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礼迪，男，一九六七年出生，湖北科技学院优秀教师，曾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爱戴的好老师，对工作对学生极其负责任。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的十六年来，汪礼迪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屡遭迫害，他先后被非法抄家七次、行政拘留三次、刑事拘留三次、非法洗脑四次，非法劳教二次、非法劳改一次，被开除公职，被跟踪监视，妻儿失踪五年多，找到接回后，发现妻子被迫害得患“精神分裂症”，儿子十四岁多没上过学，如今，妻子还没好，儿子也出现精神不正常。在监狱期间，他写过“申诉状”，但无结果。回家后，他向他的单位领导写过《复职申请》和《申诉状》，他的单位没有答复。

十六年来，江泽民威逼各级官员执行其邪恶指令，从省、市、区、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单位等，各级610与公安一次次找他转化，派出所、拘留所、戒毒所、看守所、洗脑班、收容站、劳教所、监狱、监狱分配站，都曾经非法关押过他，逼迫他做奴工，各种借口整他，长期以“被监控法轮功人员”被非法监视居住，被跟踪，被监听电话。

当局无理不给他执业医师资格证，他就再去考试，公安的警车就跟踪去考场，610的人员跟监考人员打招呼，把他做舞弊人员处理（其实他是非常遵纪守法的进行考试，绝对没有舞弊），不让他通过考试，连考三次都是这样。医院的医教科长有一个朋友在610，了解此事。后来，汪礼迪询问医院的医教科长还需要考不考的问题时，医教科长都说：“你还考什么呀，再考多少次也不会让你通过的。”即使没有执业资格证书，医院还是很信任他的工作能力。

汪礼迪从监狱回家六年多了，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暗中监视他的居住，没有通知过他。在他工作的医院，也有外单位的人监视他，男的女的都有，多数是学生模样；有时，是骑摩托车的人，跟踪监视；有时，是黑色小轿车跟踪监视。特务手段都用上了，连单位的保安看了都觉的太过分。保安曾告诉说：“你知道吗？你出去买馒头，都有人跟踪你。太过分了。你要小心。”这些人，都是受了江泽民的抹黑宣传的欺骗，为了那么一点点利益，稀里糊涂的跟着对法轮功犯罪。他们都是无知的受害者。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汪礼迪向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发出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附：汪礼迪受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以后，咸宁市公安局把身为义务辅导员的汪礼迪非法拘禁在咸宁医学院行政办公楼的四楼。在咸宁医学院保卫科科长熊宗胜、院办主任黄旭亮和组织部科员李华的配合下，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一号桥派出所警察金国新找他谈话，从中午谈到下午，天黑了还不准他回家，而家中只有四个多月的儿子还等着他回去照顾。可是，金国新等人却不管这些，强制性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给他及家人造成了人身攻击和名誉上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汪礼迪带着妻儿到湖北省政府上访。在武汉省政府门口，被武警抓上警车，看到他怀抱着婴儿，就把他们赶下车。他们回家后，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的政保科长度志祥、一号桥派出所警察易鸿君、咸宁医学院保卫科科员刘波等人到他们家骚扰，抢走了法轮功教功录像带和手抄经文，还问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家里不见人？当得知到武汉省政府上访去了后，度志祥等人就把他强行带到一号桥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二天一夜，不准出来，也不给饭吃（是当地的法轮功学员送饭吃），小房子里的电视机二十四小时播放诬蔑法轮功的谎言节目。第二天下午，度志祥、金国新和一个小警察拿着一副手铐在他面前，非法审讯他，度志祥还当着他的面辱骂李老师，他立即制止度志祥骂人。度志祥、张培就以此为借口，当夜就把他送到双鹤桥拘留所非法行政拘留七天。第七天，由咸宁医学院保卫科接回，克扣了二百元人民币（后来得知是从汪礼迪的工资卡里强行扣除的）。

汪礼迪从双鹤桥拘留所出来后，咸宁医学院就举办洗脑班，要求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都参加。还要求每个人写“思想汇报”。他写了一首维护法轮功的诗，交给了举办这个洗脑班的咸宁医学院院办主任黄旭亮。黄旭亮看后暴跳如雷，说什么这是他的“战斗檄文”，要关进看守所等。

看到单位对自己监视越来越紧，汪礼迪决定到北京向中央领导人反映实情。于是，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六日夜，汪礼迪带着妻儿（九个月的儿子）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火车。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他看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法轮功学员，白天饿了，吃馒头、生黄瓜；渴了，喝自来水；晚上累了，睡在路边，地做床，天做被；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风餐露宿，节衣缩食，不怕苦，舍生取义，很多场面十分感人。由于带着九个多月的孩子，他一家三口在北京市朝阳区下韦沟租了二间平房住。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晚，在朝阳区下韦沟派出所和村干部的配合下，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副局长宋瑞生带领着一帮警察，闯入他租住的民房中，绑架了他们一家三口，连夜送往北京市昌平收容站，把他非法关进男牢房，把姜亚伽母子俩非法关进女牢房。当时，他的儿子还是处于哺乳期，这些警察们也不放过他们，让九个多月的孩子也坐牢，一日两餐，每餐一个玉米窝窝头，一杯菜水。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副局长宋瑞生、一号桥派出所警察金国新、咸宁医学院保卫科科长熊宗胜等人，乘火车把他们一家三口劫回咸宁市，直接把他非法关进双鹤桥拘留所，把他的妻儿直接劫回咸宁医学院保卫科。

在双鹤桥拘留所，汪礼迪绝食、炼功、抗议非法关押。同时被非法关押的其他十七名法轮功学员也在集体绝食、炼功、抵制迫害。在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的命令下，警察们把汪礼迪等法轮功学员分散关押，有的关在猫耳山拘留所，有的关在戒毒所，有的关在双鹤桥拘留所。汪礼迪就被关进猫耳山拘留所。在猫耳山拘留所，他绝食、炼功，狱警徐某（已遭恶报死亡）就给他戴上生满铁锈的土手铐，还要野蛮灌食。第一个被野蛮灌食的是咸宁市财政局的法轮功学员陈晏平，他被几个彪形大汉按在地上，用粗大的橡皮管插入鼻孔，野蛮灌食。狱警还强迫他进行劳动，如：挖土、刨草、立电线杆等。第十五天期满，他被强行抢劫了五百元钱做伙食费后，直接由咸宁医学院的小车接出了拘留所，送到了“131工程”洗脑班继续迫害。

“131工程”洗脑班，是由咸宁市委举办的，针对卫生系统的法轮功学员的。这里非法关押着徐长虹、陈静雯、汪礼迪、刘爱民、郑双华、李敏才、梅武轩七名法轮功学员。不准接见、不准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串门、不准炼功、不准学法。每天组织着读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文章，诬陷法轮功创始人、诬陷法轮功，还要求写“思想汇报”。（参与迫害的是：咸宁市组织部的涂部长、咸宁医学院院办主任黄旭亮、咸宁医学院学工处张君溪、温泉公安分局刑警队警察谢某、咸宁市司法局王某，还有二个女警察。）

在洗脑班上，辱骂、踢打、扇耳光、罚站，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温泉公安分局刑警队警察谢某还疯狂叫骂：“你们死了连狗都不如。”汪礼迪在“131工程”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三十七天，后来才知道，强行从汪礼迪的工资卡里抢劫了五千七百元（其中三千七百元是在“131工程”三十七天的生活费，二千元是警察到北京绑架汪礼迪所花的费用）。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由于汪礼迪不放弃法轮功修炼，温泉公安分局政保科度志祥、咸宁市国安局贾某等人，就直接从“131工程”洗脑班把他送到猫耳山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猫耳山看守所，警察把汪礼迪关进“死囚号”，让杀人犯迫害他。杀人犯让他“走过场”，残酷毒打他，抹地、洗厕所、洗碗、不给被子睡觉、克扣饭食等等手段折磨他。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度志祥直接把汪礼迪、徐长虹、吴卫华送往咸宁市官埠桥劳教所（向阳湖）继续迫害，劳教一年。

在官埠桥劳教所，警察先逼迫他进行队列训练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白天，每天在操场进行队列训练十多个小时，衣服汗湿了，不准洗澡换衣；晚上，每天端坐在小塑料方凳上，不准闭眼，不准说话，不准活动，直到夜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甚至警察找去谈话，有时通宵，早晨四、五点起床，又是端坐，逼着背诵“十不准”，不愿背或不会背，就以此为理由体罚，长时间站“军姿”、“贴墙”等。还逼迫“挑塘泥”、“做砖坯”、“挖土”、“挑土方”、“挑大粪”、“从车上卸水泥”等等，肩膀被压肿了、磨破了皮，也不准休息。汪礼迪是个大学教师、知识份子，却在劳教所逼迫干这些活儿，犹如“文革”时“臭老九”在农场被迫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狱警看到没办法转化他，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二日就把汪礼迪等法轮功学员转到沙洋劳教所加大迫害。

在沙洋七里湖劳教所，狱警田明、何伟、李青山等安排多个犹大轮番上阵，长时间通宵不准睡觉，长时间“车轮战”，用谎言和邪悟歪理毒害他、企图扰乱他的思想和精神。

他的妻子姜亚伽和儿子，自从被遣送回咸宁医学院保卫科后，不准母子俩回家，同时叫来姜亚伽的单位嘉鱼县物资化工局领导，给姜亚伽施压，要她在法轮功和单位两者中选一个，要么要法轮功，单位就开除她；要么要单位，就写放弃法轮功的“决裂书”。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轮功，从此她被开除。她在丈夫被非法劳教、自己被单位开除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独自一人带着九个多月的儿子艰难生活。在非法抄家时，警察抢劫了姜亚伽家中的三千多元现金，不给收据。

汪礼迪从邪恶的劳教所回家后，给咸宁市官埠桥劳教所、沙洋劳教所和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政保科度志祥邮寄信件，他自己亲自给咸宁医学院保卫科长熊宗胜和一号桥派出所金国新分别送了一封真相信。就是这份真相信，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副局长宋瑞生、政保科科长度志祥下令，指使一号桥派出所所长张培带人到他上班的办公室去绑架他。在咸宁医学院保卫科刘波的配合下，二零零一年五月，张培等人把他绑架到双鹤桥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十五天期满，咸宁医学院保卫科把他接回家中，后来得知从他的工资卡中抢劫了三百元，说是伙食费。

二零零一年七月九日，由于咸宁医学院医学影像系主任乐庸生（汪礼迪的领导）到咸宁医学院保卫科告密汪礼迪后，保卫科熊宗胜就诬告给了公安局。

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夜，度志祥亲自带领一帮人闯入汪礼迪的家中，绑架了他，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还把放在书柜上的五千多元现金抢走了，没有给收据。他的妻子姜亚伽出面阻止带走他，度志祥等人还扬言说把她也要带走。他被绑架后，非法关押在一号桥派出所。七月十四日夜，宋瑞生亲自拍板，送他到咸宁市通山县看守所异地非法关押。

在通山县看守所，汪礼迪白天晚上炼功，给人讲真相。狱警发现了，就体罚他，叫他“面壁”、“站军姿”，他仍然炼功。看守所徐所长叫狱警给他换监号，有意刁难他，叫牢头狱霸给他“走过场”，如：“对心拳”、“穿心馍”、“滴水观音”等等，其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用肘拐子猛击他的胸部，将他的肋骨打断了，十几天不能平卧、不能翻身、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咳嗽，疼痛难忍，局部皮肤由红变紫、由紫变黄。更为恶毒的是，他是穿着夏天的衣服进去的，既不准他接见，又不准他打电话和写信，他只穿了一条西装短裤、一件背心、一双拖鞋过冬。好心人看不过去，就主动送了一条长薄裤子、一件西服上衣、一双布鞋，他就这样过冬天。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一号桥派出所的警察易鸿君、金国新就用咸宁医学院的小轿车把他送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后来得知，咸宁医学院保卫处的许峰从他的工资卡里提走了三千六百元，提款理由是：通山看守所四个月伙食费。

在狮子山戒毒劳教所，汪礼迪一进二楼门，狱警就强行扒光他的衣服，连肛门、生殖器都要看看，进行人格侮辱。狱警叫来二个毒贩，把他带到车间，叫他“面壁”直到吃饭，大约五个小时。在这里，他被逼迫做“推锡纸”奴工生产，由于他高度近视，没有眼镜，完不成任务，加之又不放弃信仰，毒贩们就以此为借口，在晚上别人休息时，就用各种手段折磨他，如：毒打、“挖铁床角”、“坐飞机”、“站军姿”、“坐小方凳”、“下蹲”、“克扣饭菜”、“长时间不准睡觉”等等。有一次上厕所时，汪礼迪看了一个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一眼，就立即遭到了“包夹”他的毒贩的耳光。更有甚者，由于视力不好，完不成任务，狱警就将所欠的任务数折算成欠款，要求“赔钱”。

二零零三年三月，狮子山戒毒劳教所请了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如：气功痞子司马南、华中科技大学和湖北大学的教授、湖北省洗脑班的“转化能手”毕慧琼等二十多人，到劳教所帮助做转化他的工作。面对众多人的指责，汪礼迪不为所动，坚定的维护大法。

二零零三年五月，湖北省洗脑班的男女“犹大”（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恶警田明和毕慧琼的带领下住进了狮子山戒毒劳教所。田明派五女一男六个“犹大”围攻汪礼迪，不准睡觉，不准休息，轮番车轮战，还把他们手抄的一段一段的“经文”断章取义给汪礼迪看，在思想和精神上迫害他。

狮子山劳教所的狱警决定在六月一日把汪礼迪送到湖北省洗脑班（汤逊湖度假村）洗脑。在洗脑班，汪礼迪受尽折磨。他回到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后，狱警张国荣亲自开车到汪礼迪的父母家，把二位老人接到劳教所的招待所里住下，给他的父母施压，叫他的父母给他做转化工作；政委鄢敬淦亲自上阵给他洗脑，说：“只要你在所部的领导面前说一句‘不炼’的话，我就不再管你，你还是炼你的法轮功。”他没有配合这些要求。狱警没有办法，怕影响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就把他转送到沙洋劳教所三大队继续迫害。

在沙洋劳教所，汪礼迪遭到残酷的迫害，如：整天的“刷花生”、“长期不准睡觉”、“严管”、“站军姿”、“下蹲”、“长时间做正步走分解动作”、“准军事化训练”、“车轮战”式的轮番洗脑等等，汪礼迪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狱警余帮清还安排他的学生程鹏飞做他的转化。恶警想尽各种办法从思想和精神上迫害他。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三日，咸宁医学院用小车把他接回家，后来才知道，医学院从他的工资卡里强行扣除了三百元，理由是：出车费用。

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中午，汪礼迪在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被派出所朱所长（男）带的一车警察绑架（后来得知，他家楼下早就有一辆小轿车在监视着他），先非法关押在一号桥派出所二楼，警察皮剑非法搜他的衣袋，抢去他的钥匙，非法打开他的办公室的门，抢走台式电脑一台；又非法打开他的家门，到处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搜到，把他的儿子吓得直哭。下午，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政保科科长度志祥带着几个警察用车把他送到湖北省洗脑班（汤逊湖度假村）迫害。

在汤逊湖度假村洗脑班，汪礼迪被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准出门。房子里有三张床，汪礼迪被安排在中间的床位，两边是所谓的陪教（一个是从邓林劳教所抽来的年轻警察米刚、一个是从通山县政府抽来的年轻公务员）。他绝食反迫害，被非法关押了三十七天，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被度志祥、易红军等警察接回咸宁市双鹤桥拘留所，宋瑞生指使送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

在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咸宁市咸安区检察院非法逮捕并起诉汪礼迪，咸宁市咸安区法院非法审判他，在法庭上，汪礼迪自己做辩护，高声喊“法轮大法好”，遭到大个子法警的殴打，他的嘴鲜血直流。咸安区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诬判三年半。他不服判决，上诉到中院，中院惧怕“610”（迫害法轮功的专司非法机构，凌驾在宪法之上，类似“文革领导小组）而维持原判。他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于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送到武汉市洪山监狱分配站。

在洪山监狱分配站，医院还从汪礼迪的血管里抽了一大管子血。警察逼迫他做奴工生产。大热天，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监室里，繁重的劳动任务让高度近视的他汗流浃背、时不时的还要遭到犯人的辱骂和殴打。于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入监队迫害。

在入监队，汪礼迪被二至六个“包夹”（狱警从沙洋范家台监狱挑选出来的犯人，多数是杀人犯、贩毒犯、黑社会头子，都是崇尚暴力的人）严加看管，不准随便出门、不准与人接触、不准与人说话、不准拥有笔和纸、不准炼功、不准与家人联系，他被迫害得曾经三次瘫痪，不能站立、不能行走、甚至不能翻身。于二零零七年二月被非法关押到沙洋范家台监狱四监区。

在沙洋范家台监狱四监区，汪礼迪一直不配合狱警的安排和指使，一直被“严管”，“包夹”他的犯人前后有三十多个。为了做好转化工作，沙洋范家台监狱曾经请沙洋劳教所的余帮清等狱警住进监狱做转化，他与余帮清谈话后，余帮清放弃了做他的转化工作；为了做好转化工作，湖北省洗脑班的龚健、何伟等狱警还到范家台监狱了解情况，何伟和一个女警察还专门与他交谈了几个小时。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一日，范家台监狱四监区教导员熊祖勇想送他到湖北省洗脑班继续迫害，结果洗脑班不愿收，他被送回家中。

在汪礼迪被诬判的过程中，他的近七十岁的不识字的老母亲到处奔波，想要回自己的儿子。眼泪几乎哭干了，双腿走不动了，悲痛气恨交加，鼻孔大出血，流了半脸盆的血，被好心人救助，才脱离危险。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一日，汪礼迪在回家的路上，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早已不见了。据说是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到北京上访后失踪的。他回家后，家中一贫如洗，连床被子都没有，满屋子都是厚厚的灰尘，一片狼藉。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被破坏得妻离子散。

汪礼迪和他自己的老母亲多次到咸宁学院、派出所、公安局、国保大队去要人，问他们把姜亚伽和孩子关在哪里了？他们都推脱责任说不知道。他失去家庭、失去妻儿，直接是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造成的，也是咸宁当地执法者执行错误命令造成的。这些人都推脱不了自己的责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是国家的基本单元，家庭的破碎，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

从监狱回来的汪礼迪骨瘦如柴，原咸宁学院（现改名为湖北科技学院）要他写个“保证”就可以恢复待遇，他不愿意。咸宁学院就以零时工的待遇对待他，不准他继续执教，他过去的一切全部被非法剥夺了。妻子没有了、儿子没有了、工资和一切福利没有了，还背上了“劳教”和“劳改”罪名，还戴上了“被监控法轮功人员”的帽子，长期被人监视居住和跟踪。

当地警察多次迫害汪礼迪，给其家庭、妻子、亲人、小孩带来极大的痛苦与伤害，弄得他妻子得“精神分裂症”导致精神致残、儿子十四岁没能上过学。如今，妻子的病还没好，儿子也出现了精神不正常。这个幸福之家被江泽民毁了。

汪礼迪一家被迫害的事实，只是亿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被迫害的一点点而已，而更多的致死、致残、致伤、致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在明慧网上有更多的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