对我说：“加铁医院要感谢你！在你不在期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卫生局推行文明行医，检查到我们医院时，发现我们医院已经先行几年，并拿走文件借鉴推行。你给医院争了光。”

新来的加格达奇铁路医院院长听到大家对我的反映很好，就给我安排了保洁队队长职务，全面负责医院卫生及卫生员管理，但不给恢复工作手续，我不同意，因此没让我上班。

一年中，我外出，冯洪斌就打电话让我马上回来。我以为给安排工作，可回来谈谈话又让回家等着。医院定期要求我到单位谈话，却不给安排工作，限制看管我。就这样僵持一年，导致我再一次被劫持迫害，被非法判重刑五年，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在监狱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和侮辱。

从女监回来，加区610头目问我:“我们要求单位接收你，冯书记为何拒绝？”两次我被迫害回来，加铁医院的冯书记都以各种借口不让我上班，当我问到他为何不让我上班时，他脸涨得通红说：“我就想平平安安退休。”他因怕麻烦，为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顾我的生存和死活。可是善恶有报是天理，我因信仰被迫害，我没有错。这样迫害是极其过分，他退休就得了严重心脏病。

我希望所有参与迫害的人深思，信仰无罪，以任何借口迫害都是违法的，违背天理的，人不治天治啊！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有好的未来，而不是因为做错事而去承受。

三、儿媳蔡淑梅诉述被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和丈夫李伟梁、大姑姐李萍坐火车去北京上访，火车下车每个车门口都有警察拦截，岁数大的同修就被截走了，因为我们几个人年轻就没有被拦截，我们就去了天安门，没有人接待。后来我们看到信访办的人，问我们进京干什么，我们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他们说：“那你们回去吧，我们知道情况了，我们送你们回去吧。”结果我们被骗到了北京丰台体育馆，被登记是哪里来的，我们就说了，结果被绑架到齐齐哈尔铁路驻京办事处。他们骗我们，开始说没事，送我们回家，结果到车上性质就变了，当我们坐车快到齐齐哈尔的时候，上来铁路公安处的人，给我们做笔录，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的袁处长问：我们在北京做了什么？等等问题。

下了火车没让我们回家，直接就把我们拉到了单位加格达奇铁路医院，单位团书记刘丽非常敌对象批斗式的审问我，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大姑姐李萍。单位逼着我们放弃修炼，揭批法轮功，写保证书，我们都不写，后来就逼着写不炼、不进京保证，不写不让回家。当时，我的孩子才九个月，后来他们就看着我，天天上、下班有人跟着，晚上有人看着，我、李伟梁、李萍，我们三个都是这样，白天上班逼着写思想汇报，上班有人接下班有人送，晚上外面单位派车派人倒班同时整宿整宿的监视，我单位是加格达奇铁路医院，丈夫的单位是加格达奇车站，两个单位同时派车派领导的人监视，晚上两辆车人整宿监视，给我们造成的极大的心理压力，也影响了邻居的生活。

在这期间，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纪委书记马林带领一帮人对所谓的不够劳教判刑的几个人，开一个所谓的转化教育大会，有录像，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强制录像。当时被劫持去的法轮功学员有：李萍、蔡淑梅、李伟梁，绑架去的学员都有人跟着，骗我们说跟我们谈话，到了当地铁路安分处会议室。他们就开始逼问：对法轮功的认识。我们讲述进京上访的经历，正面的洪扬大法，说到我们看到地上的垃圾都拣起来，放到垃圾箱里。这时有在场的马林侮辱我们说：“我看你就是垃圾！”当时给我心灵很刺痛，我们还是坚持说大法好，纪委书记马林恶狠狠的说：“你们敢死，我就敢埋！”我们被偷着录了像，这次录像经过他们的加工，歪曲解说，在齐齐哈尔铁路分局有线电视播放，这个内部电视从大庆到漠河所有的铁路系统都能看到。

回到单位我与李萍被停职，一直到九月三日，天天逼着思想认识，逼着写保证，写思想汇报，一直到九月三日，看我们还是不转化，就把我、丈夫李伟梁、李萍关进了洗脑班。我被关押了一宿，由于我的工作无人接替，就从洗脑班回到单位，但已经把我从统计室降到了卫生员，把我关押到单位病房。

我白天工作，吃睡在病房，有人看管不让回家。由于孩子小，刚十个月，每天晚上由婆婆背送孩子到我的单位医院去，每隔几天就有铁路公安处的人找我谈话问我思想认识，还炼不炼。洗脑班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三日。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来人作笔录，坚持炼就劳教，这期间正是我转干的时候，因为我坚持修炼就没转干，给我行政记大过处分。

在过年前夕，单位领导突然闯到家里，让我与大姑姐李萍到单位去写过节期间不准上访，我们不写就不让回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邪党的两会期间，中午单位突然派来保干王德新，支部书记姚淑华，那时我的孩子刚满周岁，让我收拾一下孩子的东西，去加区铁路党校洗脑班。正这时，警察劫持着婆婆任万杰来家抄家，这些人根本不管这些，就把我和孩子劫持到了加格达奇铁路党校洗脑班。这时第二次洗脑班就开始了，进行强制转化。

这次洗脑班关押期间，我由于看大法书，单位监视我的人尤丽莉，把我恶告给单位领导，第二天加区铁路分处到洗脑班的每个监室都进行邪恶的搜大法书。后来我去找到单位书记抗议非法洗脑非法关押，找到单位书记冯洪斌，冯洪斌说：“你不用辞职了，今天洗脑班就解散了，你回家吧。”这是我第二次被劫持洗脑班，共关押了二个半月。

这次我再上班，单位就再不让我干统计的工作，让我到病房打扫卫生，同时安排同事暗中监视我。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我和同修宋玉杰、刘永宝再一次进京上访。我们来到国务院上访办，当时的表格写为什么上访，上访的原因：我们写法轮大法是正法，电视上播的都是假的。他们一看我们是为法轮功而上访，就把我们关进了另一个房间，屋里已经关押了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后来我们被劫持到加格达奇驻京办事处，被齐齐哈尔铁路办事处关押到齐齐哈尔铁路看守所。

我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以后，然后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罪判劳教一年。让我在劳教书上签字，我说我不签，他说不签也得劳教，我说签不签是我的事。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被绑架到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

一到劳教所，就围上来一帮人，逼我强制转化，这时看到大姑姐李萍也已经被绑架到了双合劳教所，不久老婆婆任万杰也被绑架到双合劳教所。我们整天被逼着写所谓的作业，强力洗脑，逼着做奴工，直到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份我才回家。劳教期间单位扣发我的工资。

我回到家后，单位让上班，让同事监视我，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和邪党的节日单位书记就找我谈话，记笔录。

二零零一年的九月份，一天晚上加格达奇东山派出所，片警徐进喜领着加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到朝阳片区各个法轮功学员家抄家，问我还炼不炼，我说我还炼。就把我劫持到加区东山派出所关押了近一个小时，最后晚上接近半夜才让回家。第二天片警徐进喜叫我到东山派出所按手印。

二零零二年因为大姑姐李萍被绑架，加格达奇区公安分局局长、指导员、东山派出所所长等五、六个警察开了三辆车到家抄家。

从中共邪党对法轮功迫害以来，我们家从七十多岁的婆婆到几个月的孩子都不断被骚扰、监视、抄家、绑架等等迫害过，小孩亲历了亲人被绑架的那一幕，每听到敲门声都还心存余悸。亲朋好友都深受伤害。

四、儿子李伟梁被迫害经历

一九九四年底，在我母亲喜得法轮大法后，我也得法了，得法后我努力的按法轮大法的要求去严格要求自己，自己刚毕业虽然是干部令，但单位一直按工人来用我，我无怨无恨，默默按一个大法弟子要求做。单位有的职工说，加格达奇车站只有一个好人的话那就是李伟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妻子、姐李萍坐火车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来曾三次被办洗脑班迫害。

第一次关进加格达奇党校洗脑班，被绑架进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有：我、我姐李萍、妻子蔡淑梅、加区铁路车辆段的曹靖华，大庆铁路的管风霞，齐齐哈尔铁路的车辆厂工程师王宝宪（已经被迫害致死），张立群，齐铁一中音乐教师王金范、齐齐哈尔的刘敏、潘本余（已经被迫害致死）。我们被每个单位的住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房间里两个看管人员看着，外地的看管人员是一个月或半个月一换班，当地的晚间车间出人三班倒看着，白天是车站干部分两班倒。

他们安排了白天学习（洗脑）计划，几点起床，吃饭半小时，洗脑计划、学习（洗脑）内容，我被非法关押了九十天。开始时是我们走哪儿看管人员们就跟哪儿，他们整宿整宿的玩扑克看管着我们，后来发现我们非常好，也与我们唠唠嗑，玩玩扑克。

办第一期洗脑班组织人有：加格达奇铁路车站书记张敬炎（因为我修大法被撤职了）、加格达奇铁路车站站长付胜华。洗脑班结束后，单位要严肃处理我，在单位职工中了解我后反应都非常好，单位还是撤销我干部身份，改为工人，给我行政记大过处分。

第二期洗脑班是在二零零零年三月中共邪党两会期间，怕我们去进京上访，我又被劫持到了党校洗脑班，主管迫害的是加格达奇铁路车站站长付胜华、书记郑庆禄，二次逼着我说不炼。其中一次车站党、政、工、团、人事等五人一起来到党校洗脑班，付胜华气势汹汹的对我说：“李伟梁你还炼不炼？我把党政工团都叫来了，下午就开会了，如果你再炼我就开除你！”我对站长付胜华说：“你不用兴师动众，大法我学定了，你可以马上开除我，这样大家都解脱。”当时付胜华没有吱声，猛的吸了两口烟，说，不行、我们还得挽救你（其实上面有文件不让开除，他在恐吓我），气冲冲的离去了。这样又过了两天，因为姐姐李萍和同修王金范出来上党校洗脑班的大门口炼功，后他们被拘留十五天。第二次洗脑班解体了。

第二期洗脑班被绑架去的法轮功学员有：我、曹靖华，王金范，池海、李萍、蔡淑梅。在此期间，我母亲任万杰被非法关押在原单位办公室加区汽车修配厂，我、妻子蔡淑梅和刚一周岁多的孩子也被关押进洗脑班，第二天因为洗脑班屋里太冷、吵闹，孩子开始发烧，孩子被送到我妈妈关押的地方。这次我被关押洗脑班二个半月。

第三次绑架洗脑班是因为妻子蔡淑梅进京上访，我又被关押进洗脑班，这次洗脑班地点是：加铁车站旅店部。他们找了一个房间看管，也是找加格达奇车站装卸作业所四个人白天两班倒，车站派了六个人夜间三班倒，三天一循环倒班，洗脑班计划是逼迫我放弃修炼，我不配合他们。

因为当时我儿子在我妈妈那儿，我经常去看，当时我妈妈正被关押在加区汽车修配厂一个小平房里，我儿子也和我妈一起关在那里，妻子被劳教，我又被关进洗脑班，一周岁多的孩子没人照顾，他们又不放人，没办法，我儿子只能跟奶奶关押在一起，我每次去看孩子时，他看到我，向我跑来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

当时我姐李萍被关押加格达奇看守所，妻子蔡淑梅被关押在劳教所，我儿子和母亲任万杰被关押在单位，我被关押在洗脑班，我父亲在外地，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四分五裂。

后来看管我的主要负责人路华良知道我经常去看孩子的时候，很是恼怒，在书记郑庆禄的授意下，把看管我的所有人叫到一起，很张狂的对我说：“你必须要严格按照车站规定的作息时间去做！”我说：“我孩子想父亲怎么办，我吃饭问题怎么办！”因为他克扣我的工资，还让我到外面花钱多的地方吃饭，他说：“你儿子的问题不管，或者把他接来，在洗脑班住。”我说：“我做不到，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就回家。”他威吓我说：“你一迈出这个门，警察就抓你。”我说：“照你这么说我非得走了”说着我就往出走，他一看没吓住我，就一把拽住我，说：“你先别走，有事好商量。”这时一位上岁数的看管人说：“这样做是太过分了，孩子想念父亲，你们不让见太过分了，太没人情味。开的钱这么少还让人到外面买饭吃，太没人情味。”工会主席路华良说：“随你们安排吧，我不管了。”以后洗脑班对我就宽松了一些。

在此期间有一次，路华良骂着我逼我辞职，我说：“行。”于是写了辞职报告，当时我爸爸刚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就指着路华良的鼻子大骂了一顿，路华良就把辞职报告撕了，把我爸劝回去了。由于我母亲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二年，妻子蔡淑梅被劳教一年，关押在双合劳教所，我姐李萍也被关押在双合劳教所，父亲又没在家。幼小的孩子没人照顾，没办法，我得照顾孩子，我抱着以死抗争的想法找到书记郑禄，要求释放回家，路华良很不情愿的同意了。

回家后，我一个男人照顾一个周岁多的孩子，加上几个亲人被迫害，照看孩子的不易和思念亲人的痛苦就不用说了。

在以后的几年中一有什么特殊的日子，我就要在单位打几天预备，其实是看着我，再不就是领导找谈话。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