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吉林市北华大学师范分院教师魏修娟，把起诉和控告江泽民的诉状用邮政特快专递（EMS）分别寄给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网上查询已经被两高签收。

魏修娟今年45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心脏病、子宫功能性流血、严重贫血、偏头痛、气管炎、胆囊炎、骨质增生等等，疾病的折磨让她经常出现轻生的念头。修炼法轮功后，很短时间内所有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工作兢兢业业，成绩突出，受到学生、同事和领导的好评，是公认的好老师。

可是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让她与家人屡遭魔难。一九九九年依法上访后，魏修娟被截回，关铁笼子，站在台上被批斗，被拘留，被关小号；丈夫同时被批斗，被关拘留所，一同回家后变成二等公民，在全校教职工面前检讨，被监视、被骚扰。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被警察到家中抄家、抓人，打人、羞辱，导致她休克、血压升高，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八月六日送看守所，在看守所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保外就医。丈夫被关在看守所八个多月后，被判三缓五。至今夫妇二人还没回学校正常上班。

迫害中，最让她难过的是，她用“真、善、忍”的理念教学生，学生们正直、乐观、善良，铺天盖地的谎言让学生被蒙骗，善良的老师被关进拘留所，让学生的是非观、价值观错乱，找不到人生方向，世界观被扭曲。还有曾经受益的亲人，在恐怖压力中，帮助犯罪集团给他们夫妇施加压力。这场迫害用株连的手法，绑架所有人犯罪、做恶事，做良心的罪人，还不自知，或明知不对而无奈、麻木的做着。

下面是她控告信“事实和理由”陈述的部分：

一、得大法绝处逢生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上大学的时候有了最集中的表现，那时候最折磨我的是每次来例假，第一天痛经，吃什么药都不好使，每次都疼得冷汗直冒，蹲在地上，把着床沿，捂着肚子，折磨得死去活来，整整一天才能过劲。因为例假的事，真是没少遭罪，十八岁时，因为来例假时累着，流血不止，送去医院的时候，整个人像面条一样，连嘴唇、指甲、眼睑内都没有一点血色，完全变成了灰白色，医生看到我的时候责备家人说再晚来一点命就没了，输了一千四百cc血才抢救过来，命保住了，但一直严重贫血，身体非常虚弱，从此后每次来例假都很多，有时候甚至动作稍微大一点血马上就能流到脚脖。

还有心脏不好，大学时经常在班级或寝室晕倒，同学们没少背我去医院。人弱的时候谁突然大声说话或者关一下门，我都能晕过去。因为气管不好，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咳嗽几个月，青霉素过敏，得打红霉素，五百克的大吊瓶，要打整整一天，整个胳膊都涨得疼，皮肤摸一下都尖锐的疼痛。父亲去世后，心绞痛很严重，左胸闷痛，对应的左边的后背还有左胳膊全都绞劲疼，一口气也上不来。还有胆囊炎，右边肋骨下闷疼，右边后背也胀痛，吃一点高蛋白的东西就疼得不得了。右脚还有骨质增生，走不远的路就很疼。还经常偏头痛。真的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

丈夫韩永强有乙型肝炎，那时候他骨瘦如柴，肝区经常疼痛，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情绪非常不好，我俩几乎天天失眠，我们刚刚结婚，都还那么年轻，想好好读书，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可什么都无法实现，真的生不如死。

就在这生命的绝望处，经同事介绍，我们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奇迹不断发生，我学会炼功动作心绞痛就不见了，前胸、后背、胳膊不疼了，呼吸顺畅了，走路也不乏力了，晚上也能安稳睡觉了。记忆最深刻的是听完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第一讲，两个小时的路，我俩走回去的，但一点走路的感觉都没有，像飘着回去的，一点也没累，要知道这之前好长时间我连几分钟的路都走得很吃力啊！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胆囊炎、气管炎、骨质增生全好了，来事也正常了。同时丈夫也越来越健壮，红光满面，不再有以前的任何病状，心态特别好。后来医院检查一个加号也没有了，真的是医学奇迹，因为肝炎一旦患病就终身携带病毒，不可能没有加号。

从一九九六年我们开始修炼法轮功，十九年来，我们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没住过医院，回头想想，这个数字的本身对于我俩那样的身体来说更是奇迹。

阅读法轮功著作的过程中，更是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豁然开朗，震撼、感慨无以言表。

真的是“绝处逢生得大法，三生有幸遇恩师。”带着这种幸福与感恩，我们努力按照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在生活中，在工作上，我们都这样要求自己，在名誉受损的时候，在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在感情受到冲击的时候，我们能找自己的不足，为别人着想。生活中亲属间矛盾摩擦很多，我们都能按大法的要求向内找，看自己的不足，善意的理解别人，化解矛盾，与亲人和睦相处。夫妻间更能替对方着想，相互体谅，感情越来越好，恩爱有加。父母亲人们不再为我们的身体担心了，都知道大法好。

身体健康了，家庭和美了，我们有了更充沛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为学生着想的好老师，真心对学生好，一九九七年，我俩代表学校参加全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我们不计个人名利，真心想在课堂上让孩子们有收获，成绩非常好，我俩都名列前茅获得一等奖。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做班主任，用师父教我的“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管理学生，对学生真诚、善良、宽容，用爱心发现他们的优点，鼓励他们自信，健康成长，从未恶意批评过学生，都是善意的引导、教育，孩子们也充满了爱心，整个班级每天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息，孩子们在相互鼓励、帮助的温馨幸福之中快乐成长，能感觉到孩子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向往。那年末我们班被评为综合先进班，就是管理和学习均是最优秀的，全年段唯一的一个。我深知那是因为我修炼了，身体好了，精力充沛了，又能真心为学生好才做到的。

二、遭迫害身心憔悴

我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噩梦却已经开始。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后，学校领导就找我们谈话，让我们放弃修炼，当时学校的领导、同事都知道我们炼功后身体健康了，也知道我们的业务能力很好，很优秀，所以当时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为难，也都希望这不是真的。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还是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开足马力铺天盖地开始给法轮功造谣，极尽污蔑之能事，抹黑法轮功，一时间黑云压城，恐怖压抑从各处袭来，学校领导知道我们七月二十二日当天就去了北京，非常紧张，找我们谈话，让我们放弃修炼，把书和资料都交上去，并且要写揭批。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了？法轮功利国利民啊！对国家对人民百利而无一害啊！

更让我瞠目结舌的是，经历过文革的老公公面对每天不断滚动播出的新闻和一些不让修炼、必须交书的规定吓坏了，本来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并身心受益的他跑到我们家来，逼迫我们把书赶紧交上去，不要再炼了，我们不听，他就像疯了一样，撕毁我们的大法书，一边骂我们一边踹毁了很多音像资料。现在说起来，我心里依然忍不住要流泪。

开学后，学校决定不让我作班主任了，让我离开我热爱的岗位，离开那些爱我的孩子，当时的痛苦可想而知。我们想国家领导人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不了解真实情况，作为公民，作为知识份子，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为国家，为民族的未来负责啊！所以我们决定再到北京去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让国家领导人了解大法的真相。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我们打算去北京，可是刚走到长春，就被当地派出所和学校的领导给截回来了。当天晚上把我们关进了当地的派出所，把我关在一个一平方米大小的笼子里，我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把我们几个人拉到一个大礼堂里，戴着手铐，站在台上被批斗，下面很多人，其中有学校的同事、领导和学生，高音喇叭里说了很多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话，我们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接着把我送到越山路拘留所拘留了十五天，由于在拘留所里坚持炼功，被关进小号一整天。看到管教用带钢丝的大本夹子打一个女同修的头。

十五天后由于坚持修炼又被送到了口前拘留所，到那里才知道我丈夫直接被关到这里，在那里说是办“学习班”，不转化就永远关下去，或送去劳教。在那里吃的是坏了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个里面能找到二十几个黑色带翅膀的大虫子，喝的碗底全是泥的白菜汤，一点油看不到。吃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还和我们要了很多伙食费，具体记不清了。住的是炕，关在里面的全是同修，人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颠倒着睡，炕沿边有两个一米多高的大塑料桶，是我们大小便用的粪桶，坐上去很硌屁股，而且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小便。屋门只有一米高，进出都要九十度弯腰，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对人格的侮辱。在拘留所里我看到一个叫于树津的大法弟子被管教用皮带抽打。

这次非法关押给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最让我不能释怀的是，我的学生们，那群可爱的孩子们，在“真、善、忍”的感召下，他们乐观向上，对生活充满希望，可是一夜之间，他们善良的老师，按“真、善、忍”做人的好老师却被关进了监狱，这让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一下子错乱了，他们开始无所适从，从他们写给我的信中，我看到的是受伤的心灵，是迷茫，是痛苦，是不解，是心疼，是无奈。我不知道怎样能让他们明白，不知道该让他们做怎样的选择，我更加痛苦。

还有我的母亲，那个有严重心脏病和癫痫病的老人，和我双腿残疾的小弟，当他们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到拘留所看我的时候，母亲的呼天抢地，无可奈何地打我耳光的时候，本来母亲在我们修炼后已经受益，我们给她读书，教她动作，她经常犯的癔病再没发生过，小弟也因为学会打坐，本来弯曲的脊椎都直了，可是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面对我们的被迫害，他们真的太难承受了。

一个月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糊涂了的我被迫写了不炼功的保证，回到学校后，领导让我们在全校教师面前检讨，扣发了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我脊梁被打断了，我在跪着乞讨生活，甚至在趴着生活，不敢说真话，不敢面对现实，愧对师父，愧对良心。

尽管这样，我们的生活也不得安宁，学校领导派人天天看着我们，甚至去街里洗澡都有人报告给领导，还领着派出所的警察来我家骚扰，假期回老家，居然不顾我老母亲每日的担惊受怕，打电话到我母亲那里，让老人更加担心。还有我的那些可爱的学生们，看到他们那迷茫无助的眼神时，我知道我错了，人间必须有正义和良心，真理是需要坚持的，真相是不应该被掩盖的。这是一场对道德良知的迫害，是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践踏，文革刚刚过去不久，这样的灾难又铺天盖地的来了。挣扎了一段日子后，我又爬了起来，我知道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没错，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依然坚持按大法的原则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从二零零零年开始我当班主任所教班级的学生都很淘气，不好教，可是我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宽容原谅他们、理解他们，真心的关爱他们，教育他们，孩子们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接高中班班主任的那段日子，一些家长给我送过钱、送过东西，我都因为自己是修炼人拒绝了，告诉家长，我会对每一个孩子都好，不会因为送不送东西而改变。在教高中课不久，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市高中优质课评比，在全市十九所高中最优秀的教师评选中名列前茅。

可是无论我工作多优秀，多被学生喜爱，只要评优、评先、评聘职称的时候有人提到我修炼法轮功，就会被拿下来，我们其实已经被当成了二等公民，每天都要面对不一样的眼神，不理解的，观望的，嘲笑的，诋毁的，无奈的，惋惜的，我们的内心也常常五味杂陈。还有家人每日的担惊受怕，还有不断听说，曾经的哪个同修怎么样了，流离失所的，被迫害致死的，被关进劳教所的，被打伤打残的等等，更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这场迫害把所有的人都绑架在这个链条上，张扬出人性当中恶的成分，把人变坏，真的是太邪恶了！

三、破门而入 关洗脑班

可是就这样的日子也无法长久，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上午，我一人在家，七、八个男警察和一个女警破门而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当时，刚刚洗完澡，只穿一件吊带睡衣，里面没穿内衣的我被惊呆，其中一个警察还没等我说话，就先给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眼镜打掉，然后把我按在床上，反背双手用透明胶带绑上，我挣扎着坐起来，强烈要求穿上内衣，说了好几遍，才在一个女警不屑和不耐烦的协助下，艰难穿上。

我问他们是哪里的，又被打了一个耳光，然后把嘴也用透明胶带封上，同时那些警察开始在家里到处乱翻，打人那个警察还挑着我的下巴说：“我经常抓杀人犯，信不信我敲碎你骨头？”又拿着一本《九评共产党》指着说：“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共产党的暴政！”接着又把我胳膊上的透明胶带撕下来，反背着双手给我戴上了手铐，拖到另一个卧室。

我在恐惧与屈辱中晕倒，后被拖到大厅，极度虚弱无法站立的我，被硬薅头发拎起，由两个警察架着拎下楼，塞进车里，先拉到465医院检查身体，医院当时的检查结果，心律不齐，心绞痛，血压高等，检查完，把我拉到长江街派出所一个小黑屋里，铐在铁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下午把我送到沙河子晓光村四社一个福利院三楼封闭的楼层里说是办“学习班”。

在所谓“学习班”里，我一直心区疼痛，血压一度125-195，居高不下，极度虚弱。在那里专门有一些人围着我们说一些污蔑法轮功的不实之词，污蔑我们的师父，逼迫我们也和他们一样骂师父，骂大法，威胁我们如果不放弃修炼就被判刑，强迫看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录像，逼迫我写笔记，写体会。我被关进洗脑班的时候，得知里面还关押了一些同修，我知道姓名的有：金艳华、党淑春、刘英、仇庆挹和我丈夫韩永强，他们几个都是教师，以及窦翠兰、朱丕凤，还有外县的几个同修，不知道姓名。这几个同修我知道金艳华老师曾经瘫痪在床，修炼后痊愈；窦翠兰曾经被附体折磨很多年，生不如死，得法后完全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朱丕凤曾经是癌症患者，医院给判了死刑，修大法后痊愈。这些都足以说明大法的超常伟大，其实九九年之前，我知道的这样的祛病健身的例子太多了。

我在洗脑班艰难度过六天，被送往看守所。在去往看守所的路上，和我丈夫韩永强短暂相遇，得知他的遭遇，八月一号那天，他下楼后直接被绑架，在派出所被关了一宿，第二天送到所谓“学习班”，提审时被刑讯逼供，把点燃的两支烟塞进他的鼻孔，一直到两支烟燃烧完。逼迫他放弃修炼，逼迫他写不炼功保证，还有什么决裂书、转化书、悔过书等等。在“学习班”每个人单独关在一个屋里，有一个陪护的人，我们住的屋子里有监控录像，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规定陪护的人寸步不离的看着我们，有一次去卫生间回来的路上遇到丈夫，由于我没有眼镜，没看到他，但他却看到我了，我披散着头发，脸色苍白，走路艰难，极度虚弱，到近前了，他和我打招呼，我才看到他，他关爱痛苦的眼神，现在想起都痛彻心肺，他只问了我一句“你眼镜呢？”，就被“六一零”的工作人员听见，大声呵斥把我们强行驱散。

在进看守所的路上我已经无法行走，警察让他背着我，在大厅登记的时候，我眼前昏黑，半昏迷状态躺在他的腿上，就这样看守所依然决定收监，又让他背着我往女号送，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丈夫而言，该是怎样的折磨啊！他把我放到号里后就被押走了，在最初他被关到里面的那段日子，我不知道他该怎么承受。在女号登记的时候，我再次休克，出现死亡前的征兆，没脉搏，汗湿透头发，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往医院抢救，后被取保候审。给我俩检查身体收我们将近一千五百元钱，取保收五千元。

我俩被绑架后，亲人们联系不上，极度恐惧、担忧，找到我家钥匙打开房门的时候，被家中惨不忍睹的情形惊呆，屋内狼藉一片，被翻的乱七八糟，红色的墨水从卧室一直到大厅，乍一看还以为满地是血迹，亲人报警后，告知人被抓起来了，却不告诉被关在哪里，亲人们千方百计打听才得知被关在沙河子一个非常偏僻福利院，去送衣服的时候已经四整天过去了，我们俩人在酷暑季节四整天没换衣服，亲人送衣服的时候还遭到“六一零”工作人员的刁难，不说大法不好，不说大法师父不好就不同意把衣服送进去，我们的家人都知道，我俩修炼后身心健康，家人不再为我们的身体担忧，也都知道大法好，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被逼无奈说了违心的话，衣服才送到我俩那里。见不到我俩，亲人们极度痛苦，无计可施。几天后，又在医院见到被警察从看守所里送出来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我，亲人们失声痛哭，这样的遭遇带给亲人的痛苦实在太大了。

经历了这一番痛苦折磨从死亡线上又重新活下来的我，极度虚弱憔悴，既心疼家人的承受，又惦念被关在看守所里的丈夫，恐惧、担忧、思念、心疼各种难过撕咬心灵，就是这样，派出所、办案单位、检察院、法院还总是找我，每次听到敲门、听到电话铃声都让我的心无法承受，更不要说去面对他们了，每次都死去活来，更无法面对的是，二零一四年末学校快放假的时候，全系开会，警察当着全系教师的面把我带走，造成极坏的影响。这样煎熬了八个半月后，丈夫于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被判三年缓刑五年，走出了看守所。可是，至今我们还未能正常去单位工作。

当时家里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DVD播放器、投影仪、照相机、录像机、多部手机、打印机还有大法书等都被搜走，搜的时候，没有清单，没让我过目，没有见证人，更没有我签字，是后来找被关押在看守所的丈夫强迫补签的，现在还有部分东西未返还。

我之所以起诉控告江泽民，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中太普通的一例；起诉江泽民，是为了让他的谎言全面曝光，从而正本清源，洗刷冤屈，还大法和大法师父公正与清白，同时驱除人们心中被强加的谎言毒素，让人们正面认识法轮功，让每个人都能公正的享有法轮大法福泽的机会。愿所有善念尚存的人们分清正邪、明辨善恶，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因此，起诉罪恶之首江泽民，将法网向这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首收紧，是让法庭回归正义、让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间再现的正义之举，顺天意，应人心，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加入到这场惩恶扬善的世纪大审判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