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多年前的一场诉讼

二零零三年过年后萨斯病（非典）在北京爆发，就象师父《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温哥华讲法》讲的“他们不但不知反省，还在利用萨斯病迫害大法弟子，掩盖着真相。”[1]因为我让公司同事到我家拿我们公司销售方面的宣传资料被小区居委会举报到派出所，说我散发法轮功资料。

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派出所来了几个警察气势汹汹非法闯入我家，看到一堆资料立即如获至宝似的抢到手里，一看是公司的宣传资料于是便灰溜溜的走了。晚上学法时师父借我妹嘴点我学《道法》那篇经文，在我学的过程中师父把“坦然不动”四个字点给我。五月八日早晨，我给部门经理打电话说要去上班，结果电话被监听，我刚准备出门被几个派出所警察堵在门口，并把我强行带上警车。然后几个人围住家人说要搜家，家人正念很足说没有搜查证不许搜，那几个警察果真没敢搜，出门来到警车附近，家人趁警察出门后把一盒十多盘的师父《济南讲法》的录音带塞進衣柜中。警车上我一直很坦然，正念十足的发着正念，一直持续到中午，派出所上面公安分局压下来让他们搜家。我坚信他们搜不出任何东西，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我没有任何漏可钻，家人也不配合，于是开车把我带到派出所问讯，并不让家人在场只让居委会的在场搜查。结果搜不到任何他们想要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于是他们编造一份搜查清单，让在场的居委会人员做假证人在伪造的搜查清单上签了字。在派出所警察做问讯笔录时，我严厉的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法的，我不会回答一个字。等他们做完零口供记录，我抓住机会说：“小伙子，我看你还有善念，我给你讲讲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萨斯病就是天在治人。

在看守所公安分局来人做问讯记录表现的很心虚，干脆东拉西扯的谈些别的。我知道是因为我以前所做的证实法的神迹让他们抓不到把柄，这一次迫害他们以为是十拿九稳，结果再一次出手却又一次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这期间我一直绝食抗议讲真相，也许他们出于良心发现想推脱迫害的责任，分局的就以我的户口在外地为由让我老家公安局来人把我送回老家。

回到老家那边看守所，我也用绝食抗议，并不断的讲真相，结果被批两年劳教，送到省女子劳教所。在萨斯病流行期间劳教所警察也怕再参与迫害遭报应，就推脱说体检结果心脏有问题拒收，后来我知道其实我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窦性心律不齐属正常生理现象。回到当地第二天国保大队办案人员主动到劳教委给我办理了先天性心脏病所外执行手续把我送回家中，给他们自己下了台阶。

为了反迫害讲真相证实法，我多次去当地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讲真相并要求取消劳教，后来行政复议维持原判的结果下来，我就按照行政法律程序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有同修知道我在当地法院已经立案的消息后，出于对我的安全考虑和对法的认识不足，派人找我母亲让我撤诉，理由是可能还没上法庭就会被抓去劳教或者上完法庭就立即被抓去劳教。我当时很坦然的告诉我母亲说：“第一我不怕死，第二我不怕劳教，第三我不认为告了他们我就会被劳教。”母亲看我底气很足也很支持我。

后来我主动找同修交流说迫害这么多年，大法弟子都是站在被告席上被动的申诉自己怎样无罪，现在是师父的无量智慧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大法弟子才能站到原告席上告他们，这是一个主动清除邪恶讲清真相的好机会，我怎么能因为怕死怕劳教而放弃这种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同修对这次诉讼有了积极正面的认识，有二百多名大法弟子主动表示要出庭发正念、旁听。开庭前一天说省公安厅来了人，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出于安全的考虑放弃了这次机会，但是还是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顶着压力走上了法庭。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并不断的精進实修，在开庭前几天我悟到诉讼的基调应该是围绕我得大法后身心受益、怎样做好人的情况讲真相，展现大法的祥和美好，并与同修做了交流得到了同修的肯定。那天开庭前我看到大法弟子走進法院时另外空间的身体有三、四层楼那么高，感动的差点掉泪。开庭那天公安局派人给我录相，我很坦然的对着摄像机让他们记录下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证实法的珍贵历史镜头。法庭上座无虚席，连法庭的正门都打开了，门外还站了几排大法弟子旁听。开庭时我隐约看到另外空中大法弟子和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在法庭上各坐一边，知道这是一场宇宙中正在发生的正邪较量。

当时大法弟子的官司不让请律师，我自己为自己作辩护，国保那边派了两名警察作为被告参与诉讼。诉讼过程中明白了真相的法官和法警面对两个狼狈的警察的窘态，都发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在伟大的师尊加持和同修的整体配合下整个诉讼过程轻松、流畅，达到了展现大法美好、祥和的目地。开完庭后，国保那边也没有动过我一根汗毛。

当时这种诉讼案在全国没有先例，当地法院把这个案子传到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又传到了高级法院，到二零零四年过年前，省高级法院把维持原判的决定转发下来。早先在这个案子立案后，因为法轮功的案子不让请律师，当地法院通知我本人到法院阅卷，阅卷时我看到北京那边派出所的搜查过程全都是造假，就掉泪了，并告诉在场的法官说警察为了达到迫害目地全部在造假，法官也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只是没多说话。再加上这次法庭上讲真相很到位，所以那几个行政庭的法官明白了真相都不想参与迫害。他们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法院和他们象朋友一样聊聊天。我去了之后，他们告诉我高院维持原判结果下来了，择日要开庭宣布判决结果，他们不想开庭，并用压人的口吻让我撤诉，并说再上诉到中级法院还是这个结果。我不软不硬的顶了一句说自己不怕死才敢打这个官司，既然不怕死，再上诉到中级法院又怕什么。他们一听赶紧说出了真心话：文革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我们干这份工作有个好收入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我明白了他们是不愿在判决书上签字背上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名以免将来被清算，于是我说大法弟子都是与人为善的，既然你们这样说为了你们考虑我就撤诉，但是这事没完，我会去找劳教委、国保、六一零办公室。几位法官全都轻松的笑了，有位女法官看见我穿的保暖服衣领上有一根线头，赶紧去拿了一把剪刀帮我把线头剪了。

后来我去找劳教委，又几次找市国保支队的头长谈，十多次去市六一零办公室讲真相，最后由国保支队的头拍板，六一零办公室的一致同意，用放假的名义一直到劳教结束的期限让我回到北京自己的家中。

二零零二年我读到师父《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那一段“你们在正见网上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圣经启示录里面讲了，说邪恶的兽用嘴攻击神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半的时间。”[2]就猜想到可能二零零三年过年前后就是迫害发生三年半的时间会有大事发生，因为我认真读过圣经启示录有关章节。后来二零零三年过年后萨斯病在北京爆发，我突然明白师父讲的是与这件事情有关。

二零零三年过年前一次学法师父突然把“使命”两个字点给我，作为大法弟子既要做好三件事，还要圆容好家庭和工作，再加上因为大法弟子不能堕胎，我的第二个孩子才一岁多，根本没时间想“使命”两字的内涵是什么，只是单纯的按照师父讲的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去做。回北京后再次学师父《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温哥华讲法》讲到当初旧势力定下中国要淘汰八百万人，而实际上师父慈悲，远远没有淘汰那么多，我才似乎明白了“使命”两个字的一点内涵。

二、起诉江泽民的经历

转眼到了二零零七年六月，我被所居住小区街道办事处六一零办公室的构陷，导致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被派出所警察搜家。其实旧势力每一次安排迫害都是很心虚的，有了前几次迫害失败的经验，他们那些司法人员也知道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是有神通保护自己的。这次他们首先在事先已经监听到下午我要出门为公司客户办事的情况下，上午他们指使居委会的给我打电话问我交物业费没有确认我在家，然后下午等我出门不久他们就开始搜家。他们搜家也没有把我的大法书都搜走，只搜了一本《转法轮》和一些单页的经文，我每天照样坚持学法。师父看得很清楚，知道我躲不过这一劫，在我学《二零零四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时把一正一反同出的法理点给了我。后来实在太想看《转法轮》找到同修要了本《转法轮》，他们派出大量便衣跟踪也没能治了我，于是他们在七月十日晚十点非法抓我，第二天一早把我送到洗脑班迫害，我坚决不转化并绝食抗议，结果被劳教二年半，后来被送到全国最臭名昭著的那个劳教所迫害。

在劳教所严酷的环境中，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用各种方式反迫害证实法，摔了跟头爬起来接着走，后来大法弟子形成了整体，做了许多集体证实法的事，这里由于笔墨所限我就不多讲了。

在劳教所，我曾经背过师父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一些段落“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3]“大家想一想，在座的有很多学大法之前也都是被恶党欺骗当过党员的，你们真的要去审判那些被邪恶欺骗了的党员吗？你们要知道他们当初也是被中共恶党欺骗过的，那都是你们要救度的众生。”[3]所以我们除了口头讲真相外，特别重视写信讲真相，无论反迫害中挨打、挨电、受到酷刑折磨，或者摔了多大的跟头，回过头找自己后又无怨无恨的写信讲真相，没有被迫害到的同修也站出来为被迫害的同修说话圆容整体，以致后来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有警察拿到真相信后，当着大法弟子和其他劳教人员开玩笑说：“喛哟，又给我送红包啊！”还有的警察问大法弟子“听说今年就结束了，什么时候结束啊，是不是真的？”

六月八日我站出来绝食、拒绝劳动，结果再一次遭受酷刑迫害。在酷刑迫害前我正气凛然的在劳教服上写下了几个大字“还我师父清白！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邪党中央派检察院進驻劳教所，对许多事情做了调查取证。后来二零零九年九月底我再次站出来要求取消劳教制度释放被关押大法弟子遭受严重酷刑迫害后，检察院找过与迫害有关的警察去问责。

二零一零年我从劳教所回家后，我加紧全面学法。我就在思考师父点我走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为此吃了那么大的苦遭了那么大的罪，是不是中国人绝大多数都要被救度才算是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因为师父多次讲过今天的人都是天上来的，代表着不同的天体、宇宙。

二零零六年我通过自由门上网就看到过王杰、朱柯明告江泽民的事我感动的落泪，当再一次看到王杰、朱柯明的事就想再次看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是不是师父让我也起诉江泽民。在劳教所证实法的经历让我看到再恶的警察在大法弟子正念、善念面前都表现出了他善的一面。而且在劳教所我背过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那段关于“解体中共、制止迫害”中讲的“大法弟子就有那么大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就是要在众生都不行了的时候、世人被恶魔中共邪党绑架而无望的时候救度他们。”“那救就得告诉人，中共邪党是魔鬼在世上的世间形象，解体它是救人。不是为了解体它为目地，救人是目地；解体它不是为了要它的政权，是解脱被绑架的中国人，所以要全力的讲真相、救众生。”“人们都知道真相后迫害就无法维持，中共邪党就会倒台，但那不是为了叫其倒台而做的，是以众生得救为目地的。这是迫害者自己把自己打倒的，是众生解体了它。”知道参与迫害的警察很多也明白真相，但是出于上面的压力和保住自己的饭碗而维持着迫害不能解脱自己，那我就从告江泽民入手做起，也是在讲清真相、主动清除邪恶。

于是我找律师咨询，律师听了我的陈述后很同情，说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有规定不让接法轮功的案子，但告诉我刑事诉讼的案子一般是从检察院提起公诉，另外够轻微刑诉案的可以用自诉案件的形式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临走我要付事先打电话说定的五百元咨询费，他们也没有收。

有同修听说我要告江泽民，主动给我送来一些相关的明慧资料，准备了几个月后，我向居住地的区法院起诉科递交起诉书，起诉书中我强调了一点，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如果愿意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我将免于起诉他们。我相信这是一份有份量的起诉书，无论谁认真读过之后都会认识到法轮大法的修炼和大法弟子的反迫害是绝对非暴力与理性的。当时在班的检察官一听我要起诉江泽民，就挑剔我手续不全不收。第二次我准备齐手续再去的时候他却休假了，听说他为这事急的牙都上火了。第三次我打听到科长办公室直接把科长堵在办公室门口，科长答应到接待室看我的起诉书，他认真看完了起诉书之后说他们不能受理，这种案件应该递交北京市高级法院。我第一次去北京市高级法院，当班的几个检察官一听是告江泽民惊讶的眼睛大睁，有的嘴都合不拢了，接待我的那位检察官草草看了一眼后，找个理由就把起诉书递出来，我出于一个是自己不懂法律，不能从法律方面沉着应对，另一个是我的首要目地是用这种方式讲真相救众生，无论如何敢做就是在震慑邪恶，没有多僵持就离开了。

后来有同修又帮我把起诉书补充完善，那时师父《什么叫助师正法》的经文刚好出来了，大家都感到正法修炼无比严肃。同修主动提出陪我去北京高级法院，那天还是那位姓宋的检察官接待我，他一看还是告江泽民就说：“我们这里接的都是大毒枭、杀人灭门的大案，自诉案件是属于轻微刑事案件，不属于我们接待的范围。”又一次把我推出来了。

后来我们刚進地铁不久整个北京城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新闻报导说北京劈了七千个雷，中南海成了汪洋大海，我知道是上天在警示世人和当权者人不治天就要治人。后来我们又去了最高法院还是不收。接下来我又逐级去检察院，去区检察院时门卫好心帮忙把起诉书投進了检察长的信箱。到北京市高级检察院，在班的检察官听说是告江泽民，要了我的身份证和起诉书進去请示上级领导，回来告诉我说这个不能受理。后来我想把起诉书邮寄给他们，这样他们不收也得收了，于是给这些法院、检察院都逐个寄了起诉书。直到明慧网登出文章《买鞭炮、放鞭炮、庆祝江鬼死亡》这事才告一段落。

后来北京市检察院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告的我们管不了，你可以告下面具体的执法人员。”我的目地不是为了告人，救人才是目地，我相信是他们看过起诉书之后良知善念出来了才这么做的，就没有多说什么。师父《洪吟三》出来后我看到《红朝末日》写的“众生醒来存正义　全民三退恶党毙”，我想我悟对了，更知道只有做到才是修。

三、结语

现在中国已有两亿人被救度，其实了解真相的为数已不少。现在天象到了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时候，大法弟子只有本着慈悲救度的心态，就象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说的“除了几个邪恶转生来的首恶之外，不把人当魔，人是被它绑架的。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只有把江泽民、周永康这些首恶之徒的酷刑罪、反人类罪在法庭上公开展示出来，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的中国人得救。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慈悲救度。我想中国人全部知道真相后纷纷三退，中共自然就会解体，这也是应验了老百姓说的那句话“众怒难犯”。

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正，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