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刑事控告状于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七日通过EMS邮寄给最高检察院，最高检于五月二十日盖章签收。

被告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疯狂迫害。实施“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导致控告人一家深受其害，曾被骚扰、绑架、洗劫式抄家一次、拘留二次（行政拘留十五天和十天）；亲友遭牵连迫害，多人致伤，一人致死；母亲付贵华被非法判刑三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给控告人及亲友造成肉体和精神的严重伤害、无法正常工作、大量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

下面是控告人诉述的事实和理由：

从一九九九年至今，我们全家及亲友均遭不同程度的迫害。

母亲付贵华被迫流离失所十年

二零零一年六月，为了躲避中共迫害，我母亲付贵华女士开始流离失所，直到二零一一年才回到家中，下面是我母亲在家时（二零一三年初）讲述自己如何走入修炼的和关于这段经历的自述：

（一）半生梦魇、幸遇大法获新生

从小我就体弱多病，四岁时得肺炎，家中无钱根治，落下病根，从那时起就开始经常吃药。多种疾病缠身，如：神经衰弱、肝硬化、心脏病、哮喘、肺炎、肾炎、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低血压、坐骨神经痛及妇科病等。由于坐骨神经痛，躺下起不来，得靠别人帮着扶起来，常年如此。

上初中的时候，被树枝伤了眼睛，左脑从此落下病根，阴天的时候就疼。平时一动左半身，就牵着左脑疼。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去大夫家看病，当时他们家正在吃饭，我就站在地上等，突然眼前一黑，我就晕倒了。这种事经常发生。

一九九五年前夫又与我离婚，当时两个女儿幼小，我们娘仨住在租来的小平房里。冬天外面大雪封门，屋内寒冷，我只能在那一直烧火，不敢睡觉。那时因为学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知道现代科学已无法治好我的病（因为我有病的地方多，吃了管肺的药伤肝，因为有肝硬化），所以对生命与人生失去了希望和信心，每日只是硬挺，只是为了俩孩子。那时真是苦不堪言、生不如死。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偶然间得到一本《转法轮》。很快我就看完了一遍，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清楚地看到在光的照射下，很多蛇、狐狸、黄鼠狼等动物逃窜到树林里去了。第二天，在我的身上真真切切的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所有的病全好了。

一夜之间！那么多年，为了我的病，我去学医，看病，却没好病，只看了一遍《转法轮》就都好啦！后来有一次炼功，就听左脑里嘎巴一声，之后左脑就好了。

从那以后，我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变了，每天就是高兴，就是笑。

（二）合法上访，遭中共无休止的骚扰与恐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领着两个孩子，和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一样，为了大法的名誉去长春省政府和平请愿，等来的却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我们被强行拉入大客车内劫持到绿园小学，在绿园小学教室内，我们被要求填表登记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家庭地址、工作单位等。当时在场的有个年轻的男性法轮功学员由于不配合这一要求，被警察用书打了耳光。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左右，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凤响乡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个司机来我家，让我写保证书，强迫我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书内容有不炼功、不上访等）。不几天，凤响乡派出所（即范家屯镇郊派出所）所长孙影（已遭报死亡）、副所长（姓江）、其中还有一个姓田的，其他人是警察，共六、七个人来我家骚扰，并威胁我不准去上访。凤响乡派出所所长孙影曾几次逼我交出大法书。

有一次，副所长（姓江）和一个警察，手里拿着几张法轮功真相传单，问我：“你还炼不炼了？”

金城村大队书记姚德江也经常来我家骚扰，威胁我交出大法书，如果不交，就让派出所来人要。我没有办法，就交给他们两本大法书，还有一个《转法轮》的皮。他又用共产党整人的株连政策恐吓我说：“你再炼，将来儿女长大升学、工作、当兵都要受到影响、牵连。”

二零零零年，金城村大队治保主任张富要劫持我去洗脑班，我没配合就躲开了。金城村三组队长赵学军也干涉我的人身自由，不准我去法轮功学员家串门。

二零零一年六月左右，凤响乡派出所绑架了当地几位法轮功学员，因我当时没有在家，他们对我的绑架没有得逞，当天下午他们又两次来我家欲劫持我，我当时恰好出去了，他们扑了个空。从此，我便开始流离失所。

（三）谎言加暴力，亲人被胁迫

流离失所期间，二零零一年夏天，当时金城村大队书记杨林学欺骗我父亲找我，说没啥事，就是看看她。我父亲说：“你可不能抓她，她还有两个小孩呢。”杨说：“不抓。”我父亲相信了他的话，就带他到我亲属家，后又带到我临时工作单位找我。我父亲和我大姨父完全相信了杨的谎言，给我施加压力，要我配合。其实我清楚杨找我的目的就是要预谋迫害，我就再次走脱了。

果然杨带着公主岭市公安局警察，开着警车来到我当时租住的房屋处，欲图绑架我，并野蛮抄家，抢走大法书《转法轮》。当时我没在家。他们气急败坏，并扬言说：“抓住她、整不死她？！”然后要房东看着我，房东说：“你们都找不到，我怎么看着呢？”

二零零一年，我大哥被金城村大队治保主任李洪侠欺骗，我大哥骑摩托车带着李来找我，拿着不炼功保证让我签字，没找着我，我大哥就请他吃了一顿饭。

二零零三年金城村治保主任李洪侠找到我现任丈夫的表哥，拿着东西要找我签字，并说我已被网上通缉了。我被迫再次放弃工作，再次搬家，躲避这种骚扰迫害。

（四）流离失所之苦

流离失所最初的那几年是最苦的。好不容易找的工作，但由于邪党的骚扰也干不长，没有生活来源。冬天没有衣服，还要穿夏天的衣服，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就晚上出去捡东西，翻拣别人扔的垃圾包，运气好的话，可以捡到别人扔的破烂衣服、鞋什么的，就不用那么冷了。别人翻垃圾包，有时扔的满地就不管了，我从来都给他们系好了，方便清洁工清理。

我曾经有过整整一年没有摸过钱。那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我于二零一一年末终于回到家中，结束了这长达十年半长的有家不能归的流离生活。

全家及众多亲友均遭迫害

然而好景不长，二零一三年六月，我们全家及众多亲友均遭迫害。以下是详细过程：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长春市公安局、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唐克、吕明选等人伙同烧锅镇派出所的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也未说明事由，用榔头砸开防盗门，闯入我（控告人）家，强行绑架我母亲付贵华、我和我阿姨孙艳霞。我质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什么人、问他们有证件么？拿出来看看。他们找来一条毛巾把我嘴勒上了，使劲向后拽扯我的头发，用手铐把手反铐在背后，使劲压着头按在床上。国保大队一叫白林（音译）的恶警，一直往上使劲提手铐，使手铐越勒越紧。还有人在后面踩着我的后背。我母亲付贵华制止他们，唐克照我母亲付贵华的头就是一拳。用绳子把我母亲付贵华和我阿姨孙艳霞反绑，强迫我母亲付贵华坐在地上。他们还把法轮功师父法像、法轮图形等扔在地上，强迫我阿姨孙艳霞和我压在上面。

他们四处乱翻，抢劫财物（详见附件一：被抢走的部份物品清单）后，把我们劫持到农安县公安局非法审讯两天一夜，动用酷刑，强迫我们承认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等。我母亲付贵华被锁在黑屋子里，腿用铁棍子横穿在椅子上，然后国保大队队长唐克用半截棍子往她臂膀上打，往两腿打，往右侧膝盖，两脚脚趾部位打，断断续续打，持续了半个小时，打的手直抽，全身发抖。吕明选，用巴掌打我母亲脑部，打的头疼，大半年后头部还有发麻、局部疼等症状。唐克打了孙艳霞几十个嘴巴，钢筋压腿，穿着皮鞋猛踹大腿，其他人碾脚面、踩大腿里外侧的一点点肉，使劲在铁椅子上碾，唐克反复“开飞机”，拿带尖的木棍刺脚踝骨，木棍敲打小腿骨，周大海和其他人都曾反复将装有矿泉水的瓶子打后脖子，之后把水泼到脸上，唐克抓住头发往墙上撞，被其他人用脚使劲踢大腿，被踢的在地上滚来滚去。

中共酷刑示意图：“飞”

六月五日，我家人与亲友前往询问原委，被唐克等警察强行绑架到古城派出所，每个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酷刑迫害（关于迫害施用的酷刑及相关责任人，详见附件二：遭受酷刑列表），包括：电棍电；塑料袋套头；拳打脚踢；扇耳光；用针扎；踩脚、碾脚、碾小腿迎风骨；开飞机（把人用手铐反铐在背后，按趴在地上，几个人踩着背、臀部、腿，把两只胳膊从后面使劲往上推，推到与头平齐。松开时胳膊“啪”地一下就从头顶弹回背后）；上大挂；把人双手铐起来，横穿到健身器材上，象吊猪一样，然后几个警察在下边前后左右的推，或者是拿电棍电，或拿棍子往下压腿；泼尿浇人；拿蘸了尿的抹布堵嘴；用镐钯蹩腿、猛敲小腿骨、踝骨等处；老虎凳；用打火机把火开到最大，烧、燎人的脸等部位。

我和亲友全部被非法关押十五天后才予释放，母亲和阿姨被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

修炼法轮功并不违法，农安县国保大队未出示任何证件，也未说明执法依据，仅以修炼法轮功或制作法轮功资料为由，绑架，抢劫财物，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对无辜善良的公民进行迫害，是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

母亲被冤判三年、体型严重佝偻

我母亲是被以“制作、悬挂三十八条法轮功真相条幅”为由被冤判三年的，所谓笔录本身就自相矛盾，一会说是用下载打印的字体模板描摹的，一会又说是用毛笔写的，没有物证，没有人证。

被一审冤判之后，母亲上诉，我们去找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二庭办案人郑伟说：不接外地律师手续，不见律师。并且试图说服我们把律师辞了，还说会给我们指定一个律师，免费的。这些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把我母亲的相关材料、家属被酷刑的材料、照片都给他了，希望他能认真了解。交涉多次后，长春中级法院仍是：不开庭，直接维持原判。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母亲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严重迫害，在吉林女子监狱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时年四十八岁的母亲在入狱短短一个多月内就检查出肝炎，且体型严重佝偻，身高由一米六五缩短至一米五五，体重由原本健康的一百六、七十斤下降到一百零几斤，双腿、双脚严重浮肿，走起路来歪歪斜斜，活生生像一个病恹恹的七十岁老太太……

在八监区，狱警张莹、包夹犯人等对我母亲进行超长时间洗脑、体罚折磨，剥夺洗漱、上厕所、花钱等基本人权，每天从凌晨四点五十一直罚坐到半夜十二点，强制坐那种连几岁幼童坐着都费劲的二十厘米高的小圆板凳，双腿并拢、双手放在两腿上。

这种迫害在我们家属强烈抗议下，持续几个月后才稍稍得到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