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仅举三例二零零六年后被官方报导出来的可疑手术为证。

一、六十余天三次找到肝源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起，《成都商报》连续追踪报导了一名身患有肝衰竭、肝硬化、酒精肝等疾病的患者，住院近六十天，因筹不足三十万元的器官移植费，两次错过肝源。绝望之余在病房里为学生们讲授“最后一课”，感动社会各界捐款，于六月三日凌晨再次找到第三个肝源并于六月四日凌晨在成都华西医院成功换肝，这是川师文理学院金堂校区兼职音乐老师刘胜平的故事。

两个月时间就找到三个肝源？美国这个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拥有全国性器官捐献及等待者数据库，拥有八千万愿意死后捐器官的志愿人群，此外美国亲属间捐献器官数量也很大。可要等到一个肝脏也要两年零两个月。 而成都华西医院两个月就有三个合适肝源供体。这些肝源从哪来？

关于前两个肝源，报导没有提及，但对于第三个肝源， 六月五日报导原文如下：“三日晚上，一个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肝脏，有可能会为刘胜平延续生命。”“凌晨一点五十分，肝脏供体终于到了。‘肝脏的主人是一名三十一岁的年轻人，死于脑溢血，供体外形较正常，活性也还好，手术可以进行。’病房走廊里，一名医生介绍说。 ”

这位据称死于脑溢血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人，关于他的身份、为何发病、何时发病、何时死亡、病危时医生在何种情况下取得了他的器官组织的各种参数，病危时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做的器官捐赠手续，是在他本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还是在昏迷不醒时做的？ 以上各种很重要的新闻要素，报导都没有提及。这里暂且不论三十一岁的年轻人得脑溢血的概率有多大，发病是否与家族遗传或是生活习惯有关，还是遇到什么突发事件。但一个随时都有生病危险的脑溢血病人，参与抢救的医生们居然还能忙里偷闲的去抽血化验，得到他的各种器官参数，这不合常理！就算他的器官参数与某一位等待者吻合，那还得花一番功夫去说服本人及家属，可这种事情也是患者及家属最忌讳的。

另外报导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三日晚上十点半，来自北京的肝源还没有抵达成都。晚上十一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生向刘胜平的妻子胡德英及其家人阐明手术的两个主要风险：第一，刘胜平的病情过于严重，在长约一个月的围手术期（从病人决定接受手术治疗开始，到手术治疗直至基本康复为止的一段时间）内，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死亡可能性。第二，就当时状况看，来自北京的肝脏供体外形较大，虽不排除供体主人身高一点九米，体型本就较高大的因素，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患有脂肪肝。如果是脂肪肝，移植手术成功后，供体将会有百分之二十的无功能概率，也有可能导致死亡。”

二、两天时间就找到“自愿捐献器官的尸体肝脏”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成都《天府早报》连续三天大篇幅的非常详细的追踪报导了一台非常特殊的手术，一台由成都华西肝移植中心排出，由八名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八名博士和八名专业护士组成的超强阵容手术小组，号称世界第二例合成肝移植的手术。

报导称该台手术是为一肝硬化患者蓝某和妻子黄某所做，因黄某肝脏较小，只能采取合成肝移植。即从一个黄某身上切下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肝脏，与另一供体的供肝合成一个肝脏移植给蓝某。这样既能解决受者肝脏量不足的问题，也能保证供体的安全。报导称，就在二零零五年，华西医院已实施了世界上首例合成肝移植，迄今为止，供体和受体都恢复得非常良好。

此台手术却有很多地方无法解释。下面引用报导中的原话：“九月五日，夫妻俩满怀希望，住进了华西医院。”“九月十日，黄富玉进行了全身检查结果让她振奋不已：各项生理指标均符合要求，可以进行肝移植手术。但由于她的体型比丈夫小了很多，割除太多肝脏，可能危及供体生命。为此，经过多方论证，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制定了一套难度极大的手术方案：合成肝移植。”“昨（十二）日上午十点，躺在手术推车上的蓝思权和黄富玉夫妻俩在手术室门口告别手术前，肝移植中心就预算到黄富玉的肝脏不够丈夫用，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自愿捐献器官的尸体肝脏。”

从报导中可以看出，蓝某夫妇二人是九月五日才住进华西医院，九月十日才做的体检，结果出来后又经华西医院“多方论证”，才决定的手术方案。可九月十二日上午十点两人就被推进手术室。从十日体检到十二日手术一共只有两天的时间，华西医院是怎样在两天时间内找到一个生理指标要与蓝某夫妇吻合的“自愿捐献者”，而且这位“自愿捐献者”还要“恰好”在手术时间“死去”？！

报导中一再称另一供体是“尸体肝脏”，也就是说这位“自愿者”在手术前就已经死亡。但报导中却有这么一段文字：昨日凌晨四点过，连续作战十八个小时的手术小组，终于将黄富玉的右半肝和尸体供肝的左半肝，成功移植在蓝思权体内，可是，刚刚松了一口气就突然发现：移植进去的肝脏有点异常。仔细一看，原来蓝思权的血管已经病变，比正常人的血管细，合成肝移植上去后就遇到阻碍。“人疲马乏”的手术小组只得重新振作精神，将已经“安装”上去的合成肝再重新“拆”下来，然后从蓝思权的大腿上取下一截十厘米左右的静脉血管给他接上，不够，又从另外的供体上面再取下一截血管连接，然后再重新把合成肝安装上去，重新吻合各种血管，一切完成，已经是早晨六点五十，”（以上为报导原文）。

而十三日的报导中有这么一句：“十二日晚上八点过，手术后三个多小时的黄富玉就拔出了气管插管，”可以得知 ：蓝妻黄某已于十二日下午五点就被推出了手术室。 而十三日凌晨四点“又从另外的供体上面再取下一截血管连接”。

那 “另外的供体”又是怎么回事？是手术室中还有一人吗？这人是谁？他（她）以“另外的供体”的形式出现在手术室里，起什么作用呢？如果是尸体肝脏的主人，就算他从手术开始时才“恰好”死亡，那经十多个小时的手术，血管也应早已萎缩，已不适合再用了。那是否可以分析：手术所用的根本不是“尸体肝脏”，而是一个活体肝；那位“捐肝者”就是在手术现场被活活摘取肝脏的。只取了肝脏一时还没死去，所以其血管还可用作供体，最后就死在那台手术上。

报导同样回避了关于那位所谓器官捐献者的一切信息。

三、双肺移植

二零零七年的九月，又是《天府早报》再次以《十年磨一剑》为标题刊登了一篇该医院成功为一尘肺患者做双肺移植手术的报导。（现在网上已搜不到此文）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燕赵都市报》十三版（中国/综合）刊登了一则《成都日报》消息：国内“首例双肺移植手术成功”。九月十一日华西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四川省首例非体外循环下双肺移植手术“成功”。报道是这样的：《成都日报》记者从川大华西医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八月八日华西医院的“专家”经过六小时的手术，成功为肺部完全纤维化的患者黄义胜进行了双肺移植。据介绍“双肺移植手术成功进行在我国还属首例”。

黄义胜是巴中人，今年三十八岁，从二十一岁开始到陕西的矿山打工。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他在井下工作时突然晕倒。经当地医院检查，发现竟是严重的尘肺，并且肺部已纤维化。

黄义胜这样的一个打工人，处在社会最底层，在中国目前向钱看的社会，“华西医院的专家决定为他进行双肺移植手术”，而且，医院声称“该手术的成功，预示着身患终末期肺气肿，肺部纤维化等肺部疾病的患者将可得到救治。”仅一台手术的成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医院肺移植手术早已成熟，绝不可能为了救黄的命才临时想到做双肺移植的，只不过借黄做个广告而已。

报导中同样存在以下几个疑点：

（一）供体身份不明

报导称肺移植手术较其它移植手术更难，（笔者曾电话询问华西医院，接电话者的男性医生称因肺系呼吸器官，直接与外界接触，又和心脏联系，所以难度最大），那对器官质量要求很高，又是双肺移植，那被移植的人肯定不能再活着了。那就意味着又有一名另一配型吻合的供者“恰好”这台手术的同时死去。那此人是谁？！和上两例移植手术报导一样，无论是医院还是记者仍在回避此问题！

（二）何时改为人体试验？被试验者是谁

报导称该手术的医护人员多年来（十年）一直致力于肺移植研究，称医护人员都曾在澳洲某医院“镀过金”；报导还称他们曾用动物做试验。（却未提及何时转为人体试验。）

既然是“曾用”动物做试验，那是否说明现在“不用”动物了？那又是用什么试验了？是和日本731一样用人做试验？那又是什么人会成为被害者？

（三）手术成功的意义

医院声称“该手术的成功，预示着身患终末期肺气肿，肺部纤维化等肺部疾病的患者将可得到救治。”

报导称此前国内另一家医院曾做过单肺移植，此次华西医院的双肺移植又是国内首例等等。却没有提及该医院以前是否做过单肺移植，为何就敢于一下子做双肺移植？并一举成功？！这真的是医院做的第一台双肺移植手术吗？在这台手术前是否做过单肺和其它双肺移植呢？

仅一台手术的成功就能让医院得出此结论的吗？ 当然不是！从动物试验转到人体手术用了多少年，又是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才敢今天用于患者身上，并可对外宣传的呢？

手术的主刀是胸外科的博导刘伦旭。

（四）移植技术成熟，可对外出售

报导后几天有人电话咨询，一个男的（自称不是刘伦旭）在电话里称单肺多少万，双肺多少万；当问及上哪去找一个匹配的肺时，他说只需把钱准备好就是了，供体由他们提供；当问他们十年前就开始从事肺移植研究，那是从何时由动物转到人体，根据他们的临床经验，这种手术成功率是多少时，他很敏感不回答这个患者及家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只说你们只管放心。人家说主要是不愿亲戚被做实验，对方很生气，说不信任就算了。

此男子的话实际上说明几个问题：一个是供体来源的确可疑，二是他们手术技能及经验都已非常成熟，可以将此类手术明码标价公开出售了。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以上手术并非他们的第一台人体手术。

四、掩人耳目的碍眼法——“亲人捐赠器官”

虽然海外不断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而中共的罪恶却还在继续，只是手法变的更加隐蔽。

一知情人透露：直到二零零八年，华西医院每天都有三～五台移植手术，大部份都是亲友间互相捐赠；而在后来还能偶尔看到兄弟间、母女间、亲戚间、夫妻间、甚至有初恋情人为对方捐献器官的报导。

今天的中国亲友间借钱都很难、甚至有的为了一点钱打的六亲不认，却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人间真情”，为亲人不惜捐肾捐肝，真可谓“感动中国”了。可再看那些报导，主要在突出亲友间的情谊，还都配以照片，可很荒唐的是只有一句医生说他们配型吻合，却避而不谈是哪家医院，主治医生是谁。

从那位知情人透露和报导中看出，医院常是把一大帮与患者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找来验血，最后从中找出一个最匹配的，甚至也一样推入手术室割上一刀，而最终用的是谁的器官就很难说了。这样做大概是为了给自己找退路，将来就是国际社会前来调查，他们可以用此来应付和为自己开脱，国际社会的调查员也不会把那些人找来检查吧。

一位自称在华西医院捐了一个肾给亲人的小伙子居然还可以跑二千米，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后并没有太吃惊，得知联合国已对此备案时，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哦，中国封锁的太厉害了。”他这话是怎么意思？是什么被封锁的太厉害了？看来他们多少也是知道一些内幕的。

一女士透露：她的一同事，一个三十多的小伙子得了肝癌晚期，家里花了几十万找了个警察给他换了个全肝，结果还是死了。问警察在哪找的，她说无非是看守所之类的地方。

警察、看守所？医院、手术？她的话点出了实质，中国各医院移植手术的供体很可能与公检法司系统有关系。正如成都人体展老板隋鸿锦的海外客户美国第一展览公司在其“免责声明”中承认：本次展览的中国人的遗骸来自中国警方；而第一个在中国建尸体加工厂的始作俑者哈根斯也对英国《卫报》记者透露：尸体来自中国官方。

二零零六年华西医院网上资料显示：近来四年，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在严律南的指挥下已做了一百四十例肝移植手术，而亲体移植仅为七例。手术成功率为百分之百，良性肝病一年、二年、三年分别为87.4%、85.2%、80.5%。肾移植手术每年达一百二十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