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兴英， 六十八岁，职业：会计。姚兴英在控诉状中说：在被控告人江泽民“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控告人深受其害，曾被非法抄家三次，拘留三次（行政拘留）、给控告人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

袁春莉，四十二岁， 职业：工人。袁春莉在诉状中说：控告人曾被非法抄家三次，拘留一次（刑事拘留）、劳教二年，给控告人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

姚兴英、袁春莉母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因此，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一：姚兴英的自述：

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天起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多年困扰我的头疼、胃疼、心脏病都好了。特别是例假来了不走，人当时已经不行了，走路直打晃，虚弱的只剩八十多斤，修炼一个星期后，身体排出许多瘀血，从此无病一身轻。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一上午也不累。看了宝书《转法轮》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书中讲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道德回升，做事为别人着想，多看别人优点，少看别人缺点，心里豁然开朗，以前有了矛盾心里总是愤愤不平，现在能宽容大度了！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性要强的我，以前有着太多的不如意，而今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活了半辈子，终于活明白了。以前因为身体不好，家里笼罩在阴云之下，修炼后家里有了笑声，这个功法真是太好了！

迫害经过：

一、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以权代法，发动了对炼法轮功这些善良民众的迫害 ，我于七月二十一日和平请愿，我们一家三代五口人坐火车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我们被关进一间破屋子里，警察问：“为什么来北京？”我说：“我们来反映情况，我就讲了大法的美好和修炼的神奇。”警察记录后，又将我们押往丰台体育场，两天后，单位来车把我们接回家。到家后单位派保卫科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不许买菜、不许出屋，单位领导一批批来施压，怪我们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昔日的朋友、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变成了反革命，我们只为修心养性、只为锻炼身体，没想到却变成了众矢之的。我们压力很大，心里非常难过。三天三夜后，我们错误的认为应该为别人着想，写了所谓的“保证”。其实，不是我们炼功给谁造成了伤害，而是这场是非颠倒的迫害不该存在，因为它打击了人类最根本的说真话的美德和对善良品德的追求，是全世界最大的冤案！

二、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新南派出所几个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当时，我两条腿痛得不能动，已经一个星期了，天天躺在床上，上厕所自己都去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强行将我绑架到看守所，一路上痛的我大汗淋漓，到了看守所拒收。可是在十月二十六日，他们又把我抓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放回家五天后，警察又找到我，逼我说和谁联系了，强行把我绑架到华联一个派出所，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夜，我终于想起来是去医院看了一个病号。

三、二零零二年八月的一天，我上街讲真相，被人举报，新南派出所将我绑架到派出所，同时被非法抄家，又被拘留十五天。

四、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因发真相资料，被新海派出所绑架，当时审了一夜，被拘留十五天，家里八十八岁的老人无人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无人照顾。

这几次抄家、拘留给我本人及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不安，整天提心吊胆，承受了这么多年巨大的压力！是江泽民发动了这场迫害，他应负主要责任！作为受害者，我起诉江泽民，追究他犯下的一切罪行！对于各级公检法的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受蒙蔽者、也是受害者、牺牲品，我们大法弟子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同情他们，给他们改过归正的机会。

希望执法机关查明事实，给善良民众一个公正的裁决！

附二：袁春莉的自述：

一九九七年我看到母亲一身疾病炼法轮功炼好了，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从我记事起，她在我们面前总是有气无力、脸色苍白、一会头疼、一会又腰酸，尤其到了一九九五年，她只剩了八十几斤，满头白发，别人都以为她八十多岁呢！其实才五十多岁。可是修炼法轮功一个星期，脸色红润，走路脚下生风，神采飞扬。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令我好奇。我也打开了《转法轮》这本宝书，一看，这是教人向善的书，我也被师尊的教导深深折服，我感慨师父的慈悲，我感慨在金钱至上的今天有人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个无私的人、一心为别人好的人，一个吃了亏还无怨无恨的人，我被这种境界感动了，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年的肝炎、鼻炎、全身乏力等疾病好了，皮肤白里透红。精神状态特别好，多年的抑郁不见了。当时工作上的业绩是很不错的，老板很满意，跟同事、朋友处的都很好，从不多占一分钱便宜。在家庭里，孝敬公婆，经常把他们接到家里照顾，给他们买衣服，带他们去检查身体；将积蓄拿出来供小姑子上大学，也资助小叔子开店，和丈夫相敬如宾。

迫害经过：

一、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以权代法，发动了对炼法轮功这些善良民众的迫害 ，我于七月二十一日和平请愿，我带着一周岁的儿子和父母、妹妹一同去北京和平请愿，到了天安门就被抓到派出所，警察问：“为什么来北京？”我说：“我们来反映情况，我母亲一身病炼功好了，我师父教我们处处做一个好人，如果人人都自己约束自己不做坏事，那这个社会不就稳定了，你们的工作也好干了。”警察记录后把我送到丰台体育场。两天一夜没吃没喝被遣送回当地，单位将我非法关押在单位的一间平房里，派两名职工二十四小时监控我，单位领导、居委会的及其他人轮番施压，让我放弃信仰。当时正值盛夏，气温高达四十多度，晚上蚊子把我们三个人咬得浑身是包，那两人受不了了，他们怨我害她们受苦，其实我比她们还苦；单位领导也受到上级的批评，也怨我们给他们带来麻烦，三天三夜后，我们错误的认为应该为别人着想，违心地写了不炼功的保证。其实，不是我们炼功给谁造成了伤害，而是这场是非颠倒的迫害不该存在，因为它打击了人类最根本的说真话的美德和对善良品德的追求，是全世界最大的冤案！

二、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因发真相资料被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一个月后，被枉判两年劳教，孩子当时只有两岁半，整天哭着喊妈妈，丈夫单位都知道了这件事，都劝他离婚，否则，工作也难保，当时我们单位的人对我们也充满歧视。正值元旦，妈妈虽然在家中，三天两头也会被居委会、政法委、派出所等很多人问她“还炼不炼？”丈夫也在离婚与不离婚的压力中挣扎。尽管顶着巨大的压力，丈夫最终选择了相信我、等待我。他对我的评价是：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她不应该一无所有，所有的苦难，我愿意和她一起承担！在孩子年幼、父母年迈、社会歧视的压力、工作压力四座大山下，他依然去劳教所看了我几次，在那艰难的岁月中，是他用良知善念撑起了一个飘摇在暴风雨中的家。

三、从劳教所出来的十几年中，经常有片警或“610”人员突然到家中“问话”，或直接非法抄家，或跟踪等形式的侵犯人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不知什么原因，七、八名警察突然闯入家中，抄了一下午，孩子被吓得直哭，丈夫正好也在家中，事后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家就会被拆散，妻子就会被抓走。

四、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日，我和丈夫带两个孩子准备坐火车去北京，为他签工作合同，在候车室被抓，非法抄家，关押在铁路看守所。丈夫因我出事，合同签不了，因是国外劳务，要求夫妻双方到场签合同。当时，他心急如焚，一边要配合警察三天两头“问话”，一边跟单位领导商量，如果拖延的时间长，人家肯定要找别人干了，不能因为他耽误人家工程进展，他的心情非常懊丧，几次提出与我离婚，被徐州铁路的警察劝阻了。警察在这件事情上明辨了是非，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有信仰的人确实处处为别人着想，确实是善良、守法的公民，在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下，在全家面临无端的迫害中，她们依然理智地告诉人们真相，依然面带微笑，没有怨恨任何人，并且能够理解和帮助别人！

这几次抄家、拘留、劳教给我本人及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不安，整天提心吊胆，备受歧视，亲人都感到抬不起头，我也因为坚持信仰承受着多方巨大的压力！江泽民作为当初主政的人，是他发动了这场迫害，他应负主要责任！作为受害者，我起诉江泽民，追究他犯下的一切罪行！对于各级公检法的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受蒙蔽者、也是受害者、牺牲品，我们大法弟子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同情他们，给他们改过归正的机会。

以上所说，句句属实，请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