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后我就哭了，这可怎么办呀？都和同修定好晚上打出租车去省城，他不让我走，还截人。内心矛盾了一会儿后，我平静地跟他说：你身体不会有事的，如果我现在不走就走不了了，希望你保重。说完我就走出家门。

后来我平安回家，他很高兴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当时心里很沉重，觉得自己很无能，回来的路上一直哭；因为还被录像了，心里也有些负担。丈夫说：“录像没有事，谁也看不出来你的，录就录，别害怕。”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份，我和同修结伴去北京上访。这次丈夫没在家，我心想这次好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没有压力。走的当天告诉了小叔子媳妇，让她和我一起走。她正准备走时被她丈夫发现了，结果她没走成，还把消息告诉了我丈夫。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有些不安，心想去检票口可别碰到他呀。结果出检票口时我俩撞个正怀，他把我拉到一边不让我走，说他一夜没睡，很早就来到火车站等我。我稳了稳情绪，心态纯正地跟他说：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向你提过任何要求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今天唯一的要求就是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希望你能支持我，让我走。他同意了。

为了给他一个安慰，我把身份证留给了他。这是一次失误，没有身份证买不了去北京的票，改去山海关，到了山海关没有身份证也去不了北京，在山海关火车站我们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了四天。回来后我被送到本市矿务局看守所关押了两天。送看守所的警察是公安处副处长，他特意叮嘱看守所人员，我们是个人信仰，不是犯人，要照顾。我出来时是公安处正、副处长两人把我接出来的。我问还需要写什么吗？他们说：什么也不用写，回家。看得出来他们是反对邪党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的。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市同修商量集体去北京上访，两天之内全走完，不然让单位、家人发现就走不了了。因为我单位有好几个同修，和同修商量我们几个最后走，这样影响面小。可是同修进京上访心切，不想等就走了两人。这一走单位领导、保卫科就把我们没走的三个同修看住了。丈夫也来单位和我谈：市里领导找他，让他看住我不让我进京上访。我告诉他：进京上访是定了，什么时候走没定，希望不要用你的权力做什么，我有师父管，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你上次进京回来戴着手铐我很心疼。我说：这次我绝对不戴。他走后，我和同修穿着白大褂从医院侧门走脱了，连包也没来得及拿，手里的几百块钱还是别的同修的，一路没有身份证，没有多少钱，却畅通无阻。

我在北京被绑架后，绝食回来，被关入看守所。市里领导、矿务局领导、单位领导怕出人命，要放我出来，我不出，说：是你们把我绑架来的，我没有犯任何法，上北京上访是我的公民权利，法轮功被诬陷，法轮功不平反我就不出去，宁可死在这里。他们吓坏了，轮番来劝我。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也回来了，怕失去母亲，跪在看守所走廊，让同修劝我吃饭。亲人轮番劝，我就不出来。后来我们单位领导及保卫科科长来劝我说：“姐姐，这次你去北京没有白去，法轮功给平反了，你去对了。”我一听就高兴了，说法轮功平反了我就回家。他们俩高兴地把我背出来送回家。丈夫的同事来看我说：“嫂子，这功你可得继续炼，这功太神奇，好几天没吃没喝，要是我早就死了。”

丈夫当时每天面对着主管迫害的市委副书记，一开会就是汇报迫害法轮功的“政绩”。丈夫失去过一次被提副厅级的机会，因妻子炼法轮功，被人告，搞株连。有人让他与我离婚，有人让他打我，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没有一句指责，没有一句抱怨，默默承受。他曾经跟市领导同事说：宁可放弃从政，绝不离婚，妻子是家里的功臣，妻子炼法轮功身体健康，道德高尚。

丈夫让我给他同事退党，说他的同事手举拳头在公园对着众多的人喊要退出中共邪党，还不好使吗？我说：好使，给退。

还有一次，他们接待省“610”人员，在饭桌上，丈夫举杯对对方说：“我妻子就是炼法轮功的。”对方打圆场说：“不炼，不炼，现在不炼了。”丈夫再次举起酒杯说：“我妻子就是炼法轮功的。”对方很不好意思说：“现在法轮功很省心。”

一个常人，他能以炼法轮功的妻子为荣，能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不但能救了自己，还能救他背后的无量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