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泽民1999年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高桂英与所有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她曾多次被绑架、关押，在威海拘留所遭毒打和野蛮灌食，后又被非法劳教，在王村劳教所遭到洗脑、摧残性灌食折磨，被迫害得出现尿毒症、心脏严重衰竭，在生命垂危之际，劳教所怕担责任，才让家人接回。高桂英回家后，未经医院或任何药物治疗，仅凭坚持学法、炼功，身体奇迹般康复，再次证实法轮大法好。

下面是高桂英女士自述她遭受的迫害：

从99年4月以后，各地警察就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有目的的骚扰。开始是用诱骗的手法，警察到炼功点上。让我们在他拿的纸上写上姓名、单位、住址。我们是抱着善良的想法，想以真实的身份，来让他们从中了解大法真相，可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名单，给以后迫害留一手。随后就是弄来一帮执法人员，将我们的炼功场包围了，骚扰我们不准在那炼，动手撵我们。我们无奈到公园外来炼，他们又开来摩托车故意放噪音、放尾气来呛我们，并又一次动手将我们撵走。 我们最后到市府前的广场炼功，他们开始时采用高音喇叭骚扰。随后采用高压水枪喷、又用浇花用的粗水管 往地上喷水、甚至往人身上喷水。我们去市信访局反映情况，也没给任何答复，不了了之。这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99年7-20那天清晨，我去了市府前的炼功场。刚走到马路对面，看到十几辆警车、还有几辆大客车占满了广场。前面是杀气腾腾的一排的警察。我手拿着垫子站在马路对面，警察马上走过来撵，不准站那里。我又转到别的炼功场看，全是警察，一概不准靠近。从此，我们的合法炼功权利就这样的被剥夺了。

99年12月底我与同修去北京信访，谁知刚走到天安门外的红墙边，就被北京警察绑架，并将我们关押到天安门派出所，然后他们又对我们蛮横无理乱搜身，后来又把我们关进铁笼子里。待到威海驻京办来人，又将我们绑架至本地驻京办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回到了威海，非法将我先押送到威海竹岛派出所，关进派出所楼梯口的暗室里。然后，竹岛派出所所长徐东升（男，40多岁，1米7左右，胖胖的，方圆脸）还有610的头目刘杰，气势汹汹将我孩子和孩子单位的领导找来，他们用不写就逼孩子下岗的株连政策逼迫我写不炼功保证书，之后让我先回家，命令第二天来交罚款。当时我丈夫在外地。

回家后，我心里很痛苦，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讲道德，我的病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让我放弃修炼，真是生不如死，所以第二天派出所刚上班，我就到了竹岛派出所，找到徐所长说明我的来意，当我一张口，徐东升及满屋警察就破口大骂。我说，“没有师父我活不到今天。”并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了他们。我还告诉徐，我写的保证作废。徐对我大发雷霆恶言恶语，又以让孩子下岗威胁。他见我没动心态度坚决，就叫来警察，将我绑架往威海拘留所关押迫害了15天。

2000年的5月，我去了北京信访局，那里是里三层外三重的便衣警察，我再次陷入牢笼。 我被截访的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押到威海驻京办荣成恶警的房间里，房间里的地上已关押着三名荣成法轮功学员，每个人脸上都被打得青紫。我刚一进门，荣成的一个恶警，27岁左右，约1米78的个儿，方脸形，大眼睛，骂骂咧咧的说是给他们找麻烦，并且向我勒索要钱，要我出钱给他们买饭吃。我说没有钱，没给他。这时进来一文登驻京人员问我：“法轮功真有那么好吗？”我就向他讲自己亲身受益的实际情况，他在床上坐着听。这时荣成那个恶警疯了似的从脚下脱下拖鞋朝我脸上猛抽了6、7下，并骂道：“再叫你说好。”又过了一会，走进一个自称48岁皮肤长的挺白，一付养尊处优的样子的恶警头，他坐到床边张口就骂：“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捣乱什么？”因当时我们被迫坐在地上，我给他讲法轮大法好及我受益的真实情况。他二话没说，从床边抬起穿着皮鞋的脚，居高临下朝我脸上猛踹了一脚骂道“叫你好”，并威胁我说：“等威海的警察来了再好好收拾你。”

晚上竹岛派出所的姓鞠的男警，胁迫我女儿乘飞机一起来押我回去。我女儿进门看见我，就生气的大声责问。你的脸怎么了，谁给你打的。我怕女儿在那邪恶的地方追究起来会吃亏。只好说我自己不小心摔的。姓鞠的警察凭着火车不坐，故意往返坐飞机，竹岛所强迫我家出钱付昂贵的飞机票，他的饭费、住宿费、所有一切费用全由我家个人负担，这一次就被非法勒索钱财5000多元，并将我非法关押15天，派出所也不给开任何收款收据。

在拘留所里，恶警不让我们学法炼功，天天打骂，晚上恶警还将我们的手铐到院子晒衣服用的铁条上吊着，到第二天才放下。拘留所有一姓于的恶人，40多岁模样，近1米8的个儿，三角眼，长相很恶，这人原来是做饭的，后留用拘留所，这人最狠，张口就骂，抬手就打，邪恶至极。还有一姓张的指导员，50岁左右，身高约1米7，胖胖的大眼，张口闭口谩骂大法。

2000年夏天我和同修一起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到派出所，因那里关的人多，又将我们分流到东城看守所。当时因我们不报姓名、地址而被每天提审。我与同修一起绝食抗议迫害。期间我还听刑事犯讲开始东城看守所恶警极其邪恶，电棍电，用大板砸折磨法轮功学员，把人打得鲜血淋漓。但是无论恶警怎么对法轮功学员行恶，法轮功学员始终如一用善心向他们讲真相，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许多警察被法轮功学员的善心所震撼。提审法轮功学员的公安人员都背地里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壮举，刑事犯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次我是被威海竹岛派出所片警来京领别的同修时认出了我，将我一起非法押回威海拘留所并被非法拘留15天。在拘留所里，我遭到威海“六一零”恶警刘金虎的残酷迫害。

一天，刘杰、刘金虎提审我。刘金虎当着刘杰的面用脚猛踹我的腿，我踉跄一下没倒。他又骂我并将我撕拽到刘杰面前蹲着，对刘金虎的恶行，刘杰视而不见。一会儿，刘金虎将我带到楼上会议室里对我进行迫害。那时的他，可能刚从警校毕业吧，年轻气盛。受毒害很深的他，真是把我们当成专政的对象了。他当时两脚蹲在方椅子上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问话间，刘金虎蛮横没有人性的抬起穿着皮鞋的脚，居高临下的朝我脸上踹，他抬左脚踹我的左脸并随口谩骂，把我踹倒在地上，又用手拽我的头发拖到他的跟前，再骂一声并抬起右脚踹我的右脸；就这样还不解恨，见我倒地上，他就很生气骂着我，又让我两手端个方凳，并命令踹倒了我的手也不许落地，继续凶狠的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踹我的脸。 他左右开弓连续踹我直到他累了才停下，而后他做贼心虚怕别人看出，更怕他的恶行曝光，强逼我到卫生间把脸洗干净才放我回监室。

2000年年底威海公安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大搜捕。那天上午8点钟竹岛所片警就来我家强行非法抄家，以搜出一本大法书为由，以这借口把我绑架到拘留所，又被非法拘留了15天。

2001年4月28日，因610头子李岚清来威海，威海的“六一零”及各派出所纷纷出动，强行对法轮功学员任意抄家、抓人，非法把我及其他同修绑架到看守所。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炼功时，被恶警铐在监室内地上的铁钩子上。上午十点左右，狱医殷洁让我们脱光衣服以检查卫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格污辱，我们不配合，她就叫来中队长宫建将我们野蛮的撕拽着拖到门外，把我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强行关在死囚犯的铁椅子上。白天让太阳晒，晚上凉风吹，天天如此，长达19天肉体折磨。我们群起绝食抵制反迫害，所长毕可胜亲自操纵指导中队长宫建带领狱医宋常双、还有恶警及刑事犯人给我们灌食，几名男刑事犯用力摁住我们的头，脸朝上摁的呼吸都要窒息了。宫建凶狠的喊：“再铐紧点。”狱医宋常双对绝食拒不配合抗争的法轮功学员不断邪恶的叫骂，根本不顾法轮功学员的死活进行野蛮灌食。 在看守所里，我们法轮功学员失去一切人身自由，甚至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我要求小便，被一个广饶口音矮胖的恶警打了一巴掌。

2003年1月5日，我出门途中，被竹岛派出所警察以查身份证为由将我绑架到竹岛派出所后，又以20张传单为由非法关押威海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绝食抗议非法迫害。第八天中队长宫建把我叫出监室伪善对我劝说，当他见我态度坚定，说话间趁我毫无防备竟把我一拳打进铁椅子里，由狱医及几个刑事犯以灌食为名对我进行非法迫害，连续三天的野蛮灌食把我折磨的奄奄一息，并匆匆将我劳教三年，送往臭名昭著的山东王村第二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2003年1月15日，我被绑架到王村劳教所五大队。五大队长曲秀英，副大队长姓张的邹平人。她们迫害法轮功学员一贯手段是车轮战。从早到晚四个犹大不停的灌输诋毁大法的谎言邪说，每天半夜2点才让回屋睡觉，不到5点就被叫醒。整日里坐在特制的小圆硬木凳上，臀部坐的皮肉出血，不让垫东西，并且常常对我随意辱骂，妄想从精神到肉体上摧残着法轮功学员的意志，来达到她们的邪恶目的。

因在当地看守所我就已绝食十天，所以到劳教所的第六、七天，身体出现严重的脱水现象，坐在小板凳上根本坐不稳，全身无力象着了火一样烧的难受，无奈的我只好在寒冷的冬天，跌坐在恶警卫生间那冰凉的水泥地上，这时几个女警冲进来，边辱骂我边用脚踢我。最后看我是真的不行了，就把我送进医院抢救。

我的身体被迫害的出现尿毒症状，昏迷不醒两天两夜。就这样，她们还不罢休，到了大年三十医院要放假，她们又把我押回五队迫害，在卫生间（严管室）里搭了一张小床，由所里的医生给我灌食，把管子整天插在鼻子里不拔出，把我双手铐在小床的两边，两脚绑在床尾两边，成大字形，动也不能动，稍一动弹，铐子就勒进肉里。

五大队长曲秀英还美其名曰为我好，说管子不能拔，拔下管子多遭罪。几天过后，鼻子里面疼痛。一天早晨趁解手机会，我用力将管子拔下，拔下一看插进鼻子的那截白色管子都变成了黑色，我的鼻子又肿又痛。就这样她们还骂我，说我拔下来给她们找麻烦。

她们还常常用野蛮灌食来摧残法轮功学员，这种酷刑给人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刚去的那次，她们从四楼把我抬到楼下扔在二道门的雪地上等车。到了医院门口，两个护卫队男警将我从车上拖下地，一边一个拽着我的面包服，在医院刚拖过的还湿漉漉的地上拖着走，衣服被恶警拽起，他们故意将我的腰部裸露在地上拖，腰部磨出了皮带宽的一道血痕。

灌食时，他们把我按在椅子上，手反铐在椅子背上，把两腿向椅子两侧分开然后把脚别在椅子衬里边，腿脚一会就全麻木了，头被强行摁在椅子背上，再狠命的拽着头发往后拽，脸被拽的向后仰，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动不了。一个男警还用力捏我鼻子的三角区部位。在医生的提醒下，他稍微放松了点，还是用力过大，把我的脸都弄成青紫色，好几天才变过色来。

过了些日子，我被送到二大队去帮教。大队长姓王（50多岁，瘦瘦的个子，大眼睛，长脸形，很邪恶）。到二大队的第二天王大队长找我谈话，谈话间我讲述了自己真实受益情况及法轮功真相，当时她听后很恼火，立马带领我所在班的队长姓刘（26岁左右，潍坊人，戴着眼镜）给我叫出去单独严管。每天很晚才回屋睡觉。成天采用精神摧残，灌输邪恶谎言。后来无效又把我重新送回五队。

重回五队后，大队长曲秀英和张就又开始变换手法摧残折磨我。她们严管我后，用罚站、昼夜不让睡觉来折磨我，一个多月没让我回屋睡觉。在地上画个圈，让我站立在里面。一动也不能动，一动就打骂。几天下来我的脚肿的象个面包，她们找了双大号的男拖鞋给我穿。两条腿肿胀的迈不开步，两条腿间一点缝都没有。身体发着烧，她们还逼我站着。最后一个年轻刚进所来的女 医生，看见后让我坐着，说脚再发展下去有生命危险。她们还不允许，不让我坐。我据理力争反迫害。她们这才让我坐。 但从没停止过对我的迫害。

在劳教所里，警察经常用减刑利诱唆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一次犹大刘雪梅（平度人）一巴掌将我耳朵打的听不见声音。另一个叫王春梅（青岛即墨人）有一天夜里她们扳着我的身体不停的折磨我。她们以自己年轻力壮，想扳倒我来取乐没得逞，那一夜折磨的我迷迷糊糊还以为做梦呢。到白天我问她们是怎么回事，她两人竟高兴的哈哈大笑。她们还故意将门窗打开，让我穿着单衣在风口里吹，她们却穿的暖暖的。当我质问队长时队长却说：“活该，让你清醒清醒。”

到了10月1日前夕，我又被并入了三大队。三大队长李爱文，年轻气盛，对法轮功学员更是心狠手辣。成天弄些乱七八糟污蔑大法的光盘，强行给我们洗脑，出题目考测所谓的转化实情，逼迫写污蔑大法文章，花样繁多，邪恶透顶。劳教所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

到了 “三八”妇女节那天，又借节日为名，强迫我们写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我不写。三大队大队长李爱文如临大敌，当晚布置了对我的迫害计划，第二天开始隔离严管，安排人员昼夜对我进行迫害，并从此不让我回屋睡觉。我唯一的选择是绝食反迫害。第六天，大队长李爱文亲自带领六个恶警，在队办公室给我野蛮灌食，带班崔红文将我骗进办公室谈话，以伪善开头，当达不到目的时就凶相毕露，大队长李爱文带领李莤、殷桂华、崔红文、张春霞、还有一个又矮又胖姓李的队长，他们六人身强力壮将我团团围住，有掐我的头，有抱住我身子的，有拧胳膊的，有踩住我双脚的，还有只手狠狠的捏住我的鼻子，强行给我灌食。灌不进去，就将饭泼到我的嘴边，并且还有一只手狠狠的堵住我的嘴不让我呼吸。我浑身无力呼吸困难，这时她们才松开手。

恶警狼狈收场后，她们还不死心，她们又用邪恶的株连方法煽动他人仇恨，不让我所在班的人员吃饭，妄图要挟我，我不被邪招所动。最后她们将我的事，报到所里。又强行将我送劳教所医院灌食，这次连续五天，一天两次，每次五十多分钟的野蛮灌食，严重摧残了我的身体。到医院，每次都是将我按在椅子上，手反铐在背后椅子背上，两条腿被强行分开，两脚分别被别到左右两边的椅子腿的衬里，脚脖子被别得钻心的疼，全身动弹不了，前面两女警再用穿着高跟皮鞋的脚，从前面踩住我别在椅子上，钻心的疼的脚脖子。身后两边各站一女警，中间是护卫队的男警，专掐头的，他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往下拽，50分钟下来，双脚都疼木了，脚脖子深深的勒出了一道痕。 每次一下来走路都困难。

最后一次灌食，他们往我鼻子里插管子，第一根插进后，被我咬住了。他们又往另一个鼻孔里插了一根，又被我咬住了。这两根管子都被我咬住后，她们竟动用6名所警和三名医生。主任医生亲自指挥，用铁具撬牙并凶狠的狂叫：“使劲撬，将她的牙撬下来。”护士长见撬不开，灌不进去。最后只好叫来院长亲自出马。护士长在院长面前丢了脸。更是魔性大发，破口大骂。回所医务室强行注射针剂，也是将两手铐在床头上，两脚绑到床尾，呈大字形。一动也不能动。

以后她们又把我转到所内的禁闭室进一步迫害。那是刚盖起的新毛胚楼，里面阴冷潮湿。晚上我感到全身打寒战，牙齿紧咬。熬到天亮后，已控制不住的全身发抖。 第二天早晨，副大队长王永红奉命带领张芳、李莤、张春霞、崔红文一窝蜂拥进来，强行押我去医院灌食。我喊：“法轮大法好！”并挣扎不去。管理科长陈素萍狠狠的说：“你还越来越喊上了啊。”她们七手八脚拽抬着我。女恶警张春霞喊道：“给她亮亮相，让她喊。”将我衣服拽起半截故意露着。

刚进医院大门，主任医生就跑来说昨天的化验结果下来了，马上输氧抢救。这时我浑身仍寒战不停，牙关紧咬。一位医生过来对我查过心电图，当时我的心电图呈现的是，暴风雨过后的乱草一样趴在地上。事后我才知道是心脏严重衰竭的症状。

住院期间，第一天值班是张春霞、李茜二警。李茜是个年轻的女警，她很邪恶。我在那输氧抢救，她还故意用矿泉水盖倒上水往我嘴里倒，我不喝。她就骂骂咧咧的往我脸上泼，水流到枕头上。，而且她值班的时候，因打吊瓶需人拿着瓶子才能解手，为此她给我拿一下瓶子也骂我。还有张芳，当时我身体已虚弱无力了，她竟逼我起来擦地，因我腰疼的厉害不敢弯腰，她竟嫌我不用劲，没擦干净。她还邪恶的说，象我这样的，在男所早就治过来了（因她丈夫在男所也是迫害法轮功的，听说更是心狠手辣）。那意思是对我迫害的程度还不够厉害。 不久我的肾被迫害的也呈现严重衰竭，从早到晚吊瓶不断，但光憋得难受想尿时却几天尿不出来。张芳还指责我，说我给她找麻烦，因为解手需要她给打开手铐。

最后那段日子，在医院里，我每天24小时处于昏迷不醒状态，还被大队长李爱文说成是装的。

在劳教所的警察们除了迫害法轮功学员，再就是向法轮功学员勒索钱，真是别的什么也不管，把我迫害的生命垂危了，竟还向我的家人索取医药费。她们开始打电话找我丈夫没找着，就向我女儿要，她们明知道我女儿刚生小孩，女人产期不能受刺激，还当着我的面狂叫：“跟她女儿要，使劲折腾折腾她！”还有一次找不到我家人，从我本子上查到我婆婆家的电话，她们连80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张口向老人要钱，我与婆婆家是异地，她并不知道我的详细情况，惊吓之余吃不下饭，觉也睡不着，严重的伤害了她的身体。

2004年的4月1日半夜2点，我威海家人接到劳教所电话，让家人马上去医院接人。千里之遥，我家人说路那么远半夜上哪坐车去。劳教所的警察说马上打的过去。我家人听后又惊又怕，我女婿马上出去借了辆车，我女儿吓的也抛下还不到三个月吃奶的孩子不顾，也随车往王村劳教所去。到了劳教所，他们在来不及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让家人接我先回家。因为她们怕我死在医院，以后劳教所相关手续办下来后。又打电话让我家人去补办的。而且家人还被强行勒索6000多元医药费钱。我的身体是在劳教所遭迫害所造成的，医药费钱应由劳教所出。他们却强迫让我家人承担。真是天理何在。

我一个被劳教所的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回家后，我没花国家一分钱的医药费，就凭着每天学法炼功，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这就是我所信仰的法轮功。法轮功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大法是超常的，这就是奇迹。

在江泽民邪恶的株连政策下，就因为我不放弃法轮功。我所在单位威海量具厂，单位年底的先进，厂长应得奖金，全都受到了影响。为此单位发下文件，扣发我的10个月工资4000多元。我们全单位都是受害者。

以上这些直接参与迫害我的威海610人员、王村劳教所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是在江泽民直接授意操控下造成的。其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国家恐怖主义，致使数以千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用金钱、权力、生存胁迫无数本不愿参与迫害的中国人（上至政府官员、工作人员，下至街头百姓）抛弃良心，协同诬蔑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群众，在自己的良心和生命中留下难以洗刷的道义污点，他们才是最可悲的，也必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我今天只把江泽民及周永康、罗干、刘京这三个迫害元凶，列为控告对象，就是想给那些还可救度的人留下机会，因为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在替他们鸣冤。

江泽民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作为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肩负着维护宪法、匡扶正义、除邪灭乱的重任，现在也到了把江泽民押上公审台的时候了。

因此，请求最高法院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江泽民，及周永康、罗干、刘京这三个迫害元凶、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