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九九年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我所在的学校校长就不断的找我，以停工资、停课、直至开除相威胁，要我放弃修炼大法。那时我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元左右，可他们想将我放哪就放哪，他们不用我了，我就觉得自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那时的压力非常大。后来一连串的非法关押、判刑，我逐渐清醒了：我不能依靠这个迫害大法的邪党来生活。

在邪恶的监狱中，警察要我去做奴工，我说：邪党迫害我，我还去为它干活？在监狱中，我从没干过活。但我也在想，邪恶迫害我们，但我不能把迫害当作借口，我得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得为我的亲人负责任。于是我每天除了把所记得的师父讲法背一遍以外，也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包括五笔打字。而今天，这些都派上了用场，包括我现在的交流文章，我是一边想着要写什么，一边就在电脑上打字出来了，几乎就象在纸上写字一样的自然。

出狱后，我得知学校已经找了个借口将我除名了。于是，我和家人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刚到新城市，一切都得花钱，租房、买卧具、厨具，把我们手上的钱用了个干干净净，为了补课，我还借了几千元钱买了台新电脑。不久，我找到一个小的补习学校教书，每月工资四千多，才算安定了下来。

一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学生，每月能挣八千左右，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都是我的休息时间，我可以自由的学法、炼功，晚上上完课后，就走街串巷的发真相资料。

后来由于儿子的学籍问题，上学很困难，我又到一所私立学校任教，每月六千元左右。那时学校的课很多，一方面我得教好学生，另一方面我还得去讲清真相、救人，时间少。于是我选择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我买了一辆电动车，下了班就和妻子一起上街，打真相电话。由于这间学校是封闭式管理，校长不喜欢老师们经常往外跑，有些老师好打麻将，经常晚上出门，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上班，校长很不高兴，时常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还因此开除过老师。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常出去吧，校长不高兴，不出去吧，这讲真相救人可是个大事。我得有大量的时间来讲真相、救人。于是我又选择辞职。

其实当时有许多的困难，包括儿子的学籍问题，但我们都知道救人是第一位的。而当我们下定决心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离开这所私校后，意外的结识了两个老师，都很有能力，于是我们办起了补课点，而且操作得很顺利，专业化分工很明确，各负其责，教务老师排好课，我们只管上各自的课就行，很省心，而且每月收入总在一万元以上。

当初我们经济上被迫害很艰难的时候，岳父总是叫我们周末去玩，然后弄一满桌的菜，说是给孙子吃的。我们都知道，他是想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姨姐们有时也请我们去帮一下忙，然后送我们一大提兜鸡蛋或肉食什么的。我心里明白，他们只是同情我们，但对大法还不认同，因为他们看到善良的人总是受欺负而不得好，还给亲人带来麻烦，所以不觉得“善”有什么好。我想，大法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与思想境界的提高，他们都看在眼里，但在邪恶的迫害中，生活上的困难把这些都给掩盖了，致使他们不能认识到大法的美好，甚至有的人病的很严重，也不愿意来学大法。所以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迫害，同时也是对我们亲人的迫害。

我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向他们展现修大法的美好，救他们。这几年，妈妈的生活费用几乎都是我在付；大哥去世后，我与亲人们商量着办丧事，我承担了主要费用，还给了大嫂留了钱（她没有工作），并出钱给家里打井；三哥买房子，我资助他一万……亲人们也从中认识到我们修大法的美好，去年过年，已有几个亲人三退了，其中大嫂还主动要求学大法。

经济条件一步步改善，而我们的生活依然简朴。有几位被邪恶迫害的同修先后到我们家住过，同修A在我们家呆了一个多月，期间还有个小笑话。那天他刚来时，因为是另外同修介绍的，与我们不认识，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没吃，又问他吃东西有没有特别的喜好或忌讳，也说没有，于是我亲自给他下了一碗面条。同修A边吃，我们边围着他说话，他吃的很慢，我们也没有注意。后来他说：那天的面条没放盐，桌上又没咸菜，又不好意思说，他是强咽下去的。难怪他后来老是抢着做饭。

同修B做了几桩生意都没成功，我和他交流自己对做生意的体会，就是心要正，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赚钱？赚钱干什么？刚开始同修B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特例，没太在意。一天他突然对我说：遇到同修C，和你的体会一模一样。同修C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赚钱的目地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好，还是为了救人？是为了自己摆脱魔难，还是要展现出修大法的美好？同修C说当自己摆正这些关系之后，他发现总有人找他合作做生意，甚至没钱都要先借给他，反正是要他参加。而且每桩生意都赚钱，好像是有人送钱给他赚一样。我听了也很感慨，师父说过“富而有德”[1]的法理，这不也是大法的美好在人间的展现吗？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理解，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出。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富而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