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夕兰十六年来曾被警察绑架十一次，先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判刑九年，并且夫离子散，家破人亡。冯夕兰也被迫失去工作，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

以下是冯夕兰自述遭迫害经历：

一、骚扰恐吓夫离子散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当我看到电视上大肆污蔑法轮功时，我很吃惊，也感到很大的压力，觉得是不是弄错了。二十三日上午我外出办事回家，见到楼下一男一女，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你叫冯夕兰吗？我说：是啊。他们说我们就是找你的。他们就跟随到我家，男的告诉我说他是这一片的片警叫李静，女的是居委会的。他们就开始告诉我说（大意）法轮功现在已被取缔了，你要写个不炼功的保证。我说电视上宣传的和真实的法轮功完全不一样，我就讲了些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真相。他们说：我们说不过你，反正是上面不让炼了，就不能炼。后来他们走了，下午他们又来了，又带来一个人，还是重复那些话。

七月二十三日后的一天（记不清是哪一天，二十七日前），我所居住的威海市环翠区北沟派出所，李静和一个人去我家说：如果不写不炼功的保证，今天就带你走。我说我家里有客，等中午吃过饭，客人走了再说。他们说等问一问所长。后来他们走了。我赶紧凑合点饭菜给我姐夫和外甥吃了，让他们赶快回家。送走我姐夫和外甥我从未有过的紧张与害怕，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下午他们又来敲门，我没有给他们开门。过了一会儿我丈夫往家打电话，我心里清楚是他们找到我丈夫，所以我也不接电话。下午三点多钟，我丈夫被公安、单位的领导所迫，领着公安局、派出所、区政府、居委会、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局领导一共有近二十人闯进我家，丈夫一进门劈头盖脸的就骂了我一通。他们上我家说是做工作，实际上强迫我放弃炼法轮功。

当我说我不放弃时，说要抓我的，笑话我的，什么样的都有。我丈夫说：不说不炼就离婚。当时我真的感觉象是个异类，自己的精神被扼杀，那种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当时又不知如何做，真的感到是一点出路都没有了，就说了一句违心的话。其中一人说：不行，没骂法轮功不行。我说如果让我骂法轮功，不炼两个字我也不说。他们还抢走了我两本法轮功书。他们走后，丈夫很无奈的安慰我说：你该炼还炼。你不说不炼，不让我上班，不让儿子上学。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要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丈夫说：你要去就离婚，公安局找单位说让我回家看好你。领导还说他连个老婆都看不住。

后来我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被抓回后被非法劳教三年，丈夫去看守所与我办了离婚手续。

二零零一年春天，我回到乳山市冯家镇观上冯家村我母亲家里，为了生存，我去乳山市一私人领带厂上班，他们又去我妈家骚扰，问我去哪里了。我妈就把我去哪上班告诉了他们，他们又到领带厂去骚扰，告诉厂领导我请假要通知他们。在一起干活的人都私下议论，用罪犯的眼光看我，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二零零二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大约九点，我和我大姐在我妈家里，乳山市冯家镇派出所的人闯进我家，直接来到我们窗下，让我们开门。我说这么晚了来干什么？他们说：看看你们家有没有法轮功材料。我说你们赶快走吧，要不我就喊人了。他们不得已才走了。当时我们都受到惊吓，我姐和我妈好长时间才缓过神来。

二零零三年初秋，我住在我姐婆婆院子的厢房里，我去上班，乳山市公安局政保科（当时叫政治保卫科）的杨格松等人去骚扰，我回家后，在正房住的邻居说：大姐呀，你刚走没五分钟他们就来了。没过几天时间，他们几个人又去我住的地方骚扰，问我的邻居有关我的情况。我邻居没好气的说不知道。他们将我的小窗子打开，进去乱翻。他们刚走我回来了。邻居吓得赶紧告诉我说：大姐呀，他们又来了，刚走没有五分钟。我看看小屋里翻腾过，心里感到很大的压力，感到茫然。因为工作没了，手里没有存款，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工资也很少，为了省房租，才住在小平厢里。这样折腾骚扰，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没办法我只好又重新出去租房子住。

他们找不到我，就去我母亲家和哥姐家骚扰，每次去后，我妈、哥、姐他们都受到惊吓，都想办法找人通知我，说公安局的又来了，让我注意些。

二零零五年一月份，乳山市冯家镇派出所的恶人闯进我妈家中，问我在哪上班，我妈一听，是派出所的来问这问那，我妈当时就吓糊涂了。临走时恶人又对我妈说：到车上看一看有没有你闺女的东西。我妈以为我让他们迫害死了，吓得浑身发软，两腿不会走路，瘫软在门口的石头上。

二零零六年六月我被迫害后非法判刑九年，因身体被迫害监狱不收，在我快不行了时于二零零七年四月被放回家，回家的第四天乳山市公安局国保队副队长王金禄和一个外地口音国保队警察去我哥家骚扰，我哥嫂告诉不在他们那，去了我三姐家，他们又去我三姐家骚扰，我哥嫂吓得赶紧打电话告诉我和我三姐。当王金禄进门后，看到另一间房里有个人，过去就连吓唬带呵斥的问，你是谁，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姐既害怕又生气，没有回答他。一看他以为是我的同修，想抓她。我才说：那是我姐。这时他才收起那副气势样。王金禄又对我三姐说：别让炼法轮功的上你家来，他们来就把她（指我）的事上网了。我说：你如果做的是好事，上网了你应该感谢我，证明你做的是坏事。

因为很多次骚扰我不在家，所以我也说不清到底多少次。

二、跟踪、监控

二零零一年回到我母亲家里，威海环翠区的国保队警察刘杰、刘金虎把我送到乳山市冯家镇派出所，让冯家镇派出所的看着我，派出所通知村里看着我，当时村里有个我叫叔的人分管治安，经常去我们家，我跟那个叔说：如果你来我家串门，我欢迎你，如果是谁派你来的，我不希望你来。后来听我同学还有看我那个人的姨妈都告诉我说：人家都派人看着你，你一定要注意点。

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因坐车查身份证，我被非法抓捕，七天后十月十二日上午，他们有目的的放了我，回到我姐家，下午我去理发，在我姐家门口，碰到同修的女儿，说了几句话。我从理发店出来，看到当时的国保队长王刚背对着我，在跟一个人交代什么，那个人看着我，停在他们身边的是挂着烟台牌子的桑塔纳轿车鲁F－13196。后来听说她女儿和我说话的同修在那几天也被跟踪过。

二零零九年冬的一天下午下班，我看到大门口的对面站着一个人，身穿羽绒服戴着头盔，我一眼认出他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宋向军，我为了不被迫害，骑摩托车前行拐进一家属院内，等宋向军过去后，我往别的方向走，恶人们利用十字路口的监控器，看到了我走的方向，当我走到一市场东头时，看到宋向军又在后面跟着，我就转过头来迎着宋向军走去，这时，宋向军骑向市场的另一边，我赶上问宋向军，为什么跟踪我。宋向军耍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我说你别装了，宋向军又说，啊，是你呀，老冯。你这是去干什么？我说：干什么我不告诉你。这时宋向军又说：你把车上的东西给我，你就走。我说：我车上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他又说：不给我你就不能走。这时，他打电话给当时任国保队长的王刚，后来商业街派出所去了一辆车，国保队的于彦也去了，他们把我拖上车，拉到商业街派出所的一个审讯室。

晚上九点多，他们有目的的放了我。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我的住处，就暗中跟踪我。我几经周折，摆脱了他们的监控。

于是，警察到我打工的单位，告诉老年大学副所长耿仁祥：如果有人来给冯夕兰领工资不准给，必须她本人来领，并要立即通知他们。

宋向军又找到给我找工作的家政公司，威胁家政公司的人，逼着说出通过谁给我找的工作。如果我再去找他们给找工作，就赶快打电话给他，要是谁以后再给我找工作，就封他的门。

二零一一年初春，下班后我去一朋友家办事，出来后，看到朋友家西边一排的楼前停一辆可疑的黑色桑塔纳轿车，挂着鲁B的青岛牌子，车上坐着两个人。我没有直走，而是顺前面的两排楼从东面绕到他们停车楼前的道路，这时我看到他们的另一辆白色桑塔纳车停在朋友楼前的两排楼中间，车牌是烟台的鲁F－一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当我走入主道路时，宋向军的车，那辆挂青岛牌的桑塔纳，正好驶到我前面四、五米远的距离，宋向军没想到我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回头看我，正好与我四目相视。因为前面五、六米远就是一条三岔路口，又是一个下坡地带，路面较窄，所以一下坡我就转头骑向另一方向，不远处是一个村子，我在村子里七拐八拐才摆脱了宋向军的跟踪迫害。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上午，我去一位修炼法轮功林敏大姐家，被宋向军、宋修彬、孙志三恶人把我绑架到商业街派出所，下午五点多，宋向军以我的摩托车没有正式发票为由，扣押了我的摩托车，并扣押了我车上的五百三十多元钱。宋向军等人又有阴谋的放了我。

后来我开了正式发票，去找宋向军要回我的摩托车，第一次打电话没打通，第二次他说在济南开会，要几天才回来，我找其他人，其他人都说钥匙在宋向军手里。二十多天后，我去要我的摩托车。车要回后，有两个月我没骑，等我要骑车时，摩托车的电瓶一点电也没有，我推到修车的那一试，说电瓶没电了，充也充不上，就换了一块电瓶。我当时告诉修车的我的车上有监控器，修车的不相信。新电瓶只用四、五天就没电了，我去找修车的，修车的以为电瓶质量不好，就给我又换了一块，四、五天后又没电了，换了四块。修车的说你这个车不对，怎么就象哪儿漏电。我说我把车放这，你好好给找一找问题。等我再去骑车时，我问修车的好了吗？修车的告诉好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修车人说：“我顺着线路找到大灯的地方，那里有个GPS的东西接到线路上，我把线掐断，你骑着试一试，应该是它的问题。这样车子再也没问题了。”这个GPS是宋向军偷偷安在我车上企图监控我的。

这是安装在车上的监控器“GPS自由路”

在我骑车搬家时，我在新租住的房子大门口不远处，看到宋向军开着“鲁K62000”的黑色桑塔纳轿车，那个路段很少有车，路面较窄，小车可以同时对开，两辆大一点的车还不能对开。当我和宋向军相遇时，宋向军急忙低头看他的车里面，怕暴露他在跟踪我。

八月二日，我到一服装厂上班，我刚去上班，宋向军等人就跟踪去了，老板有些担心。八月七日，我听说乳山利群商场招收导购员，我早上七点半就到了利群商场门口，商场八点开门，不一会儿我就看见宋向军的车停在利群商场对面的悦亨化妆品店门前。开门后，我就到商场询问一部门经理用不用人，经理告诉说，他们部门暂不用人。这位经理又帮我问一下其它部门用不用人。我从利群商场出来，看见宋向军在悦亨化妆品店里面的西南角探着头，偷偷的看我。我前脚走，宋向军就到利群的监控室调取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宋向军找到那位经理，要那位经理说出怎么认识我的，并要那位经理提供我的电话号码。当时那位经理很害怕。本来人家是想做件好事，恶人就是不让你做好人。

停在悦亨化妆洗涤精品店门口的，右边那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就是宋向军开的

后来宋向军等人经常出现在利群商场和附近。在我的车放在那维修时，有一次我坐公共车上班，宋向军又贼头贼脑的开着车跟踪。摩托车的监控拆掉后，他们又监控我的电话，十月十七日下午二点多，我将手机的电池取下后，他们监控不着我，就到利群商场门口看我什么时候去上班。

十月上旬，我因上班路远，想换个地方住，当我打电话告诉房东后，十月六日下午二点半下班回租住的房子，一看里面的门有人动过，外面的门是老式的，从中间往上是花格，正好也没纱网，手可以伸进去，里面的门锁坏了。七日晚上近十点我回家发现外面的门有人开过，因为我每次出门都是推上门后，再用钥匙锁两道，这次回去一下就开了，第二天早上，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门锁有一个地方铜的颜色有点发亮，八号下午二点半，下班回家门又出现七日晚上那个情况，电脑有人动过，其它东西没发现异样。

因为上述的情况，我生活在惶恐之中没有一点安全感，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时刻处在一种被监控之下。我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三、遭绑架、关押、劳教、判刑、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我在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发材料，被威海市高区公安局吉林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后，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告诉他们，他们就将我关到禁闭室。禁闭室一平米多点，里面一个凳子，一个便桶，一个监控，大铁门一关，密不透风，给人的感觉要憋死一样。下午他们查到了我的住址，给我戴上手铐拉着我回家抄家，抄走五百多份已折叠好的材料。邻居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傍晚我被高区公安局的刘振威（震）和一郑姓年轻警察把我送到看守所。一进看守所登记，那里的警察就大呼小叫的喊：蹲下。第三天中午，因为我炼功，被拖出去，一只手高高的吊在走廊的水管上。下午，高区公安局的刘振威和郑姓警察去“提审”，要我“交代”材料是谁给的，怎么认识的，怎样交接的，我不说。他们就不让我回监室，三班倒不让睡觉，一打瞌睡，他们就敲打桌子，大声呵斥，拿书打。那种感受我形容不出来，实在是太难受了。三天半三宿才放我回到监室。后来看守所的一个人问我们：谁叫冯夕兰。我们问怎么了。他笑着说：听说她熬的眼都倒勾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进京打横幅：法轮大法好。如狼似虎的警察将我扑到，被带上依维柯警车后，一个膀大腰粗的警察，朝我脸上猛扇，我感觉头脸都老大，逼我蹲下，刚开始还行，时间一长，腿脚都麻了不好使，疼痛自不必说了。

后来我被带到威海驻京办，在那里，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在地下坐着。几天后，威海市环翠区北沟派出所警察李静和李波坐飞机去北京把我押回。在威海环翠区国保队，刘杰、刘金虎大声呵斥：蹲着。就你能耐，跑北京打横幅。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月五日我被借给高区公安局顶任务，非法批我劳教三年。因身体原因没执行。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我第二次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因没地方说话，我打横幅表达，被前门分局前门派出所抓捕，我被绑架到前门分局，在那里我经历了生与死的痛苦。

进入前门分局后我被带到一个房间，几个人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我想来上访反映情况，你们应该知道，那里早有你们安排的人在那等着抓我们，没办法，我就来打横幅表达我的意愿。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哪里人不重要，我用这种方式表达心声是言论自由的范畴，表达完，我自己会回去的。他们开始搜我的身，找不到任何所谓的信息。其中一个小年轻的说，我们先“游戏”问话，不说我们就“哼”。

在他们什么也没问出来时，其中一个人找来一根硬橡皮棍，这样的橡皮棍我也只见过一次，一点弹性都没有，头粗（头比图片还要粗），越往手把越细。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每人打你五棍。他们有五、六个人，逼我趴在桌子上，说这样打起来用力实。当第一棍打在我的臀部上，我无法形容那种感受，只觉得大小便处收缩的很快，很重，大小便都在往外窜，控制不了，疼痛的感觉那自不必说了。过去只知道听人说谁谁让派出所打得拉裤裆里了，此时我是亲身经历了，比拉在裤裆里的那些男人们承受的还要大，因为常人你打他，他会躲，我也见到很多的胶皮棍，但从来没见过打我的那种。头五棍打下去，每一次我都会咬紧牙狠吸一口冷气。但我以惊人的承受能力，控制住大小便，我没哼一声，没掉一滴泪。打了几棍有个人说，在这间打，外面的人能看见，走上那间去。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在犯罪。再往下打，疼痛感就稍有减弱，因为臀部里的肉已经被打烂了，我听到他们数到二十五的时候，我就昏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他们把我的鞋子脱下，一个人拿着鞋子说：是金猴的。我吃力地爬起来，心想我怎么躺在地上，然后就又失去意识。不知过了多久又醒来，心里疑惑的想：我怎么趴在桌子上？刚醒来一会，就在又要失去意识倒下的那一瞬间，一种液体散发出来的气味直刺我的鼻子。

胶皮辊

此时，我虽然清醒了很多，但还是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过了一会，我重重的嗝上一口气，有一个人说，这下好了。所以有句话叫“气绝身亡”。这时的臀部就觉得象两个大葫芦一样，鼓鼓的，木木的。

接着，我被关进大铁笼子里，当我往地上一坐，此时才感觉到什么叫“钻心的痛”，只觉得“唰”一下，一股冷气，从臀部处往上蔓延，冰冷的汗从后背往上冒。他们其中有一个年岁大的，五十多岁，看上去不是很凶，路过此处，看我在地上坐着，吃了一惊，瞪大眼说：你还能坐啊？接着吓得直摇手说：我可没打你，我可没打你。赶紧跑开。

晚上，我们四个人被分流到丰台区长辛店派出所，在那里不是逼站着就是逼蹲着。长辛店派出所雇佣社会上那些混混，大呼小叫看着我们。第五天，一个比较恶的警察“审问”我，他说：天安门广场自焚我们早就知道，那天晚上我连年都没能过，调过去执行任务（天安门自焚的骗局此时已不攻自破）。
因为我从上北京就没吃饭喝水，到了第五天，他们看我的脸，不但发黄，还发绿了，一个年轻的说：就等你不行了，我们再往医院送，死了可不能说我们没救你。

第五天晚上，长辛店派出所怕我死在他们那里，决定放了我和蒙阴的一个法轮功学员。我们到了车站，准备在街上坐一宿，可是，那时的季节还很冷，加上五天没吃没喝，又被皮棍打过，对身体伤害很大。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我去威海同学家，回来的走到文登小观收费站，过往客车都被拦下，强逼乘客踩法轮功师父像片。我说：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从古至今有句话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踩我师父的像，那是不是不仁不义之人。就是你的像放那让我踩我也不踩，好人应该尊重别人。那里的人不让我走，我不听就往车上跑，他们就不让客车走，为了其他乘客，我没走，他们就打电话让威海环翠区国保队的刘杰和另一个人把我绑架到威海看守所。在看守所因拒绝干奴工，被二中队队长宫健把我铐在地环上，吃喝拉撒睡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铐着，逼着其他犯人端屎端尿，目的是让其他犯人恨我。后来我抗议，又把我拉到大厅里坐铁椅子十八天，戴着手铐脚镣，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第三次进京上访打横幅，被前门派出所抓捕后，后被文登国保队的向洪平认走，他虽然不认识我，他就说我是威海市的，所以把我认走，我被绑架到威海驻京办一宾馆，白天晚上都铐在床头上。几天后，我被威海环翠区公安局押回，非法关押在威海看守所。后来威海国保队又拉我去医院检查身体，目的还是想把我关入劳教所，医生说她的身体不行。被非法关押二十七天。

二零零二年我在路边建筑物上写真相，被乳山市冯家镇派出所绑架，冯家镇派出所一姓桂（音）的警察狠狠的扇了我一巴掌，打的我嘴里流血还不让我吐。第二天把我送到乳山市公安局国保队，杨格松等人又把我关入看守所。看守所王姓警察（人称王老虎）逼着我喊“报告”我不喊，他告诉当时的所长冷绍虎，冷绍虎一手大拇指和其它手指呈八字形掐住我的下巴，另一只手狠命的扇了我一耳光，冷绍虎是刑警队出身。在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因我绝食给我戴上手铐，被强制灌食迫害。期间杨格松又拉我去医院检查身体，目的还是想劳教我。

此次非法关押三十一天，他们还不放人，我姐去找杨格松他们说：你们这样超期关押是违法的。我才被释放。

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我在路上走，被乳山市国保队副队长王金禄和一外地口音的人将我拦下，要检查我的身份证。我说出门随身带着身份证。我指着街上的人说：你问问他们谁带着身份证。王金禄说：谁的都不要，就要你的。王金禄打电话把杨格松找来指认我。他们逼我上车，我不上，他们就把我抬上车。看守所的警察毕超要给我照相，我不照，找来几个小劳改把我按在墙上，我不穿囚服，看守所把我挂在墙上的铁环子上七天七夜。

这期间乳山国保队拉网式的排查我的住处，非法抄家，也不叫我本人到场。六月二十三日，我被乳山国保队弄到银滩山西饭店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期间，队长王刚、副队长王金禄等他们使尽各种手段，语言侮辱、恐吓，他们还从荣成找来四个邪悟的，用不让睡觉的酷刑折磨我，他们一班八小时，两个警察，一个武警。四个邪悟的两班倒，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我睡觉，迷糊了他们就逼着满地走。几天下来，我的小腿处就象是撕裂了一样，疼痛难忍，后来我的腿肿的老粗，脚肿的象大馒头似，勉强的穿双地瓜干拖鞋。我被折磨的出现幻觉。同是这间屋子，可是就是感觉不知自己在哪里，迷迷糊糊的，浑身绵软。有一次，王金禄说：告诉你冯夕兰，铁链子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他们几个邪悟的逼着我学蛙跳，我不学，他们就拖着我满地跑，我的衣服都撸到腋窝处，乳罩都暴露在外。

他们强逼着往我耳朵灌歪理邪说，强行洗脑。有一次，宋向军拿着相机取笑说：老冯，给你照一个，留着你有一天“清醒”了看一看。我闭着眼不看他。十八天后我被他们非法批捕。

刚到山西饭店的那天，公安局长也在场，还有其他人我都弄不清。监视居住期间参与的人还有宋修彬，国保队指导员。乳山市六一零主任李林玉。荣成国保队长邢建平也参与了。威海来了两个不认识。此次负责我迫害我的是王金禄和宋修彬。

七月十一日，我又回到看守所，其他犯人一看我的腿脚肿的那个样都哭了，说让那些人遭恶报。在非法关押的十个月中强逼做奴工，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晚上还要值两个小时的夜班。吃的馒头用手一握就是个蛋，不熟，菜里一点油都没有，碗底一层泥沙，虫子都在里面。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四日，我被乳山检察院、法院合伙密谋诬判我九年刑期。我提起上诉至威海中院，威海中院坚持诬判。二零零六年腊月二十六日，我被送往济南女子监狱，监狱拒收。回到看守所，我的身体已被折磨的非常虚弱。政法委书记兰胜强，“六一零”主任李林玉，法院等拒不放人。要强行给我做手术，遭到我的拒绝，最后绝食三十多天，我已出现生命危险，几次夜里睡觉差点憋死。后来我姐和我儿子到政法委、法院、看守所要人，最后看我不行了，他们认为我回家不死，也会成了废人，这才放了我。有一次我见到在看守所时认识的一个人，我跟他打招呼，他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我是谁，他吃惊地说：是真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真是从针眼里拔个命。

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我坐车去烟台，走到乳山市车道站，检查身份证而被非法拦下，被国保队于彦等绑架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七天后，有目的被释放。

二零零九年初冬我在乳山市夕阳红老年大学做清洁工，傍晚下班时被乳山市国保队警察宋向军跟踪并被非法到商业街派出所，晚上九点左右有目的释放。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去潍坊会朋友，在潍坊火车站的客车上被潍坊六一零、公安绑架。他们就象抓罪犯一样把我的手扭到后面，一面录像。其中一个人是六一零还是便衣警察不清楚，只知道是他们中的一个头目，问我来潍坊干什么？我说来随便看看。他狠狠的扇了我一耳光。我被绑架到潍坊市奎文区邪恶党校的洗脑班（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那里共有三道大门，进门后是两排平房，门是对开的，两排房的中间上空全都用铁皮包起来，连个麻雀也飞不进去。南面的一排是七、八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里有两张床，一个铁椅子，床是他们坐着和休息用的，铁椅子是铐法轮功学员的。

东头第二间房是为刚一进去的人准备的，那个房间更阴森恐怖。那个房间也是共三道门，第一道门进去后，是两个房间，外面是供他们商量如何用心理战术搞垮法轮功学员的，第二道门里是他们坐在那看管和提审的人，第三道门是此房间里设的铁笼子是牢中牢，铁笼子的眼跟手指头大小差不多，窗上还有防盗网，里面一把铁椅子。本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已经能把人的精神摧毁，压抑的人感觉就象要疯一样，恶人们再里出外进的，给人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如果是普通人真的会精神崩溃。

第三天我被换到最西头的房间，是长期攻坚的地方。潍坊市坊子区公安国保队队长王全峰和好象是姓庄的一个老警察负责迫害我，即所谓的提审或洗脑。王全峰是潍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之一。王全峰眼神流露出阴险狡诈，虽然个子不高，其恶的程度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为了达到其险恶目的，不择手段，软硬兼施，反复无常。王全峰能由狂骂，在一秒都不用的情况下转为嘿嘿笑，又能由嘿嘿笑在一秒都不等的情况下狂骂。刚开始，用软办法，达不到目的，就开始暴跳如雷，用肮脏的语言侮辱大法师父，侮骂我。有一次，我因其毫不讲道理不搭理他，他竟揪住我的头发，狠命的扇了一耳光，打完后，立即去洗手间洗手（估计是自己的手打痛了）。有一天中午，王全峰喝多了酒，回到房间想对我戏虐，让看我的人给我打水洗脚，我不让，他说不让他们给洗，他就给我洗。最后我说自己洗。他在那看着我把鞋和袜子脱下，一看我的脚肿的跟个大饽饽似，想去摸我的脚，被我制止。洗完脚回到房间，王全峰说了两遍让看我的小王出去，小王没出去，这才没发生其它事。外面那些警察就在两排房的院子打乒乓球，都知道，都在那看着笑。

因从到洗脑班一直被强制坐铁椅子，饭菜缺乏营养，我的身体很快就垮下来，近十天没大便，大便三天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用手抠出来的，后来也一直不正常，也是抠出来的。四月八日我来例假，量多而且时间长，出现身体虚弱，脸色焦黄，于十六日下午四点多释放，结束了二十七天囚禁、坐铁椅子的梦魇般的日子。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上午，我去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林敏大姐家，刚进门坐一会，宋向军、宋修彬、孙志三恶人就开车把这位朋友在派出所上班的儿子要挟回家，让儿子抄他妈的家，并阴险得意的说：我们不动手。儿子明知道母亲因修大法而受益，根本就不忍心伤害母亲，但被逼得没办法，只好顺从恶人们到处翻。母亲急得直哭，对儿子说：“我一身的病是怎么好的，咱这一家为什么能这么和睦，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吗？”儿子不作声，内心十分痛苦，但在邪恶的淫威之下没办法。

恶人们抢走朋友的很多东西，把我也绑架到商业街派出所，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抓我，但一直押着我不放。到下午三点左右时，恶人们把一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商业街派出所的监控室，逼着他指认他家的东西是我给的，我不抬头看监控，宋向军到审讯室揪着我的头发让我把脸扬起来。晚上五点多，恶警以我的摩托车没有正式发票为由，扣押了我的摩托车，宋向军等人又有阴谋的放了我。

四、经济损失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因进京打横幅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威海环翠区北沟派出所派李静和李波坐飞机去北京押我，一路上吃饭买东西，来回的飞机票近六千元钱，全部由我掏钱。

二零零二年被冯家镇派出所绑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转法轮》一本，录音机一个。

二零零六年六月我被绑架，除判决书上注明的，笔记本电脑二、，打印机十一台、得力裁纸刀二台，及其它物品，还抢走现金近七千元，威尔复印纸五十箱以上，还有一个新电饭锅、一辆新上海永久自行车及其它生活用品。

二零零九年十月被绑架抢走笔记本电脑一台、mp3一个、U盘一个。

二零零九年冬天被宋向军跟踪绑架到商业街派出所，当时的国保队长王刚和宋向军等人从我租来的草棚抢走，欣乐复印纸六箱、光盘袋一万、墨水及光盘数量不详。王刚从我包里抢走现金八百多元、助力摩托车车一辆。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在潍坊被绑架，他们将我给朋友的二万元买电话卡的钱抢走，还把我身上带的钱抢去（具体数字忘了二百左右吧），还有一部天语手机。

五、亲人遭受的迫害

母亲所承受的苦难

我母亲是个从不言苦，从不流泪也不会表达感情的人。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被绑架，被戴着手铐回家抄家，我母亲的眼神惊悸不安，难以控制自己，浑身打颤，不会说话。因为我们都是很老实的人，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人抓或者是被戴上手铐，我在极大的压力中安慰着母亲，妈，别怕，我们没做坏事。我母亲在那样的恐惧中已听不进我说的话。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母亲去看守所看我，到看守所有近三里地的路段没有公交车，我母亲那段时间吃不下饭，疲惫的精神，虚弱的身体，到了看守所，坐都坐不住了。有个经济犯出去会见，回来后告诉我说：冯姐，你妈真可怜，看那个样坐都坐不住了。说着她心里也很酸。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被非法劳教，我母亲没能去看我，我不知道她的身体与精神承受着什么。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我去北京上访打横幅，被北京前门分局打了二十五胶皮辊，五天后回家脱裤子睡觉，我妈看到我的腿腕往上全是黑紫黑紫的瘀血，我妈的泪水哗哗的往下流，我安慰我妈说：妈，我这还回来了，有多少还没回来的呢。我妈听听觉得也是，这才停止流泪。看我躺下后反复睡不着，知道我是饿的，就去厨房炒鸡蛋给我，吃了东西这才睡着了。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非法抓捕后，我绝食抗议十三天，瘦得不像样，我母亲见到我后，坐在那默默的难过。

二零零二年夏天我去发真相资料，被一个村里不明真相的人追赶，我们迷路走到山里，一直到夜里一点三十多才回到家，我妈哪能睡着，一直担心等到我回家，我回家后躺在炕上饿的睡不着，我妈又下地去炒鸡蛋，吃了才睡着。

二零零二年七月份我被抓捕后，我母亲在家里就象丢了魂似的，家里走家外，家外走家里，恍恍惚惚不知怎么就从门槛里仰跌倒门外，右手别在背下，将右手腕折断，骨头都鼓起来了。夜里睡觉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闺女几时某日就回来了。我母亲听的很清楚，这样心才稳下来了，一天一天的盼，就在说的那天我回家了，给我妈高兴的不知干什好。

二零零五年一月份，乳山市冯家镇派出所的恶人闯进我母亲家中，问我在哪上班，我妈一听，是派出所的来问这问那，我妈当时就吓糊涂了，临走时恶人又对我妈说：到车上看一看有没有你闺女的东西。我妈以为我让恶人迫害死了，吓得浑身发软，两腿不会走路，瘫软在门口的石头上。派出所到我家时，我的叔伯大妈在我家串门，等一会儿我妈没回家，她就出来了，出来一看我妈坐在门口的石头上一动不动就说：你怎么不回家，在这坐着呢？这时我妈才回过神来。从这以后我妈每天晚上在客车回来的时间都到街上看一看我回没回来，腊月二十三这天晚上我妈看到客车已经回来，但不见我就一头栽倒在炕上不会动了。那天晚上正好下雪，我哥去看我妈，一看我妈躺在炕上没动静，怎么叫也不会说话，就找来医生给打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我回家了，我妈一看到我，突然说了一句话：我可是见天了。后来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也没治好。在我妈临去世那些天，不会吃饭，不会说话，只是睁着眼，在临离世的三、四天，我姐扶着她坐着，有一分钟多的时间，我妈的意识很清醒，眼直直地看着我，大颗的眼泪顺着眼角直流，那种牵挂、放不下的心理真的让人酸楚，我和我姐他们也都直流泪。几天后带着对我的牵挂走了。

那些年我每次出去发资料我母亲都非常担心，走的时候再三的嘱咐：一定注意点。每次都等到我回来，她才放心。这些都是我能知道的，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

儿子所承受的苦难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我被迫害，他们把我十岁的儿子从学校拉到看守所，让我儿子去劝我，儿子不去又不敢，去又知道我没错，说我也不听。儿子幼小的心里承受着压力。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丈夫与我离婚，我被非法劳教。儿子失去母亲已经是莫大的痛苦了，加之母亲就要被送去劳教，还要替母亲担忧，那种感受真可谓是雪上加霜。

再后来，儿子的父亲、爷爷、奶奶怕我给儿子带来麻烦，就不让我儿子再见我。二零零二年我想通过邻居约我儿子见个面，邻居说他们已搬走了。邻居说：你儿子真懂事，每次见到我都很有礼貌的喊：奶奶好。有一次，我问他：你吃饭了吗？他说吃了。我问吃的什么饭？他说吃的什么饭。我问谁做的？他把头低下再也不说话了。

二零零六年，我被绑架，我儿子并不知道，那段时间儿子特别想念我，不敢对他爸爸说，就哭着去跟他二姑说，他二姑想办法找到我大姐，我姐就领着去公安局国保队，但国保队的人否认抓了我，儿子带着思念与失落回去了。二零零七年三月，我绝食反迫害，在我极度危险的时候，我儿子夜里做梦我不行了，拉着我的手哭醒了。儿子又去找他二姑，他二姑没时间，就让他大姑领着我儿子去找我大姐，我大姐又领着我儿子去政法委要人，政法委书记兰胜强说：就那样的妈还值得要？儿子不但没见到我，还要听他们侮辱自己的妈。出来后，我姐怕我儿子受到影响，就问我儿子：你恨你妈吗？儿子回答说不恨。儿子又一次带着痛苦与思念回去了。

二零零七年我回家后，在儿子二姑的联系下，我和儿子在他二姑家相聚，当母子一见面，那真是抱头痛哭，儿子哭着说：妈，你怎么瘦成这个样了。我只好回答说：见面就好，见面就好。今天写到此，我又一次泣不成声。这些年来，因为儿子他父亲怕我给儿子带来麻烦一直不让儿子与我接触。儿子说对象见面后首先告诉对方我爸妈离婚了，如果儿子在这方面没有压力也不会先说这些。这些只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到底有多少？

大姐所承受的苦难

我每一次的被迫害，我大姐都承受了很多，因为我俩都是大法弟子，只有我们能知道，这些表面和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力。二零零一年一月五号我被非法劳教三年，我大姐准备去威海看我，因为心理压力大，恍惚中一脚踩空，脚崴了，忍着走一步都很艰难的情况下，到威海看守所看我，结果不让见。

二零零二年我被绑架后，一个多月了还不放人，我姐带着被抓的巨大压力，去国保队要人。

二零零六年我被绑架，一段时间我杳无音信，我大姐又顶着被抓的危险去公安局要人，公安局矢口否认抓了我。二零零六年从我被绑架，我大姐就豁出去了，公安局、看守所、法院、政法委这家跑、那家跑去要人。这些单位都是些什么地方，不能随便进，还得想办法怎么进去，跑了十个月，太难了。二零零七年我被所谓的保外就医，我大姐又被他们绑架了，非法劳教二年。

其他亲人他们所承受的也不少，时间一长没有我的消息，都互相问一问，四妹现在怎么样了。每一次我被绑架，他们都象病了一样，几天浑身绵软的。同时还承受着邻居投来的不理解的目光。

这些也只是我记得的和能表述出来的，因为写的时候我也是一点一点回忆着写的，有很多写完后，再一想还漏了哪一段。有些痛苦还表述不出来。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家人不但承受着经济上的、身体上的、更还有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这一切全来自邪恶小人江泽民利用中共权力制造的这场迫害，这场迫害是反人类的，所使用的酷刑是集历史邪恶之大全，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是毁灭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