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冉素华，在贵州都匀市剑江化肥厂工作。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恶之首江泽民疯狂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我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二零零零年三月本单位劳资员邓翔（现都匀市610、政法委成员）拿张表叫我签字，说是我父亲已经签过，叫我也要签字。我签了字才告诉我，邪党要开三中全会了，叫我不要去北京。我回家听我父亲说：你不能上北京，会牵连九族。

一、在北京看守所、都匀市看守所被迫害经过

二零零一年元月我和都匀十四位同修上北京上访，为我师父讨还清白，替大法讨个公道。元旦那天下午十三点半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横幅被邪党花纳税人的钱在社会上雇的人渣抢去，那些人还对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将我俩塞进面包车里劫持到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大院里，大院里已有几百位全国各地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学员都被打伤，我和同修小龚也受了伤。因为全国各地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太多，警察已不够用，他们调来军队拿着枪用大客车把我们一批一批地劫持到北京各片区看守所，在去看守所的途中，小龚在车上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抢去并用电棍电她的脸部，车上的法轮功学员都制止警察行恶。

到了北京看守所，看到整个看守所关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小的刚满月，年龄最大的六十多岁。她们都是河北方向的同修，听同修讲：这里的警察每天都要抓五、六千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元月三日邪恶又把我和小龚及其他女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北京延庆看守所，到了看守所，警察叫我们每人交三十元钱才准下车，我说：是你们把我们劫持到这里凭什么叫我们交钱，我们不交。同车同修也讲：我们不交，警察看我们都不交钱，没办法，就叫我们排队下车进看守所，然后又叫我们检查身体量血压并问我们炼功前后身体状况，问一个登记一个，又问我们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还给我们照相，不配合的就拳打脚踢。

我们当时所在的同号室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广州女学员，恶警带她去上网，她不配合，七、八个恶警每人拿一根电棍电她的阴部、乳房和其它部位。回到牢房她告诉了我们恶警对她的行恶过程，过了一会恶警们不甘心，又来了三个恶警还想强行带她去迫害，同修让她靠着墙角把她保护起来，不让恶警碰到她。元月三日，恶警又把小龚拉去上网，小龚被带回来后躺在床板上，表情很痛苦。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讲恶警给她上网她不配合，恶警就给她灌毒果汁，致使她的心脏很难受。四日，他们又拉我去上网，我盘着腿不动，他们拖拽我七八米远，拖不动了，恶狠狠地朝我的右肩踢了一大脚，我心里背着师父的经文，他拖不动我，就去他上司那汇报，回来又踹我一大脚，拖我到另外一个监室。牢里一天两顿饭，吃的是窝窝头和含有泥沙的菜汤。

元月五日，都匀警察把小龚劫持到黔南驻京办事处，六号上午狱警把我拉到看守所一小院子里罚站、冻着，当时下着雪，逼我讲出了姓名和家庭住址。都匀警察当天下午把我劫持到黔南州驻京办事处，七号都匀公安局局长徐某某等又把我们劫持到都匀市看守所。

九日，都匀市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罗中福叫我们签字，签一个，就喊“蹲下”并拳打脚踢。喊到我签的时候，我就签师父的诗。罗中福气得直说：“上次在小围寨派出所写‘法轮大法好’就没抓你坐牢，这次新帐老帐一起算。”当天陈鼎元和肖礼群绝食反迫害被狱警毒打、强行灌食。十日看守所所长叫狱警带我和小龚到他办公室：问我俩炼不炼法轮功，小龚没说话，我说：“不炼还是什么法轮功学员？”所长对我破口大骂，并说还想踢我两大脚。一个外号叫杨辣鸡的警察逼我们出操、军训。小龚在军训时被他们吼吓得精神紧张老出错，杨辣鸡就扇小龚耳光。第二天早上罚我跪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到中午开饭时才叫我起来。我在洗漱的时候，牢霸用湿毛巾抽我的左眼，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我的左眼肯定受伤了。

二、在中八劳教所被迫害经过

三月三十日，我们十二名去京上访和四名发资料的学员被分别非法劳教二年半到三年。我们六名女学员被劫持到中八女子劳教所。到了那里，他们利用邪悟人员给我们洗脑和做转化工作，没有被转化的学员，她们就安排八个吸毒人员对她们罚站、蹲小号、不准大小便、不准睡觉，不准提师父和大法，如果提，八个吸毒犯就按住打。看到没转化的同修韩铭被她们迫害的乳腺流出恶臭的脓，不许保外就医，结束冤狱回家不久就被迫害致死。吴冬仙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习水的一位学员（记不住她的名字）被恶警陈队长安排吸毒犯打她，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晚，我听到隔壁吸毒犯班长给新来的吸毒犯说：“大队长顾兴英交待没转化的学员不听招呼，你们就给我打。甘淑兰就曾被吸毒犯周清打过，还说。”不看你年纪大了，老子几大脚踢死你。我找到周清问她，“甘淑兰是不是在你那个班？”她说：“是的，有什么事？”我说：甘妈年纪大了你要善待她将来你会得大福报，周清说：她对甘妈很好，甘妈不想吃东西，她还泡方面给她吃。我说：“你不要打她就行”。周清不承认她打人，赶紧找她那个班的班长陆荣，陆荣带十几个吸毒犯和二个巡逻岗一拥而上，把我围住，说：“冉素华你说周清打甘淑兰”。我说：“是的”，陆荣说：“你敢不敢到办公室去讲。”我说：“走吗，有什么不敢。”

到了办公室，陆荣把我揭露周清打甘淑兰的事说成是我扰乱劳教秩序。邓郡和焦霞两个恶警问我在那里听到的。我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谁说的，我不可能跟你讲”。邓郡说：“冉素华你乱讲话，是要给你加期的，加期三个月。我说：“加就加，你叫甘淑兰下来问。”邓郡叫陆荣把甘淑兰带到办公室。甘妈来到办公室看到我就哭：“小冉你不要管、我没有事”。我说：“甘妈，你说”。甘妈说：“周清是打了她的”。邓郡说：“是轻轻碰到你，还是到底打了你没有，伤成什么样子”。我说：“周清讲不是看甘淑兰年纪大了，她还想几脚踢死她，就是伤到哪里，伤成什么样子，这么多天了可能伤早好了”。这时大队长顾兴英从外面进来看到我在办公室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周清打甘淑兰”。顾兴英说：“是她的安排”。她叫周清写检查，当着全班吸毒犯的面给甘淑兰道歉。然后顾兴英叫甘淑兰回去，叫我写认识。我心想：“我没有错，我为什么写”。

恶警顾兴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阴谋败露，过去劳教所不许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大小便，只能便在自己的小尿桶里，尿桶满了也不许往厕所里倒，叫吸毒犯倒，吸毒犯不愿倒，学员们自己倒吸毒犯就打。水也得不到喝，饭也不给吃，因为不许上厕所，上厕所，恶警就叫犯人打。恶警这样做，就是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转化一个警察得奖金三千元。这件事败露后，顾兴英就做了四个解手牌，由吸毒犯带我们要解手牌上厕所。恶警顾兴英并不善罢甘休，时不时的看哪个学员不顺眼，就叫七八个吸毒犯打她，罚没转化的学员一整天的站在号室的铁床前。

三、被本单位迫害经过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我结束了两年多的冤狱。回家后，恶警找到我单位领导，说我转化不彻底，不准单位领导给我发工资，我找厂书记丁友清，他说我思想不稳定不发，我父亲又去找才同意从四月份发工资，房子也不安排我住，只好在外边租房子直到现在。

小围寨派出所片警石胜华还经常骚扰我的亲人打听我。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在剑江化肥厂河西宿舍卖菜，他们怕我在那里讲真相，就安排我在厂家属区打扫卫生每月才给我一百二十元。没多久小围寨政法委来人找我填表，我说我没文化。他们又找厂公安科周文叫我到河西居委会填表，我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拿出来填，周文说：“耽误你几分钟”。我说一分钟都不行，我要打扫卫生。政法委见我不去居委会填表，就到搞卫生的地方找我。我说：“有时间去管社会治安，不要把心思用在我这，我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听我这么说只好走人。

又过了些日子，都匀市委书记兰天全来到我的住处，假意关心我的生活有无困难，需不需要帮助。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生活得很好没有困难。”兰天全说：“你不能炼法轮功，法轮功是违法的。（按中国的法律，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此人不懂法）”小围寨镇女秘书说：“冉素华你炼法轮功还坐过牢”。我说：“是的，你知道吗？在劳教所不许我说真话。”我又问市委书记兰天全：“你看过《转法轮》这本书没有。”兰天全说：“看过”。我说既然你看过，书上教人做好人，还是教人做坏人。他无话可说，喊和他一起来找我麻烦的小围寨两个人走了，并说：“有机会再找我聊”。我说：“随时奉陪。”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父亲的朋友给我找了一份打扫厂区卫生的工作，每月六百元。我父亲说：”如果我当初不去北京上访，我的工资收入一个月可拿一千多元。

二零零四年十月初单位保卫科科长周文叫我到公安科，问我：“还上不上北京？”我说：“大法需要我上我就上”。十月底又找我到保卫科，说要在我单位办“学习班”（邪党办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又名“法制教育基地”是邪党自一九九九年以来专门针对法轮功成立的非法机构，受当地610和国保操控和管理，目的是所谓“转化”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采用欺骗、谎言各种极其卑鄙的手段打击修炼者的正信和正念，逼迫学员放弃信仰，背信弃义。）说我是年轻人要配合他们的“工作”。我问：“怎么个配合法？”他说：“要交四五千元。”“我没钱交，我吃饭都成问题。”周文说：“单位可以帮交。”我说：“谁交这个钱谁陪，反正我是没钱交，我也不会陪这个钱。”周文威胁我说：“工作和法轮功你要哪个，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四、在洗脑班被迫害经过

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日中午，都匀市公安局张健、厂保卫科刘宗英、居委会贺琼等十几人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刚出家门被邻居看见，邻居喊：“不准抓好人，小冉是好人”。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到洗脑班也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四五个人把我推进一楼的一个套房里，有五个人看着我，其中有一个警察。这时小围寨政法委书记来到我被非法关押的房间，说了许多污蔑我师父和大法的话。我手指着他说：“你不配提我师父，你是江泽民的一条狗”。他的秘书说：“你说我们书记是狗”。我说：“是的，他是江泽民的一条狗，你就是他的一条哈巴狗”。

第二天早晨他们叫刘宗英和贺琼先去吃早点，然后再给我打早点（羊肉粉）过来给我吃，我说：“我不吃，我要回家，我要回单位上班”。刘宗英劝我：“你就是想要跟他们讲什么做什么，也要吃点东西才有精神跟他们说”。我还是不听她的劝说，刘宗英说：“你就是鹅卵石，我劝你这么久了，你也该暖化了”。看她劝成这个样子，我就吃了她喂的粉，含在口里还没等咽，马上口发麻眼发乌头昏胸闷腹痛尿频等不良现象出现，我马上到卫生间吐掉，原来他们在粉里放了毒。我决定绝食，叫他们送我回家，我不吃这里的东西，你们绑架我到这里是违法的。610所谓“法制班”教师说：“只不过是场面大了点，回家吃饭不可能”。

三天后，居委会的贺琼给洗脑班的警察说：“冉素华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是不是给你们领导说一下”。这个警察去找他们上司610，结果他去了，就没有见他回来。后来听说这个警察为了我被开除了，有点良心的警察这个地方是容不下他们的。关洗脑班的第四天，我想我一定出去，如果不闯出魔窟我很有可能死在这里，请师父帮助我。当天下午贺琼回家休息，换上我以前上班的同事杨萍来包夹我。晚上吃饭时，杨萍假意的跪在我的面前，劝我吃饭。我叫杨萍起来，我说不吃饭是为她好。晚上八点多钟我就睡着了，半夜十二点，我被打雷声惊醒，我赶紧起来看她们都睡熟了，我轻轻打开房门，出门撞到楼梯，爬上空心墙，翻过白天焊的防跑网丛四米多的堡坎跳下跌在公路上，我的腰椎和胸椎受伤，爬起来心想我是炼功人没事。我弯着腰跑了上千米腰慢慢伸直，遇到一辆的士，听司机讲这地方叫“普金桥”，才知道我被迫害的地方叫“普金桥洗脑班”。

五、被遵义凤岗县公安局、看守所迫害经过

二零零五年听说有一位学员到遵义凤岗县发资料被绑架，我决定去声援他，到了凤岗县发现我的电话本丢失，我到旅店休息准备第二天到凤岗看守所去看同修，当晚十点多凤岗公安局来旅店把我绑架，是小眼睛科长、任伟、肖霞三个警察把我带到凤岗公安一科，把凤岗洗车工捡到的电话本给我看，说上面的指纹和他们查房时叫我写的那张纸上的指纹是一样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小眼睛科长、秃头、任伟、何玉华四个恶警拉上窗帘把我的双手铐在我的背后，逼我跪在扫帚上用手打我头和脸，问我和哪些人到了这里，我说就我一人他们不信，到了中午他们打我打得也累了、饿了；就安排何玉华守着我其他人去吃饭，何玉华把我手上的手铐铐在我胸前，叫我坐在墙角的椅子上，不一会儿我就昏死过去了。他们吃饭回来又把我的手反铐着，逼我跪在扫帚上，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捡的。

五个恶警一哄而上，踢我的胸部、头和脸，到了晚上八点多我被他们打的快支撑不住了，就象中午那样又要昏死过去。他们拿出被他们抢去我包里的小镜子给我看，镜子里的我脸、头被打的变了形，再这样下去我可能被打死，这不就正应了江泽民讲的打死不查根源，打死算自杀了吗。我说我叫冉素华，从都匀洗脑班逃出来，住在贵阳，他们抄了我住在贵阳的小屋。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我被劫持到凤岗看守所，关在八号室和一个叫谭芳的关在一起，晚上，自由犯来看谭芳，看到我在炼功，他们告诉谭芳晚上睡觉当心点，别让我给杀了。我说：“我不杀人，她跟我在一起她还会受益，睡得很香”。到了晚上，我的头只能平躺不能侧躺，侧着躺头就痛。第二天狱警安进山和何艳来看我，安进山说：“你不能在里炼功”。我说：“可以，但是你得尊重我的信仰。”他俩互相看了看说：“可以，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交信、打电话）就告诉我俩。”我说：“谢谢。”我买了写信的纸和笔，给凤岗县的县长、公安局的局长、警察任伟、何玉华、检察院的院长、武警中队的队长、值班武警及看守所的所有狱警和各号室犯人共二十九封。

我给凤岗县长的信是这样写的：我和袁益发两位外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你贵方宝地，我们为了让你们了解法轮功真相，放弃我们的工作、家庭、和亲人来到这里，我们不是干坏事的，您手下的人把我们抓起来，对我们手无寸铁的好人拳打脚踢，比死刑犯还不如，其他犯人的家属来见让见，袁益发的家人来见，不让见。真相信起了作用，他们同意袁益发的家人来看他并给他存了钱。何玉华和任伟来提审我，何玉华声称她没打过我。我告诉任伟，我要无罪释放，请他写在谈话记录上，我和袁益发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俩的环境宽松了许多，非法提审时再没被打过。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我告诉袁益发：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今天是师父的生日。我买了两份饺子，叫犯人给袁益发送去，袁益发没要。我把买来的饺子先敬师父，然后我再吃。五月底袁益发被劫持到遵义，遵义法院非法判了他四年。看守所里就我一个女法轮功学员，但我并不孤独。我叫自由犯给我买了一本《格林童话选》，每天起来我就唱大法歌，唱我会唱的《法轮大法好》、《得度》、《莲花颂》、《浊世清莲》、《法正乾坤》、《为你而来》等大法歌。唱累了，我就休息。晚上也是这样。放风的时候，我问各号室的犯人：你们听到我唱法轮大法的歌没有？他们说：“听到了，唱大声点。”也有的犯人对我泼冷水，但我都不在意，因为我是为他们来的。通过给他们写真相信，他们对大法有所了解，他们有的还主动找我了解大法真相，有的说找媳妇就找我这样的，曾对我泼冷水的犯人说出去也要学法轮功。每天吃完晚饭，干活回来的自由犯到我的号室门前叫我唱歌，我问他们：“唱什么？”他们说唱《法轮大法好》。

一天晚上，牢头到我的号室门口要对我无礼，我说：“我是有丈夫的，我们修大法的是很正派的，不乱来的，请你尊重我。”他不好意思的跑了。值班的武警开始对我很无礼，看到我就对我喊叫：“象你这样的法轮功应该叛你死刑或二十五年徒刑。”想到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人。早上，我看到值班室武警观察在木板床上看书的我。我对他说：你好！他说：你好！我对他说：谢谢你晚上为我站岗。他说：不用谢，那是我应该做的。我告诉他：晚上值班的时候冷，多穿点。他说：“谢谢！”过了几天，值班武警又像往常一样注视着我，并叫我：“法轮功学员。”有一天，两个不怀好意的武警来看我，其中一个恶毒的说：“他是老大，他就是我师父。”我善意的告诉他们：法轮功师父就一位“李洪志”。他们又问：“你们炼功的时候是不是光着身子炼。”我说：“炼法轮功的是最正的，我们是穿着衣服炼的。”他们叫我炼法轮功给他们看，我炼第一套功法给他们看，他们说学会了教其他人炼，我答应他们有空来跟我学。后来再也没见他们来。

在凤岗看守所，只要心里想着师父和大法，他们就找不到迫害我的机会。有一天，看到犯人写的《监狱报刊》上说，中央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到凤岗县，我写了三封控告信。第一封信是状告江泽民私自挪用国库公款一千个亿迫害法轮功。第二封是状告全国610在都匀市办普金桥洗脑班，敲诈勒索我四千五百元，都匀市委书记兰天全，小围寨镇政法委书记张中平在粉里下毒想毒死我。第三封状告都匀市公安局绑架我到洗脑班，三封信请狱警何燕上交中央检察院副院长。何警官没敢交，扣压没敢寄出去。看守所的恶警怕我再写真相信，把我的笔和纸收了，监室日记也不叫我写了（因为我在监室日志上写：我要求无罪释放。）他们不准我讲真相（不放我的风）我就唱大法的歌，天天如此。二零零五年十月男号室喊：“李洪志万岁！”在这邪恶的环境里，能听到众生喊师父万岁我感到很殊胜。

六、被羊艾监狱迫害经过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看守所的邪恶们看转化不了我，送我到羊艾监狱转化，送我走的这一天，凤岗看守所的男犯们喊着我的名字为我送行。所长白德新、陈指导员、何艳劫持我到羊艾监狱，白德新告诉羊艾警察：冉素华哪点都好，就是叫我们炼法轮功这点不好。

我被转到羊艾八监区遭受迫害，包夹犯人监视我，不准我动笔，动不动就吼我、打我。连打饭都要受她们的限制。在这里干的活儿是撕布渣。无论她们怎样对我，我都善待她们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唱大法歌《得度》给和我一起干活的听，有两个女犯人说她们也会唱。没几天，甘队长叫我到她的办公室问我是否申诉。因为我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担心自己身体承受不了，申诉的话要告江泽民及其他恶人，记不清法律的条例，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恶警把我转到八监区二中队楼上，把我反锁在房间里，由两个犯人监视我，不准我炼功。包夹陈世梅威胁我说：不听话打我。

我坐牢的大队调来一个恶警姓“但”，他是专门迫害大法学员的，谁不转化就不准和家人见面，叫包夹整治。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又被转到五大队，不管我到哪里都善待我周围的人，犯人们由对大法不敬，到唱大法歌，背诵师父的经文和炼功。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结束了两年多的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