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苦难，远不止于此。家庭破裂、亲人被牵连所遭受的痛苦，也是他们的苦难之一。这种刻骨铭心的精神折磨，甚至不亚于酷刑缠身之苦。

在这次诉江大潮中，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诉状中写到了这场迫害造成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苦：年幼的小孩无人照管，凄苦无助，留下长久的心灵创伤；年迈的父母担惊受怕，饱受精神摧残，最后郁郁而终，死不瞑目。因迫害造成的亲情创痛，是他们多年来承受着的生命之重。

山东乳山的冯夕兰，十六年来被警察绑架十一次，先后被非法劳教3年、判刑9年。（体检因为身体不合格才没有进监狱）。她在诉状中如此陈述母亲所承受的苦难：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被绑架，被戴着手铐回家抄家，母亲的眼神惊悸不安，难以控制自己，浑身打颤，不会说话……我母亲去看守所看我，到看守所有近三里地的路段没有公交车，我母亲那段时间吃不下饭，精神疲惫，身体虚弱，到了看守所，坐都坐不住了……我被抓捕后，母亲在家里就象丢了魂似的，家里走家外，家外走家里，恍恍惚惚不知怎么就从门槛里仰跌倒门外，右手腕折断……（因为警察的无理骚扰）我妈以为我让恶人迫害死了，吓得浑身发软，两腿不会走路，瘫软在门口的石头上，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

而最令人悲伤的莫过于其母亲去世前的一段描述：“……我妈临去世那些天，不会吃饭，不会说话，只是睁着眼。有一分钟多的时间，我妈的意识很清醒，眼直直地看着我，大颗的眼泪顺着眼角直流，那种牵挂、放不下的心理真的让人酸楚，我和我姐他们也都直流泪。几天后母亲带着对我的牵挂走了。”

山东莱芜栾庆玲在诉状中写到其幼女无人照顾的凄惨境遇，同样令人心酸。在被关押期间，恶徒以工作和钱财相要挟，逼迫她丈夫离婚。离婚后，她们的女儿被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时我女儿只有四、五岁，白天象野孩子似的一人在外边跑，晚上遇到她爸爸上夜班时，一人在家睡觉，从床上掉下来，哭一会，想想没人管她，就抱着被子爬到床上再睡。”……小女孩知道妈妈不在跟前，从来不当着大人的面哭。栾庆玲出狱后偶尔见到她时，她哭着说：“妈妈啊！我天天想你，怎么人家都有妈妈，我怎么没有妈妈呢？我想你想得在被窝里偷偷哭，在放学路上没人看见时偷偷抹泪。”栾庆玲说：“江泽民操控恶警对我的迫害使我骨肉分离，害我娘俩饱尝了人间凄苦悲凉的滋味。”

以上两个凄惨的故事，只是无数个家庭悲剧中的两个缩影。作为一场严酷政治运动的打压对象，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都遭遇了不幸，都有着痛彻心肺的经历。如在诉状中还可以看到，有的母亲精神崩溃，几度住进精神病医院；有的父亲思念亲人过度，终日以泪洗面，身体一下子衰老，什么病都上来了；有的呼唤着孩子的名字离开人世，死不瞑目。很多小孩则无人照管，受尽歧视和凌辱，甚至流落街头，可怜至极。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小孩本是天真活泼的年龄却变得沉默寡言，长大后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心理阴影，而这些阴影或许会伴随他们一生。这些不幸的父母和小孩，都是这场迫害的无辜受难者，他们的不幸，成为法轮功学员入骨化髓的痛楚。

这里不得不说一说离婚。在明慧网上搜索“离婚”一词，就可得到七千多个结果，其中大多都是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后的遭遇。因为中共的封锁，没有披露出来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在这次诉江案中，在明慧网每天登出的报道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几个被迫害离婚的案例，离婚比例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有的是直接被逼迫离婚，如上文提到的栾庆玲，恶人以工作和工资卡相要挟，威逼其丈夫离婚，以此逼迫她放弃信仰；有些是对方忍受不住多方的高压和没完没了的骚扰而离婚。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修炼自身，使得家庭和睦，许多原本濒临破裂的婚姻都重归于好，然而这场迫害摧毁了他们的家，使亲人们四分五裂，把每个人都推到了苦难的深渊。

在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自身承受着绑架关押、酷刑洗脑的非人折磨，即使在监牢之外，也有随时被绑架、跟踪的恐怖，很多还承受着失去工作的压力、流离失所的艰辛，而家庭的苦难，又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令他们的苦痛雪上加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是，很多人都是百种苦难同时降临。安徽合肥市吴伟明被关押多年，二零零六年出狱时，面临的是家破人亡的惨状：父亲已故，丈夫离婚，母亲病重，孩子失学，单位也没有了。

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破裂，亲人遭难，骨肉至亲分离，甚至阴阳两隔、相见无望，这种深入骨髓且日后漫长的精神煎熬，有时甚至比牢狱之灾更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意志。无法想象，如果不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泽，让法轮功学员感悟到超越凡俗的生命境界，一个血肉之躯是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痛。

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绝不仅仅是绑架关押、酷刑折磨这些有形的虐杀，还有丧失人伦的亲情折磨这种无形的摧残；绝不仅仅是几千万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亲人更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而法轮功学员及其亲人所承受的苦难，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漫长的十六年，五千多个日日夜夜。江泽民用什么来偿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