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春德说：“我的母亲已经八、九十岁，每当看到警察、生人就心惊肉跳，听见汽车声音就惊慌失措。面对儿孙多次被绑架，老人家哭干了眼泪，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常常半夜起来呼唤星斗，祷告苍天。着急上火，一次摔倒在地，瘫痪了五、六年，……于去年含冤离世。”

下面是石春德在控告状中诉述他所遭受的迫害：

一 、龙港区公安分局对我的迫害

我是木工，在炼法轮功前，随着社会道德的堕落也跟着往下滑，自私自利；炼法轮功后，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以“真、善、忍”的法理指导自己的言行，逐渐去掉自私自利之心，还改掉了性格急躁、有时好骂人的毛病，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家庭变的和谐、融洽。

我常在劳务市场搞装修，虽然社会上流行的“回扣钱”是很诱人的，给各家买材料时，按照10%的回扣，每年可白得上万元左右。虽然我家并不富裕，儿女都未成家，还需要买房或盖房，但我从不拿一点回扣钱。那些年，凡是我干过活的人家、买过材料的商店或者是接触过我的人都对法轮功有很高的评价，我干过的活就成了活广告，我的人品就是样板。干完活之后，他们就向其他亲朋好友推荐：“你家有活就找老石师傅干，他是炼法轮功的，干活仔细认真，不糊弄人，不浪费材料，不多要工钱，还不拿回扣钱。”有一次干完活，那家人无意中多给了我1000元钱，我发现后马上退回去，他们全家都很感动。

可是，1999年7月20日，把持党、政、军大权的江泽民出于妒嫉心，利用手中的权力，施展淫威，诬陷法轮功是“×教”，以“党性”挟持其他常委表态镇压法轮功。江泽民首先操控媒体突然铺天盖地诬陷法轮功，警察和各级官员抓人、打人、劳教、判刑，烧书、毁书、禁止炼功，一时间黑云压城，恐怖笼罩，天昏地暗，大有“文革”再来之势。

我惊呆了，法轮功教人向善、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给国家节省了千百亿医疗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人们用健康的身体服务社会，努力工作，创造财富，这不是给当权者造福吗？怎么恩将仇报哪？我顿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困惑、迷茫之中。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我对照大法反复思考，检查自己和炼功人的言行最后确认我们没错，没有违法，是电视台谎言误导民众，其手段和当年诬陷刘少奇、彭德怀是一样的。于是我决定按照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进京上访，向政府说明情况。

可悲的是，此时的信访局已经直接抓人了，有冤无处申，我被迫走上天安门，告诉人们我们是被冤枉的。龙港区公安局非法拘留我两个月（严重超期）。期间，他们两次到拘留所逼迫我做出“不再进京的保证，”以此作为是否劳教的条件。我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向他们讲，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镇压法轮功是违法的。他们根本不听，北港派出所指导员高××吓得慌忙说：“可千万别听他讲了，再讲我们都得被他说服了。”可见，他们害怕讲理，也剥夺公民分辨权，只因为我没作出“不进京的保证”，就被他们非法劳教两年。

更为严重的是，几年来，龙港区政府、公安局、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国保大队、维稳办、北港镇政府、派出所、哨所、村干部等人多次闯入我家非法抄家、威胁、恐吓，严重干扰了我家人正常生活，对我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伤害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其具体行为有：

1、多次非法抄家。胡乱翻腾，砸坏锁头，主要是龙港区国保、公安、北港派出所、街道办、维稳办的人；
2、敲诈勒索：派出所人勒索3000多元（用于吃饭、跳舞）；派出所长李××勒索500元；
3、非法照相、登记身高、鞋号等。主要是笊篱头子派出所警察；
4、监控住宅电话，手机，甚至监控所有亲属电话、手机；
5、监控住宅，包括所有进出人员、车辆；
6、监控行踪：
7、奥运期间“三班倒”24小时监控；
8、恐吓家人、恐吓所有亲属；
9、栽赃陷害法轮大法，侮辱炼功人；
10、造谣诬陷：说法轮功组成“敢死队”进京破坏奥运；
11、经常骚扰、干扰生活和工作；
12、干扰正常出行、出门、赶集，日“不许出门”！
13、非法抓人。零二年六月，龙港区公安分局国保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把我抓到公安分局审问一天。

二、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对我的迫害

参与迫害的有葫芦岛市劳教院副院长姚闯，政委吴××，杨连元、吴杨、刘国华、张福胜等。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龙港区公安分局因为我没有作出“不进京的保证”，非法拘留我，在超期关押两月后，又非法对我劳教两年。在葫芦岛市劳教院，我遭受到十多种体罚、虐待和毒打：

1、刚一进教养院，就被（警察张福胜等人）强制坐在地面上。保持一个姿势，每天要坐14小时以上，伴有打骂。一坐就是十几天、几十天，造成腿疼、抽筋、拉肚子、里急后重等状态。

2、非法没收“劳教决定书”，当我们问：“按照法律，‘劳教书’应该由我们个人保存，而且‘劳教书’规定了复议、上诉的法定程序和时间，为什么你要没收？”张福胜蛮横的说“不允你们上诉，连杀人、放火的都允许上诉，就是不允许你们上诉”。

3、强迫我们骂大法、骂师父、用脚踩师父画像，谁不做就打。

4、以能够吸烟、喝酒、骂人、打人，作为“转化”的标准。更有甚者，以“骂人最损、打人最狠，”作为好人的标志。

5、一方面强制“转化”，另一方警、恶人暴力胁迫，电棍、拳脚、体罚，由几个人、几根电棍，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

6、强迫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睡在地面上，在最冷的一、二月份，16个人整整在地面睡了一个月。造成许多人严重腿疼、抽筋、腰疼、肩膀疼、肚子疼、腹泻。

7、把“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其他市“异地教养”，不准许带衣物，不结算账上钱，不通知家属。

8、阻挠、禁止炼法轮功的家属会见。

9、强迫会见的家属必须骂大法、骂大法的师父才能会见。

10，阻挠、禁止法轮功学员打电话。

11、阻挠、禁止法轮功学员通信。

12，阻挠、禁止法轮功学员接受家属的衣物、日用品、食品等。

13、教养院小卖店的商品物价高出市场物价很多，却写着“本店物价低于市场物价”。

14、吃的是粗糙、混有杂物及沙子的玉米面窝头，有时发霉、变质，吃着有辣味。

15、随时都可以遭到警察的打骂。劳教院专门安排了一些劳教员（包夹）监视、打骂我们。

三、辽宁省朝阳市劳教院对我的迫害

参与迫害的有朝阳市劳教院院长于振涛，副院长戚永顺，大队长陈延波等。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从葫芦岛市劳教院被转到朝阳市劳教院“异地劳教”。朝阳劳教院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有组织、有计划的采取软硬两手计谋，首先用几个人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用“文”的方式洗脑，恶毒的造谣诬陷、抹黑法轮功，威胁恐吓，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有时不许睡觉。

如果这招不行，他们就来“硬”的，强迫我们坐在一个专门用于体罚人的铁凳子上。这个铁凳子只有约三、四寸高，上面凸凹不平，加上天寒地冻，坐在上面二十分钟就疼痛难忍，坐上半个小时两腿就麻木失去知觉，还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我每天被迫坐十三、四个小时，长达半个月，从此造成整个下半身麻木、胀痛，腰疼、腿疼，行走困难，有时不能走路，头昏眼花，身体越来越差。由于劳教院不给出钱治疗，我自己没钱，直到五月份我借了钱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风湿、关节炎、高血压、腰椎盘突出、眼底炎症等。

四、连山区分局违法劳教

参与的责任人有刘士军（大队长）、刘兴成、赵连双等人。

2003年12月9日晚，自称是葫芦岛连山区公安分局的十来个人突然闯进我家，拿出两张白纸，分别写着“搜查”、“传唤”字样，连公章都没有，叫我签字，被我拒绝。他们强行搜查，翻出一盒炼功磁带（早已损坏的）和一本1998年出版的书《欧洲法会讲法》，（这是后来劳教三年的全部证据），接着就把我绑架到连山分局，铐在沙发上非法讯问。

我和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抓人是违法的，他们根本不听分辨，刘士军（大队长）蛮横的说：“你要跟我讲道理，我明天就送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到那儿讲理去吧！”其他警察也蛮横不讲理。当天晚上，他们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直接把我关进拘留所。

7天以后，就把我绑架到劳教院，劳教三年。

五、葫芦岛市劳教所酷刑虐待

参与的责任人有：王春元（院长），庞国栋（副院长），刘国华（大队长）、宋云彬（指导员）、王永明（中队长），杨连元、吴杨（科长）等人。

劳教院里不讲法律，没有人权，人格与尊严被完全剥夺。仅仅几个月，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体重下降六十斤，失去劳动能力，失去性功能。

在刚刚到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里，我依法向葫芦岛市政府、劳教委员会写出复议书。写好之后，我问齐志平（副大队长）：邮信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用信封把信邮出去，另一个是把信交给大队或院领导，他们看过之后再邮出去。齐志平说：“你先交给我看，我再交给刘国华大队长，再由大队给你邮出去，你就不用管了。”

我强调说：“复议书只有两个月期限，希望早点邮出去，不要耽误时间，”齐志平答应了。第二天刘国华对我说：复议书我看过了，明天给你邮出去。

从这以后，每隔几天，我就问刘国华、齐志平、吴杨等人打听关于复议书的回音，他们都说：“没回信。”两个月过去了，没回信，三个月过去了，没回信。当我再追问的时候，他们都不耐烦了。五、六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回信。当我找到刘国华，说明复议书必须在两个月内回复。刘国华说：“‘上边’口头说了，‘不予回复’。”我分辩说：“这是不可能的，回复信，按法律程序必须是书面材料加公章。”刘国华急眼了说：“没人管你的事，人家一看你的事，谁也不能管。共产党这一套你还不知道？说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吧。”

这些话如果出自于黑社会老大之口，倒也正常。因为那就是黑，就是邪，就是恶。可是，他却出自一个头顶国徽、身穿警察服装，代表国家、政府、法律形象的人之口。这里没有了宪法与法律，没有了公义与良知，只剩下野蛮与霸道。可是，无论黑社会还是恐怖主义，他都是在背地里行恶，不敢公开。历史上的强盗代表跖宣称“盗亦有道”，就连聚众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而今天的一些公检法人员已经突破了“盗亦有道”的底线，突破了黑社会与恐怖主义的底线，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的行恶。堂堂宪法和法律，被他们践踏在地，视如粪土。

从连山区公安分局、拘留所、教养院、市政府到劳教委员会，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申辩权”、“复议权”“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权”、“信仰自由权”等等都遭到彻底的破坏，他们组织、利用多种组织、部门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形成破坏法律、行政法规一条龙。在所有法律救济途径被完全堵死的情况下，万般无奈，我只有绝食，以生命为代价抗议非法的迫害。

2004年7月17我开始绝食抗议，绝食4天之后，开始被强行灌玉米粥，7月26日，我已经绝食十天了，并且拔掉塑料管拒绝灌食，身体很虚弱。这一天中午，教养院为新来的几名警察举行欢迎酒宴。下午3时，几个喝醉酒的警察王永明（中队长）、宋云彬（教导员）等人，把我连拉带拽拖进值班室，关上们，对我拳打脚踢，用两根电棍轮番打我半个小时。其中王永明打人最狠毒，骂人最下流。打的我口流鲜血，牙齿松动。头、脸肿胀，后背电出许多泡，耳鸣、头昏，只觉的天旋地转。后来他们打累了，把我关进小屋，害怕别人看见我的伤。

这几个警察原来打算这天下午拉我到医院去插管灌食，中午大会餐喝酒后，迷迷糊糊晃晃悠悠改变了主意，打完我之后说：“太累了，今天别去（医院）了”。四天之后，他们又把我拉到医院插管灌食。第二天我把几个警察打我的事情告诉大队长刘国华，刘说马上去调查，回来后刘国华矢口否认说：“谁打你了？没人打你，我都问过了，没有人打你。”

2004年8月20日以后，刘国华加重对我的迫害。他首先拿出几张纸，给我翻看，说是中央文件、省文件，恐吓我说：“这上边说了，对绝食抗议者要加重处罚，异地教养，重者判刑”等等。我没有被吓住，告诉他，不给我复议书作出回复是违法的。刘国华根本不讲法律，不讲道理。这招失灵，他又使出毒招，强迫我24小时不许睡觉，由犯人轮班看管。强迫我坐板、读污蔑法轮大法的书、罚站等，我不配合他们。刘国华又使出第三招，他布置几个敢打敢骂、心毒手黑的犯人，对我进行长期的殴打、体罚、侮辱、谩骂。用拳脚、棍棒、塑料管乱打乱扎，恐吓、逼迫我吃饭、“转化”。我的腿被踢伤，从此走路困难，听力、视力下降，身体更加瘦弱。

为了迫使我们吃饭、“转化”，刘国华、王永明等人组织、甚至强迫所有的犯人都打我们，谁要不敢打我们，谁就受惩罚。一次我们在教室里正坐板（一种非法的体罚形式），王永明严厉的喝令所有犯人都要打我们，说：“谁要不敢打，我就打他！”当时屋里的八、九个人（多数是因搞传销被劳教的青年人），有几个人在王永明的威逼之下，象征性的轻轻打我们几下，有的人根本就不打人。王永明一看，气的脸变成青色，他暴怒的象疯了一样冲向这些人，一边对他们没头没脑的拳打脚踢，一边厉声臭骂：“妈的，你打不打？你打不打？”屋里顿时大乱，人们乱跑乱躲，一片哀嚎声、哭喊声。许多人被打倒在地翻滚着，有的人被打伤，有的被打出血。事后，一些被打伤的人流着泪说：“你看，这都是因为没打你而挨的打。”

有几个社会流氓无赖，在高压威逼、奖励引诱下，野蛮的毒打我们（把我们打“转化”了，他可以减刑期）。主要的责任人有：齐营（连山区虹螺岘小寺村30多岁，因打架被劳教）、袁兵（葫芦岛化工厂电焊工26岁，因打架被劳教）、裴小飞（绥中人，因打架被劳教）等。对于这些人，我耐心的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他们根本不听。齐营蛮横的说：“打别人违法，打你们有功。”袁兵说：“要没有上边的意思，我们敢打你吗？”我把他们打人的事告诉警察李剑，李剑没有批评制止恶人。我把被打的事告诉刘国华，希望他制止，刘国华说：“打你活该！我管不了他们。”我说：“打人是违法的，你是大队长，你有责任管。”刘国华说：“管你们就得用这种人，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渣，管你们就得用人渣。”当我把这事告诉（主管）副院长庞国栋，庞国栋听后一声没吭就走了。

到了8月25日，我绝食已经40天了，而且近几天又加重对我的体罚、暴力、虐待，身体十分虚弱，头晕，走路已经很困难。但是，刘国华、王永明等人又在预谋一场新的更严重的迫害。

中午过后，刘国华、王永明把齐营、袁兵、裴小飞三人叫到办公室密谋。三个人回来后突然对我破口大骂，威胁我们必须吃饭、“转化”，否则就要重打，并炫耀他们打人的本事如何高强、打人的手段如何狠毒。我善意的对他们讲道理，劝他们不要打人。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对我大打出手，棍棒、拳脚一齐上，各种恶毒下流语言一起来，并且说：“把你打转化了、吃饭了我们好减期。”打了一阵之后，他们三个人又被王永明叫到办公室去了。过一会，他们三个人回来问我：“吃饭不吃饭？王队长已经把两根电棍充好了电，就等你一句话呢！”我说：“不吃。”话音一落，又是一顿打骂。过了一会儿，王永明问：“怎么样了？”齐营说：“他还是不吃饭。”王永明说：“把他整过来。”

我被他们弄到办公室里，扒光上衣，袁兵按住我双手，坐在地上。大队长刘国华、齐志平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两根电棍还在充电，旁边放着一盆凉水，整个房间充满恐怖气氛。王永明阴沉着脸问：“吃饭不吃饭？”我说：“不吃。”王永明马上拿起两根电棍同时电击我的腋下。我浑身颤抖着，只觉的万把尖刀在身体里边翻转，一阵晕厥，似乎要过去。直到把两根电棍都打没电了，又从新充电准备再打。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我身体本来很好，但是，经过四十天的绝食，身体已经很虚弱，由于这次毒打，我身体越来越弱，头晕、腿疼、经常摔跟头，走路困难，眼睛模糊。我要求去医院检查身体，教养院以没钱为由，拖延检查治疗。后来我家人拿出几百元钱给我检查身体。经龙港区中医院检查后，确诊为“重度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视力下降、耳聋、”等多种病症。我的家人多次要求回家治病，刘国华、王永明、高桂荣（女狱医）以种种借口拒绝。副院长庞国栋说：“转化才能治病。”后来我已经瘦的皮包骨，面色苍白吓人（我的妻子只看我一眼就不敢再看了），精神恍惚，体重由原来的153斤下降到93斤，失去60斤。教养院怕我死在里边，在2005年9月8日，我以“保外就医”形式回家。（体重也是回家半个月后称的）。

我身体遭到严重迫害，已经不能劳动。整个下半身麻木、胀痛、经常摔跟头，性功能失去了。我母亲88岁（2012年），几年来多次遭受各级官员、警察的威胁、恐吓，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哭干了眼泪。几年前摔了一跤，伤了股骨，生活不能自理。在她急需儿子赡养的时候，我却身体伤残，不能劳动，使我母亲更加难过，欲哭无泪。我的妻子、子女以及亲友都遭受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我的生活很困难。

葫芦岛劳教几所几十种体罚、虐待与酷刑迫害方式，足可以让一个人生不如死：

1、踢打、恶骂、扬言：不怕你告我；

2003年12月10日，我被连山区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到葫芦岛市拘留所即开始绝食抗议，七天以后，我又被绑架到劳教院，几个犯人把我抬到光板床上，又冷又饿，在床上直哆嗦。一个警察突然闯进来就骂我，叫我起来，喝令几个犯人架着我在屋里来回跑。我跑不动，他在后边转圈使劲踢我。几圈之后，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高喊着：“我姓杨，今天就打你了，你去告我吧！”后得知他叫杨连元，是管理科科长。

2、多次组织、唆使犯人群体殴打（主要有齐营、袁兵、裴小飞等）；
3、多次使用电棍毒打，每次最少两根电棍，三人以上参与毒打（王永明等）；
4、拳打脚踢，打嘴巴；
5、使用木棍、塑料管、竹竿打（齐营等）；
6、一边戏耍一边打。把打人当作开心的事，把别人的痛苦看作高兴的事，打着玩儿，玩儿着打；
7、手铐。一铐就是五、六天或七、八天，多次重复；
8、24小时不许睡觉，用三班倒轮换值班，只要一闭眼就被打醒、推醒、骂醒；
9、长期罚站；
10、长期坐板；
11、经常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骂人；
12、经常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侮辱人格；
13、野蛮灌食，一次性插管后不再拔出；
14、强制灌食，几个人强制插管、撬嘴；
15、经常灌食不明药物，又不许问，造成长期大便干燥或者腹泻；
16、强制验血。验血时往静脉里注射约10多毫升空气，造成长期皮肤瘙痒，身上挠出血也不解痒；
17、设置“包夹”人员，寸步不离监督；
18、限制一切自由活动；
19、禁止上厕所，限制上厕所时间、次数，故意刁难；
20、正在坐板或者体罚期间禁止咳嗽、吐痰，强制咽下去；
21、正在被打期间，嘴里出的血不许吐出，强制咽下去；
22、禁止和别人说话，违者打骂；
23、禁止看资料；
24、限制、刁难打电话；
25、限制、刁难通信；
26、限制、刁难会见家属；
27、限制、刁难“复议”；
28、限制、刁难上诉；
29、限制、刁难检查身体、治疗；
30、强制我们侮辱、骂人；
31、强制看诬蔑的书；
32、强制看造谣的电视、音像；
33、强制“转化”、写“揭批书”、“悔过书”；
34、威胁我母亲，说我“反党”、“捣乱”，要加重处罚。给我母亲（80多岁）造成很大伤害，多次痛哭（刘国华）；
35、威胁我说“你如果绝食，就抓你家人来伺候你。”当那天警车开到我家准备抓人时，恰巧我家人不在家，因而作罢；
36、奖励打人最狠的警察。刘国华多次被授予“模范警察”、“先进个人”和奖金奖励，从副科长提升正科长；
37、奖励打人最重的人，齐营、袁兵、裴小飞等都提前很长时间解教回家。

六、住宅变成“牢狱”

2014年4月24日上午，我家周围被警车、轿车和十多个人包围、监控，还到我屋里威胁、恐吓，不许我们出门。当天我去葫芦岛老区办理一件上诉案件。刚刚走出家门不远，就被村干部骑着摩托车追上，极力要我回家。我向他说明情况，我办的事情很急，错过时间就不行了。他们不听。我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继续去城里办事。

我到城里还没办完事，就接到十多个电话，强烈要我立即回家。同时还惊动了北港街道、综治办、笊笠头子哨所警察，以及本村村长、妇联、会计等十多人、几辆车，对我家住宅进行包围式监控，还有暗地监控的人不知有多少人。他（她）们非法进入我家里监控，包括电话、手机监控。对我和我的家人威胁、恐吓。综治办主任以及村官们硬是把我从城里“接”回家后死死看住我，不许我离家一步。耽误了我要办的事情。不仅如此，笊笠头子哨所的几个警察也开车来到我家监视。他们还说这种监控一直到星期一（4月28日）才能撤销。

当我告诉这些人的行为是违法时，他们统一的口径是：“这是上边的指示，这是六一零（六一零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指示，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们要吃饭、要挣钱，没办法。而这种非法的监控已经持续发生了十五、六年。

十多年来，龙港区的“六一零”、各级官员以及被蒙骗的村民都重复着这种犯罪活动。2012年过大年时，他们一群人到我家威胁、恐吓，撕毁了我家所有的春联、福字。这种骚扰侵害以每年监控五次，每次监控五天计算，十多年累计下来，对我家的非法监控已达二、三百天，几百人次，上百车次，一个公民住在自己家里就成了“囚犯。”

长期的骚扰已经给我和的家人造成了重大伤害，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妨碍，给我们的人格造成了侮辱，在乡亲们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我的母亲已经八、九十岁，每当看到警察、生人就心惊肉跳，听见汽车声音就惊慌失措。面对儿孙多次被绑架，老人家哭干了眼泪，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常常半夜起来呼唤星斗，祷告苍天。着急上火，一次摔倒在地，瘫痪了五、六年，多次想自杀，幸亏被好心人发现拦了下来，于去年含冤离世。

4月24日，我的妻子刚刚从医院回来，检查出好几种病状，有的病很重。她的精神本来压力就大，面对屋里院外干扰、恐吓的人群、车辆，无疑是给她雪上加霜，第二天她就住医院了。

我的妻子是个自尊、自强的人。面对十多年无端的羞辱、屈辱，面对丈夫、儿子反复被绑架、抄家、劳教，面对丈夫伤残的身体，她经常觉得无望、无助、无奈，在苦熬中度日如年。对一个政府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不能理解。多次想到过出家为尼，也想到过结束人生。她说：可是，一想到儿女一进家门首先喊一声“妈！”的时候，一想到儿女再也见不到妈的时候，我的心就软了。

我子女的工作、婚姻都受到干扰。找工作要填写“不炼××功”；孩子找对象，人家一听是炼功家庭就不干了。

我是一个农民，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家宅被当成了监狱。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触犯了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已构成灭绝种族罪、酷刑罪和危害人类罪等公认的国际犯罪；触犯了中国《宪法》、《刑法》等多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