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法轮功学员已经向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状，要求对迫害元凶江泽民进行起诉，将其绳之以法。以下是部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简述：

绑架、抄家、劳教、判刑、抢粮食……

张永，男，五十三岁，农民，被绑架、抄家八次，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八年，流离失所一年，经常遭警察上门骚扰。

李元寿，男，七十岁，农民被绑架、抄家、拘留达八次之多，被非法劳教两次，勒索现金三千多元，被迫流离失所六年，遭安全局和国保警察骚扰不下五、六十次。

张瑞吾，男，六十一岁，农民，被绑架、非法关押五次，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五年，抄家二次，被抢走粮食五千斤。

张金莲，女，六十六岁，农民，被非法拘留一次，抄家三次；丈夫陈延贤被非法拘留三次，非法判刑四年半，被迫害离世。儿媳张梅被绑架到洗脑班、非法拘留三月多；家中被抢走小麦二千多斤。

齐加祥，男，六十八岁，退休工人，被非法关押五次、判刑八年、抄家六次、勒索现金二百元、扣发退休工资八年、骚扰无数次，流离失所三年。

郭玉莲，女，七十四岁，农民，非法关押五次，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五年，抄家三次，被迫流离失所二年。

赵长菊，五十五岁，原工商银行古浪县支行职工，曾五次被绑架，其中被非法拘留二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共九年六个月，经济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两个孩子无法上学读书，儿子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全家人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赵长菊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公安局的张积财等、政法委的王立军、还有社区的几人，共有十多人闯进我家，非法抄家并绑架我。后将我非法判刑五年半。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看守所通过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把我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因我不放弃“真善忍”信仰，恶徒对我的迫害肆无忌惮，每天每时对我打骂不停，每天至少被打十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经常遭到打骂，恶徒的拳头经常是雨点般地打在我脸上、头上，脸被打肿了，牙齿打松动了，耳朵打聋了，头上大包小包，浑身是伤。

不让睡觉

“包夹”犯人在恶警指使下，不让我睡觉，有时睡二、三个小时，有时整夜不让睡觉，一次连续十昼夜不让我睡觉。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二点，“包夹”犯人咸德英在我的褥子上泼上水，让我无法睡觉，只得坐到天亮，我把褥子抽出来，打算晒一下，咸德英就把我的褥子、被子、毡全都扔到厕所里。一天晚上咸德英还让值夜班犯人马桂芳打我的头，不让我睡，早上马桂芳自己说她用拳头打了我三十多下。这样连续打了三晚上。

不让上厕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天，咸德英不让我上厕所，佟华、咸德英把我按倒在地上，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起提，我的头发被她拔下来很多，并用拳头在我的头上狠毒地打了几十下，我的头被打得失去知觉，眼冒金星。十二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多，我正在上厕所时，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要把我从厕所坑子上往下拉，我用手抓住厕所墙，她又把一盆水从我的裤腰处灌入了裤子里，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她又把我按倒在厕所地上，用脚在我的腿上使劲的踢了七、八下，又逼着我去写思想汇报。

残酷的殴打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天，咸德英在我的右肋处狠狠地踢了一脚，将我肋骨踢伤，一根肋骨头突起。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天，黄亚琴在我的鼻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时鼻血流了很多，我想用毛巾把脸擦一下，黄亚琴就把我按倒在地上，她骑到我的身上，用拳头在我的脸上头上不停的打。黄亚琴毒打我，而恶警孙立伟还罚我蹲了一天，还让我写检查，我无辜被打还要让我写检查。在八月到十一月这四个月里，黄亚琴不让我吃饱，她让打饭的人给我只打半勺饭菜，我每顿都吃不饱，饿的发晕，经常感到天旋地转，瘦的皮包骨头了。

二零一零年六月一天，延风把我硬拽到厕所里毒打，参与打我的人还有毕万莉（天水人，五十多岁，经济犯）、杨晶（兰州人，三十多岁）、袁雪英（民勤人，三十多岁）。她们殴打我，还把我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桶子里，整个头都被按入水中了。有许多次，延风硬逼着我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做，延风等十几个人就一起殴打辱骂我，有脚踢的、拳打的、在我的脸上吐吐沫的、辱骂的等。一次延风用厚厚的书在我的头上使劲的打，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由于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我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反应迟钝，视力严重下降。神经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严重的伤害，我的腿脚手都不灵便了，身体失去平衡了，走路脚底下都不稳了。(到现在这些症状还没有彻底好)，在恶人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下，我的耳朵聋了，还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许多事都记不起来了，不会说话了，就像一个傻子、呆子样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症状。

在女子监狱里，我所遭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现在能罗列出来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也只是所经历过的不到十分之一的一个大概过程。而当时身体上、精神上所承受的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也不愿意回忆那极其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所经历的那一切，心都在发抖，全身还会打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