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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李桂香自述遭受的迫害

我叫李桂香，二零零一年因去海南州看望一名同修，被恶人告发，非法劳教三年，期间遭受了精神与肉体上痛苦的折磨，使我的身体内脏衰竭。这期间中共警察还以检查身体为名送我到516医院抽走了我的脊髓。到出狱时只剩了皮包骨。虽然出了监狱，却被中共警察软禁在城东区民族敬老院，行动受到监视，身体愈来愈差，万般无奈的我悄悄逃了出来，开始了流离失所。

四年过去了，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因去化隆办事在回来的途中给一世人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结果遭到该人举报，被化隆县公安局恶警绑架，于二零零九年七月送往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我依然不配合，但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而且急剧恶化，走路吃力，肺部有一种难以说清的痛苦，说话费力。我便开始炼功。劳教所里的包夹开始打我，我却一点力气也没有，话说不出来，任她们打我，就是这样许正花还把我关禁闭室。劳教所管教送我到医院检查，回来就给我造谣说我是装的，以此来掩盖她们对我的迫害，并悄悄跟犯人包夹下令，说我是装的，可以随意打，说话慢打，走路慢打。

我绝食反迫害，她们就一拥而上将我按倒骑在我的身上，把饭泼在我的头上，任意欺凌我。我无力，无助，无声，双腿如铅重抬不起来。在劳教所的这两年里，无耻与虚伪，造谣与诽谤，在这里充分的表现着（以至于我出来后还有吸毒犯人向同修问起我时还说我是装的，是想要吃好吃的所以绝食）。我行动不便，几乎被折磨致死。

二零一二年七月（延期一个月），我被当地社区（他们给社区也是造谣说我是装病的）接回，被安置在西宁火车站后王家庄一个租来的小屋里，社区的这些人也都是来监视我的，每天两人。那时我拉肚子已经有一两个月了，身体极度虚弱，走路不稳。回来第一天开始炼功，拉肚子就好了。但没过几天我的身体开始浮肿，鞋子穿不进去，吃力，而办事处的主任却让我去打扫卫生，我给他看我的双腿，说，我现在能去拉架子车吗？除了米面油，一个月只给我一百元的买菜钱，青海物价高，每次我只能从市场上买一些烂堆菜，以维持生计，受尽屈辱。

除此之外，这王家庄又有了一个新的任务——监视我，什么人都有，走路的，骑自行车的，开小轿车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有。我锁上门出去，就有人打开我的房门进去。几次出现生命危险然而我却没有上医院看病的权利，他们沆瀣一气，里外沟通，欺骗世人，掩盖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他们怕迫害我的罪行曝光，连帮助我的曹生祥也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判刑，天理何在？我在外面租房子，他们就趁我不在的时候打开我的房门。我找检察院，公安局反映，他们不管。而且我租的房子他们跟踪后，还威胁房东不准租房子给我，否则就要到房东单位如何如何云云，房东害怕不敢租房子给我。

我已经搬好几次家了，我到我户口所在地打申请廉租房，打了三次（因户口所在地搬迁从火车站社区到韵家口社区再到现在的互中社区）还是没音讯，我的身体已经残疾了，现在只能干些轻一点活，以维持生计，在外租房房价也高。

没有想说所受的这些委屈，只是希望国际组织能够阻止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这场迫害，阻止中共对我们华夏儿女的迫害，也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起来反迫害，因为这不只是对一个民族的迫害，而是在这场迫害中考验着人的道德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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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大方县八堡镇派出所龙永富、邓苏伦的恶行

我是晏国凤，家住贵州省大方县八堡镇，今年六十一岁。二零零七年六月初一，三个人到我的小商店喝水花酒。交谈中，劝他们三退保平安，并给了他们几本真相小册子。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早上六点，我在家中被八堡镇派出所的所长龙永富，民警邓苏伦绑架到镇派出所，他们用手铐铐了我二十一个小时，手铐都陷进肉里了。他们要我在诋毁法轮功的所谓“三书”上按手印，我不配合。凌晨二点，乡长郝永正、所长龙永富、民警邓苏伦强制拉我的手去按手印，陷进肉里的手铐经这一强行拉扯，手上到处都是鲜血。从我被绑架到派出所，一直是大雨倾盆。在强制我按手印的这一段时间，雷公火闪，把八堡镇派出所的电灯都打坏了，雷火闪到龙永富头上，他被吓的惊惶失措，迫于对上天这一震怒的惊恐，他才放我回了家。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二点，我正在家做家务活，龙永富、邓苏伦突然闯到我家，没有任何理由把手铐铐在我手上，两个人左右架我两膀，不由分说拽着我就走，我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到派出所后又将我投到大方拘留所，和吸毒犯关在一起。前五天，号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反常现象。到了第六天，拘留所新送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女子，说是吸毒犯。在这个吸毒犯的授意下，与屋里的另两个吸毒犯对我进行长时间的暴打，我被打的全身是伤，她们还嫌不够，新进来的那个女人从火上端起刚烧开的一盆水从我头上烫了下来，叫嚣着“烫死你这个猪”。此时的我已衣不遮体了，整个人也懵了。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在号里就这样傻傻的呆着，没有了人的正常思维，惊恐中那暴雨般的毒打象放电影一样时时在大脑中浮现，挥之不去。半个月后，他们放了我。可我已分辨不了方向，头脑中也记不起事了，整个人目光呆板，怎么回到家里的，也不知道。在后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一听到稍微大一点的响声，我便会本能的跑掉躲起来，本能的想着躲避那疯狂的毒打。而每次亲人们都要费很多时间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八堡镇乡政派出所也没有就此罢休，还时时对我骚扰迫害，最后我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了。

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才有了修炼的环境。回到法中的我，神奇般的快速的恢复了一切。同修们见我象换了个人，都落泪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感谢师父为弟子承担的一切！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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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五常市许艳玲被迫害经历

许艳玲，女，一九五八年出生，家住五常市内。以下是许艳玲自诉被迫害经历。

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我和几名法轮功同修去五常杜家镇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杜家镇派出所所长左凤和带领一群手下强行绑架到杜家镇派出所，一个多小时后又被劫持到五常市第二看守所非法拘押。

在关押的当天，我们就采取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第三天，原五常市公安局副局长钟艺文，到五常市第二看守所叫嚣：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并命令将所有脚镣子都拿出来，不够用把死刑犯的先撸下来，到监狱去取。就这样我们绝食的五名女法轮功学员分别被戴上了十三至五十斤不等的脚镣。我被铐上了五十斤重的脚镣，被迫害十天后才给取下来。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因绝食抗议，我遭到狱警、刑事犯灌食迫害。

我父亲被五常610洗脑班成员刘晓玲勒索现金三百元，被公安局勒索一千八百元现金。我单位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即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被五常610洗脑班成员莫振山强行勒索现金五百元。声称是给杜家派出所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警察的奖金，先由我单位替我垫付，后由我原工资中扣回。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单位评技师资格，我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五常人事局及单位取消参加考试资格。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0恶人付彦春、朱宪福、史兴富开车到单位将正在上班的我强行绑架，付彦春抓着我的衣领，连踢带踹，强行把我硬塞进车里，非法劫持到五常洗脑班迫害一个月。期间付彦春威胁我父亲让我父亲交三千元现金，否则就劳教。就这样我父亲又被勒索三千元现金。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黑龙江五常市委不法人员下达加重迫害法轮功一百天的指令，我被已被绑架到五常610洗脑班的人说出，恶人到单位绑架未遂。然后付彦春给我单位领导施压，不许给我开工资。并叫嚣“如果许艳玲上班，就上她的单位去抓她。”我的单位领导停发了我的工资。致使我有班不能上，有家也不能回。从二零零四年六月中旬我就被非法剥夺上班的权利，工资停发四年半后退休。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恶警战志刚在公安局副局长冯志国带领下，伙同刘波、佟伟宝等多名警察，和610邪恶之徒开着四辆警车，先绑架法轮功学员董晓东，然后用其手机给一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谎称“董晓东开车出车祸了，赶快来。”然后埋伏在董晓东家，绑架前来探视的法轮功学员。

我和另外俩同修前去探望。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民，刑警队的佟伟宝，国保大队的刘波还有诚信派出所的警察，开着三、四辆警车包围董晓东家的外围。恶徒们事先藏匿在屋内，让董晓东的弟弟去开门。我们三人一进屋就遭到恶徒围攻绑架，一同前去的男同修遭毒打。董晓东家被洗劫一空，大法书籍、一辆奇云牌出租车等一些私人物品被抢走，恶徒并扬言“车扣下不给”。

五常公安局恶警战志刚为邀功领赏，指使手下拍照、录像，企图进一步加大迫害，我和两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五常市看守所。家属找到战志刚要人，“为什么半夜三更，把人骗出去就抓？”战志刚为了推卸责任，称说：“这事儿上面说了算，哈尔滨直接插手，我管不了！要找，你就找他们！”家属多方奔走无果。

二十天后我又被强行劫持到哈市前进劳教所奴役迫害了一年。 在哈市前进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霍淑萍，我遭受了邪党的奴役迫害，糊纸袋、挑牙签、挑筷子，每天被强迫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儿。完不成任务还罚，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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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王金荣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王金荣，女，家住黑龙江大兴安岭松岭区，今年五十七岁。我在学大法前，夫妻不和，闹离婚，孩子偏食，身体很瘦，学习打不起精神，我的身体也不好，学大法后，我和孩子身体都好了，人也精神了，孩子的学习也提高上来了，还考上了本科大学。可是中共邪党就是不让做好人，就是不让人过好日子。我因为做好人，被恶警绑架两次，先后关押进二个看守所，被哈尔滨戒毒所迫害折磨一年。

一、被绑架关押看守所

二零零四年我和同修去贴真相，被松岭公安局二个恶警绑架到松岭第二派出所，我被审讯，逼问东西哪来的，与谁联系，逼迫我放弃修炼，照相、按手印。我被劫持到松岭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被毒打、侮辱，不给饭吃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我与同修一起去讲真相。背包里有真相光盘、传单、护身符、不干胶等，我们一起去加格达奇火车站，路过安检处过包时被查出包里有真相光盘。有二、三十警察、工作人员把我围住，我就开始讲真相，讲到晚上时来了一列火车，恶警们把我铐上手铐，在车站打我两个嘴巴子，三、四个恶警硬把我拽到了旅客车厢，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对我拳打脚踢着强行把我拽到行李车厢，看着我，恐吓我：“如果再喊就把脏手套塞你嘴里！”火车到齐齐哈尔时硬把我拽下车，把我绑架到齐齐哈尔公安处国保支队，二十来个警察把我围一圈，男恶警肖健“哐哐”狠劲踢我两脚，说：“你到这还讲！”强行给我戴上刑具——手铐、脚镣。

肖健和另一个男警察审讯逼问我一宿，我不配合他们，肖健恶狠狠的用遥控器反复打我的嘴和两腮，把我的嘴和两腮全打紫了。还把铐我双手的手铐和铐我双脚的脚镣子连铐又与床铐在一起，把双脚紧紧的固定到床上，使我一点也动不了。二天一宿不给我饭吃，接着把我劫持到齐齐哈尔铁路医院检查身体。肖健为了掩盖他的罪恶，说：“你的脸是你自己卡的，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就是你给我打的。”他说：“我就让你在劳教所里呆着，出不来！”

体检很全面，查眼睛，看视力，验血型，做心电，透视，抽一大针管子血，站着检查，躺着检查，检查很细致。然后把我绑架到齐齐哈尔铁路看守所。

他们逼着我脱衣服净身，说是安检，脱的只剩背心裤头了，还不行，强行命令我把背心裤头全扒下来，身上一个布丝都不能留，硬逼着我脱得一丝不挂的安检还恐吓我：“找男警察给你扒下来！”

三、故意欺骗，让家人着急悲伤

我到齐齐哈尔铁路看守所都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没有人给我饭吃。我没有卫生纸使，二十多天了，我找警察，他们不给，我找看守所所长，要求让家人给我送卫生纸或给我存点钱，他们不给通知家人，一个警察还吓唬我说：“你再说我就把你打扁了！”

肖健那伙恶警不但不把我被绑架的事通知我家里，他们还从我背包里抢到我丈夫的工资卡，核对我丈夫，知道确有我这个人后，又给我弟弟打电话诬陷说：你姐在火车上跳车了，被送到讷河医院了，包扎了，现在人又跑了！我弟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急忙忙弄了两辆车，悲伤的哭着就去了讷河，到讷河也没看到我的影子。家人找不到我，心急如焚。

我在齐齐哈尔铁路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那里非常苦，吃黑面馍，黑馍吃到肚子里象棉花套子一样都不消化，喝的白菜汤，喝剩汤的碗底有黑泥土。一个月后，我被一路铐着手铐绑架到哈尔滨戒毒所。

四、哈尔滨戒毒所遭受迫害

一到哈尔滨戒毒所，身体全检查一遍，我血压很高，他们也硬留下。我讲真相，一个女警察说：“再讲给你加期一年！”

他们开始对我进行洗脑转化，逼迫我放弃修炼，逼着我在邪恶的五书上签字，我不签，恶警刘力喊包夹上，硬抓着我的手签字。

恶警们没有达到目的，就天天播放诬陷大法的电视，不让我的脑子、眼睛、耳朵闲着，硬往里灌，强行洗脑。他们把我单独关押在一个监室，由包夹看着，罚坐小凳，嘴不能动，眼睛不能闭，要么扣分加期，坐小凳坐的屁股上的肉都坐成黑色了。

我被奴工，挑牙签，从早晨八点开始（中午只给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一直干到晚上六点，吃点饭，还被接着干到晚上十点钟。在劳教所我度日如年，我被哈尔滨戒毒所折磨迫害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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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本芝自述被迫害经历

我是黑龙江省林口县大法弟子刘本芝，曾两次被非法迫害。

二零零五年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侯勤友和姓王的这两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院子里，我出去问他们干什么，他们逼迫我拿出大法资料。当时我怕婆婆和公公受惊吓，我又怕他们到放电脑和大法书的屋子，我不知所措。他们强行进了另一个房间，把抄了几页《转法轮》的本子，好像还有几张单张的真相资料，一个简装的师父讲法被他们看见抢去了。我被他们带到公安局国保大队。

国保大队长贾启杰逼问我这些是哪来的。国保大队的王纯明，拽着我的手强迫我按手印。一直到下午一点多我丈夫突然来了，他们让我跟丈夫回家。原来他们背着我偷偷把我丈夫找来勒索了三千元钱，才让我走的。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号下午，学生放学后，我正在班级给两个学习吃力的孩子辅导功课，校长领着两个人出现在班级门口，一个是林口南山派出所姓孟的警察，另一个没见过，不知道他是谁。我一出班级他们俩就左一个右一个拽着我的胳膊，让我跟他们走，他俩把我带到我家。

这时，家里已经来了几个警察，其中有一个是国保大队姓王的，另外两个一男一女没见过。他们一看到我就像疯了一样开始房前屋后到处乱翻。姓孟的警察看着我，不许我动。那个女的非常疯狂，就连沉甸甸的床垫都掀起来扫荡一下。他们把衣服从柜子里拽出来扔在地上，其中一个陌生男人看到孩子平时用的一个小录音机如获至宝，连忙装在了一个大兜子里，又从我的一个亲属搬家时暂放在我家的一个兜子里翻出了有关“六四”的磁带。就连这本磁带他们都不放过，竟然勒索了五千元。在柜子上还翻到了几张打印坏的周刊，他们问打印机在哪，我告诉他们被一个陌生人拿走了。最后他们把电脑连同小音箱都抢走了。年迈的婆婆和公公吓得坐在那一声不吭。我被他们带到公安局。

在公安局的一个办公室，我两只手被手铐铐在椅子上，我冷的直打哆嗦，在我家翻东西的一个不认识的男恶人（这几个不认识的好象是市里来的），假惺惺的给我披上一件大衣，然后拿来一份名单，问我认识哪个，我告诉他哪个也不认识，他气得马上把大衣拿下去。

不一会，贾启杰过来了，她说古广厚（同修）的资料是我给的，现在他就在隔壁。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他们进进出出，是隔壁还有一位同修。他们一会审问同修，一会过来审问我，还想从我们这里再知道点什么。由于不配合他们，一个恶人往我的鼻子上抹芥末油，我使劲的喊不许他抹。国保大队警察王纯明扇了我一耳光，还把我兜里装的六十多元钱抢走了。这些恶警把隔壁同修的鼻子上抹上芥末油，然后套上塑料袋，同修昏了过去。

大概七点多钟国保大队的人去学校把正在上晚自习的儿子找来，这时丈夫也被他们找来。他们逼问孩子想从孩子嘴里知道些什么，还问我的打印机哪去了，孩子说不知道，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们才让丈夫和孩子回家。大概晚上十点多钟我被他们送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第三天，国保大队的贾启杰、王纯明、侯勤友到看守所来提审我，我大声的哭着就是不去，我就要回家。姓侯的要过来打我，同监室的一位同修严厉的呵斥道；“不许打大法弟子！”他们才灰溜溜的走了。

五月三十一号那天，丈夫到看守所接我回家。回家后我才知道，他们给我按三年劳教勒索了九千元，丈夫（未修炼法轮功）为了让我尽快回家找他的同学帮忙，被勒索去六千元，国保无赖的说我儿子教我学了电脑，被勒索五千元，南山派出所所长崔伟业勒索了多少钱现已记不清了，一台新的台式电脑三千多元，还有前面提到的五千元，合计三万多元。

几天后我要上班，遭到学校校长的阻拦。丈夫去找“610”的张士杰，又被他勒索了一千元。张士杰让找教委的书记，说只要他同意就可以上班，可书记有意回避。

他们对我的迫害给我和家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家庭险些破碎，孩子面临高考，心情受到沉重打击。丈夫也承受了难以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痛苦，婆婆让他和我离婚。

这么多年我所遭受的迫害仅是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