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张利民在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于一九九七年四月八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后我的胃痛胃胀、咽喉痛、偏头痛全都好了，最重要的是大法教我怎样做好人，完全为他的好人，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目的，做人要重德，要为善，不为个人利益与他人争斗，人际关系好了，家庭和睦了，大法完全改变了我。若每个人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事，那社会就和谐了。

可是江泽民为了自己的私利，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发动了这场对“真，善 ，忍”正信的迫害其实是对全人类的迫害，试想一个没有正信的人做事是没有底线的，为了个人利益会不择手段，那么这些人也就没有未来。而这种对法轮功群体全部消灭的政治运动至今也没有法律依据的。

以下叙述我受迫害的事实。

1、一九九九年五月末的某一天，上午放学以后学校不让我回家，说上级有指示各单位要看住修炼法轮功的教师不许回家，同时遭看管的还有一位女教师，因她的孩子还在哺乳期，她央求了看管我们的副校长后才允许回家。之后我向县委信访办反映校王书记不让炼功和遭看管之事，县政法委的吴会书记带人到学校回答我说：国家没有说不让炼法轮功，对于遭看管之事他说他要调查，直到现在也没有调查结果。

2、一九九九年六月末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全县十几名教师被叫到教育局，局长杨万书坐堂，书记刘文俊陪衬，职员王刚记录，挨个提审每一名教师，强迫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3、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晚午夜，宝坻区四中副校长刘某将我骗至学校办公室，交给在哪里等候的警察靳某看管，黎明前被带至公安局。紧跟着是连续审讯，不让睡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轮番审讯。主要内容是谁传给你的法，你传给了谁，有过什么活动，到天津去干什么，和谁联系，等等。二十一日晚十点多钟，我被送往宝坻看守所行政拘留。在拘留所里，警察把我和其他罪犯关在一起，逼迫我写悔过书，要我认识到法轮功是封建迷信，已经被国家定为邪教，要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不许再修炼法轮大法。十五天后它们把我放了出来并交给了学校看管，这都是江泽民命令他们干的。回家后才知道警察拿走了我的两套大法书和带镜框的四张师父法像。

4、二零零零年五月的某一天，我到农村帮姐姐家安装土暖气，晚上休息时学校李主任带领两个人赶来，非要把我带回县城，并要走了我的身份证。

5、派出所警察张书生经常到我家骚扰，有一次强行取走了我的指纹。

6、为了公平正义，为了停止打压法轮功，为了停止当局和媒体对民众的欺骗。我于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请愿。随后被一名武警带上警车拉到广场派出所，和许多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到了铁笼子里。一小时后被天津警察接到了驻京办，又过了两个多小时天津宝坻教育局的书记刘文俊，宝坻四中的校长陈国旺，派出所警察邢振民赶来，邢振民把我背铐带到车上一直绑架到宝坻公安局，审讯后被送到看守所关押，强迫劳动。期间刘文俊问我是要法轮功还是要工作，我说都要，而邢振民说学校也有执法权，要和公安联合执法，并说佛教也是邪教。十月三十号教育局来了两个职员给我送来了开除工作的通知（宝教字[2000]103号），其中给我安了几个罪名。一个月后，我劫持到团泊洼（劳第[2000]2830号）。

7、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客车把我们从团泊洼转到双口劳教所，在车上要求每个人都把头低到膝盖以下，耳边响着警察的叫骂声，电棍的噼啪声。到了双口下车后，每个人要下蹲低头，五人一组到一个房间检查，脱光衣服，房顶上的吊扇快速的旋转着，初冬的天气刚下完雪，每个人都哆嗦着。然后到淋浴室洗澡，没有热水，五个人三个水龙头五分钟内必须洗完。最后到阴面的一个房间坐板，经常挨警察的打骂，不让睡觉，不许互相说话，要每个法轮功学员写三书，不写就挨打。在这不到二十平米的整日不见阳光的房间里一坐就是一个月。

8、劳教生活是悲惨的，每天超体力工作至少十六个小时，打骂是家常便饭，经常的被体罚，饿饭，被警察克扣现金等财物。四大队警察许某克扣我现金近一千元。还要收听污蔑，诽谤法轮功的广播，电视，录像带。二零零一年六月初的一天晚上，一大队的小队长路林把七、八个法轮功学员关到一间储藏室里，派三个社会流氓折磨我们，其中一个流氓用拳头打我的胃，一拳下去我就是一个跟头，站起来再打，一共打了有十几拳，第二天看我的胃部紫的像一个大茄子。完后警察路林走过来说“我不怕你们告我，你们没有证据”。

9、一年半过去了，因不放弃法轮大法的信仰被加期三个月，再加期三个月，两年到了，还不放我，过期十天后才通知我又被加期六个月。因劳累过度曾引起心跳异常，脏区疼痛，呼吸困难，血压升高等。

10、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非法劳教期满，劳教所给我一张解教票（解第[2003]54号），却被派出所警察张书生要走了，我成了小区的被监控人员。张书生经常到我家骚扰，还派小区的居委会人员李迎春跟踪监视我。

11、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我开车去香河在新开口被警察截住，被警车拉到派出所进行审问，警察问我为什么不开进京证？我说我不去北京开什么进京证。又问车上是谁，在哪儿上的车，什么时间上的车，去香河干什么？等，笔录后放我回了家。以后只要北京开会，我开车路过曹庄子检查站时都会被截住，被带进警务室问话，因有一个国保警察袁某给我担保才放我过去。

12、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六七个警察把家门敲开，强行进来抄家检查，有一个警察全副武装，把手枪还放在了衣服外明显位置，口气表情恶狠狠的，屋里屋外翻遍了，把我的电脑主机，两台打印机（为别人维修的故障打印机）一只mp3抄走了，抄完后让我在手令上签字，把我也带到了警局审问后，拘留十五天。期间曾两天两夜轮流审问我，他们有当地警察也有天津国保警察，主要问我大法弟子中谁写的字好，好像是有人写标语他们破不了案，急眼了就把我抓了起来。多年来我不联系同修，当然不知道。

13、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天津和宝坻的六名国保警察又到我家里来，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没有回答他们，我想和他们讲道理他们不听，扯了一会淡就都走了。

14、我父亲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含辛茹苦的把我们三个孩子养大，突然三个孩子都被抓进劳教所，因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六日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年仅六十二岁。死前一个孩子的面都没见到，孤零零凄惨的走了。这件事给我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