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害中度过人生最重要年龄段

刘宪勇在控告状中说：作为控告人，我既是这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又是直接受害者。从1999年七月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至今，我仅仅为了坚持信仰法轮功，被无辜关押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教养院累计四年之久，饱受饥饿、谩骂、羞辱、毒打、电击等酷刑折磨，险些失去生命。

在作恶者的监控、抄家、抢钱、威逼下，我父亲承受不住巨大压力，当时倒在监控我的民兵面前，大面积脑出血，从此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经受十年的病榻煎熬后，于2009年含冤离世。

为了躲避不断的骚扰与迫害，我从2005年至今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叶茂台镇派出所一直扣押我的身份证，使我在外打工、租房都很难。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我才25岁，至今十六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迫害的实质或迫害的阴影中度过，然而这正是一个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段。被告人江泽民亲自操控并实施的这场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精神上、身体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无法形容巨大伤害。

修炼法轮功，我戒掉不良嗜好

我于1997年7月有缘结识了《转法轮》这本书，拜读之后使我明白了许许多多人世中百思难解的问题；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好人的道理，经过炼功我久治未愈的腰椎盘突出顽疾不翼而飞，并戒掉了打麻将、喝酒等不良嗜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服务于家庭、社会，时时以平和、宽容的心态为人处世。

父母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然而1999年7月22日开始，叶茂台镇政府便派村干部领着司法助理谢宝昌、周升迁等人几次到我家，在无任何搜查证件的情况下，非法搜走我的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录音带等物品。并且镇里、县里不断有人来村委会找我谈话，用罚款、恐吓等方式，让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王奎发、谢宝昌等人每次都是大吼大叫，并扬言有三人看到我在家炼功就抓我，出闫荒地村得先到村委会打报告。每天花钱雇用陈福仁、张奎艳、张红喜三个民兵看着我的一切行踪，并设有暗线。甚至半夜在我们熟睡之时，摩托车的灯会把我家的窗户照的通亮，并在大门外大喊，监视我是否在家，使我的父母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

面对各种媒体对法轮功的不断栽赃陷害，对法轮功学员打压的不断升级，我于1999年10月20日进京上访。上访这本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却被非法拘留，后来又被送洗脑班长期关押达半年之久。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定量的、九七年的变质的玉米面窝头、稀粥、菜汤，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饿得身体消瘦，有的走路眼前发黑、迷糊。

我上访期间，镇里、村里、派出所不断的给家里施压。我嫂子在家正常卖粮食，村书记王奎发立刻派人连夜看着我嫂子与收粮人刘智勇。第二天派出所所长王静带人来村上，强行在没有任何证据与收据手续的情况下拿走全部粮款4415元，并非法抓走我的嫂子和不满5岁的孩子（后经别人保释），使我的父母精神受到巨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晚上还得去我哥家照看房子。第二天早上当我父亲回家走到大门口时，看到三个民兵正在我家门口守候，加之两天两夜的惊恐，便突然倒地，造成大面积脑溢血，从此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医药费花掉了当年的整年收入，历经十年的病榻煎熬，于2010年含冤离世。

在张士教养院遭受酷刑

2001年5月，我因传递法轮功真相被沈阳市铁西分局和轻工派出所绑架，夜间被关在黑屋子里刑讯逼供，遭到几名警察的电击毒打，后被送铁西看守所。那里环境极其恶劣，晚上睡觉时监号内三十来人被指定在狭小的位置，只穿裤头、一颠一倒、侧卧立在铺板上，每个人的脸都紧挨着另一个人的脚，挤不下时就用脚把人踩在人摞里（这种折磨熟称睡刀鱼）。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我感染上了疥疮，奇痒无比，整夜无法入睡。两个月后被送张士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2001年7月，我在张士教养院新收大队遭到许姓大队长及几名警察毒打电击。

2002年新年刚过，五大队教导宋百顺从普教大队抽调多名劳教犯人打手，对我与郑守君、阎宏伟等十多名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一次恶警宋百顺命令王洪等犹大对我洗脑迫害，没达到目的，宋百顺亲自下令将我送到劳教犯人打手所在的特殊监号内，强制罚蹲，每天十多个小时，有时限定在一块方砖内蹲着，有时让腿弯部位夹象棋棋子，稍不服从或坚持不住便大打出手，并限制上厕所。张士教养院政委程殿坤和一些狱警每天守在院部、队部的监视器旁，监控并暗中指挥犯人、犹大迫害我们。期间大法弟子闫宏伟头部被迫害重伤。

2002年10月前后，警察史凤友伙同另一名警察来到四大队，拿了一张纸让大法弟子胡林按手印，胡林不按，两恶警取来电棍当着全大队一百多人和警察的面，命令犯人将胡林衣服扒光，用绳子绑住按倒，用电棍全身电击，当时胡林满身疥疮流脓淌水。我上前劝他们停止迫害，史凤友上前将我踹倒，命令普教将我绑上，亲自用电棍电我。恶警金良也上来助阵。迫害中我的右小腿被蹭掉一块皮，后来糜烂化脓，四、五个月流脓淌水，至今留有疤痕。

2002年冬天，我和大法弟子陈松绝食反迫害。四大队教导员冯树林命二十多个普教分别把我俩带到两个房内，用一袋精盐和了两大洗脸盆水，把我俩按倒在地上，捏住鼻子用几把钢匙把嘴撬开（口腔内全都被钢匙扎破），用饮料瓶一瓶接一瓶灌盐水，不给任何呼吸时间，险些把我俩灌死。灌后我咳嗽数日痛苦万分。

2002年12月末，在张士洗脑班的小楼内，教养院管理科科长关枫指使4、5个恶人将我两脚按住，强行做“反盘”打坐姿势用床单捆紧，又把我两臂猛背过去，用绳子捆住双手，另一端吊在床栏上，拉至极限，嘴里堵上擦脚布，并用胶带封住，防止叫喊。当腿盘到一两个小时疼痛难忍时，犹大孙卓（女）、曹立明（女）用手使劲按腿，用脚往腿上踩，加剧我的痛苦，还说给你活动活动腿。有时痛的我汗水湿透毛衣。一次犹大王洪、张秋生、陈杰等恶人又对我进行绑腿迫害，我呼喊揭露迫害，犹大陈杰，狠命的将我的头和脖子窝在他的小腹部位，使劲下压，窝的我差点窒息，这时恶警关枫冲进来亲自指挥并大吼：“给我绑、给我收拾。”他走后值班警察李连鹏说：“听到了吧，领导有令，咱也没办法。”以后无论犹大帮凶们怎么行恶，警察们都若无其事，不再进号。一次半夜我被绑的疼痛难忍，将嘴里的擦脚布使劲吐出呼喊，犹大王洪正在床上睡觉，跳下床来，拿鞋底子，在我的脸上使足力气左右抽打十多下，鲜血从我的嘴角流出，随后一脚踢在我的肋骨上（疼的我几个月睡觉不能侧卧），随后一名犹大拿螺丝刀把擦脚布使劲往我嘴里捅，把后鼻腔都压住了，我险些憋死，半天才喘过气来，两眼憋出眼泪。后来绑的我独立行走困难，需人搀扶。这次迫害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只给两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后来没达到目的，就又把我送回普教大队奴役迫害。这期间犹大帮凶们还采取：对女大法弟子，用男犹大折磨，动手动脚；对男大法弟子，用女犹大折磨侮辱，举止、办法下流。

期间被施此酷刑法轮功学员还有夏文（在马三家非法劳教期满劫持至此）、大连商检干部张杰（50岁左右）、大东区的吴艳萍（40多岁）、康平的齐敬茹、法库的李爱莲（30多岁）等。每天各个房间内帮凶们的叫骂声、摔打声不绝于耳。和我一起关在附近一个楼的洗脑班的杜江，遭到了更严重的迫害，被恶警刘宏涛迫害的连夜送医院抢救，头上一个大口子往出流血。

秋收季节一家四人遭绑架

2004年6月9日，我从教养院出狱回家。之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与母亲辛勤劳动，基本扭转家里的经济困境。从2005年庄稼长势看收入，除还完外债，还会小有剩余。然而9月14日，我正在家中收拾场院，准备秋收，法库县“610办公室”主任张洪喜与县国保大队、叶茂台镇派出所等十几人来到我家，进行搜查，派出所的卜玉祥连连追问我是否还炼法轮功？我说“从教养院回来，上至县里下至村里都知道我没有“转化”坚持信仰。时隔一年多，突然来我家问此事是不是又想抓我。你们看到我们家都被你们迫害啥样了，而且马上就秋收了，我父亲就是你们抓人抢钱造成这样的。”这时，派出所的一个人说了一句公道话“他父亲确实是，以前体格可好了。”但是，张洪喜拿着搜出的法轮功书，强行把我带走。

到了叶茂台镇派出所，面对又一次的非法迫害，我不配合他们照相、做笔录。一个警察因此过来狠狠的抽了我两个耳光。后来他们说拘留啥原因呢？一个警察说：“去把书拿来找一条写上。”就这样把我送到拘留所。至今我都不知给他安了一条什么罪名。在拘留所内我绝食、绝水反对非法迫害。17日下午，也就是第四天，张洪喜来到拘留所，拽住我的头发，和拘留所所长等人往我的嘴里灌了一瓶浓盐水。然后把我送到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洗脑班的警察问张：“这人出气都有味儿了，绝食多长时间了？你得说实话。”张洪喜却说：“才两三天，来时喝了点水、吃了点饼干、涉嫌明慧网、家里搜出了传单。”就这样张洪喜撒了一阵谎，把我留下，他们就走了。

9月21日，我的母亲、嫂子、两个姐姐（亲属）到县“610办公室”找张洪喜理论，张洪喜却找来警察将我嫂子与两个姐姐抓走，说怀疑他们是炼法轮功的，后三人都被非法劳教一年。我于25日从洗脑班走脱，流离异乡，有家难归。

我所遭到的迫害仅仅是法轮功受迫害群体中的冰山一角，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迫害。我被非法关押洗脑班、教养院期间与我一起承受过迫害我又非常熟悉的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五人都在后来的不同环境中被直接迫害致死，他们是辽中县的郑守军、邱清华，沈阳的李效元、温英欣（女），新民市的赵寿柱他们留给我的印象都是那样的年轻、健康、善良。

鉴于以上原因：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群体长达十六年的残酷迫害，既违犯国际法，又同时违犯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这场残酷迫害江泽民已构成违法违宪的多项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