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孙平华

孙平华的刑事控告状于2015年5月23日通过EMS寄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EMS回执：1043234784901，最高检察院的EMS回执：1043234783501。

现年43岁的孙平华坚持修炼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轮功，二次被非法抄家、三次被非法拘留、被非法劳教一年，2008年被刑讯逼供左手萎缩致残，各大医院都认为没有恢复正常的可能。孙平华一生贡献社会与家庭的最好时期，在江泽民操纵的中共警察等人员的不断骚扰、恐吓威胁、非法关押、强制洗脑等迫害中度过。

我于1999年2月14日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炼功，我的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道德提升，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我对大法给我及我家带来的美好的感激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达。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凡事先他后我为人着想，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对于利益得失看淡。16年从未打过针吃过药。2008年我被刑讯逼供左手萎缩致残，各大医院都认为我的左手完全没有恢复正常的可能，在没有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我依然学法炼功，现在基本左手痊愈。亲人、同事、朋友、熟人无不感到惊奇。

2000年12月22日，我到岳阳市信访局上访，反映大法遭到迫害、师父遭到诽谤，及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道德提升，升华思想境界的事实向信访局反映，信访局接待的人态度恶劣，扬言不接待法轮功人员、并说是中央的指示。我跟信访局接待的人说：“我是抱着对政府的信任才来上访的，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说法，否则一年后我上北京。”当天晚上岳阳市岳阳楼区北港派出所干警就来我家，不是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是要求我不要上访和修炼法轮功。

2000年12月23日，我到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好，被五、六个恶警拳打脚踢后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我去时已有近百大法弟子被劫持在派出所，因大家都不说姓名和地址，恶警们又把我们转押到西城看守所。再由西城看守所把我们分到各派出所问姓名和地址，我被分到西单商场派出所，绝食抗议。他们三天没问出姓名和地址 来，又把我送到西城看守所。在看守所恶警们对我進行了四、五次鼻孔灌食、受到很多酷刑折磨。因没说姓名，恶警给我编号为578号。我们监室里还有三位没说姓名和地址的同修（一位是开封的、一位是南昌地区的、一位是辽宁海城的），也都编了号。

2000年12月31日凌晨四点多,全所大法弟子被押上十几到二十几台南京依维柯警车。他们在车前玻璃上贴有12.31的字条，每车挤坐十四、五名大法弟子和两名 武警、两名干警。车队在开出北京城后又与一看守所车队汇合，上京沈高速。中午1时左右在北戴河停留片刻后继续北上，下午5时左右到达辽宁盘锦。举行简单交 接后我们被换车分两路押送：一路到锦州，一路到沈阳。我到沈阳东陵看守所后说了姓名和地址，被单位接回。还有一批没说姓名和地址的大法弟子，不知他们后来是否被秘密转押到苏家屯去了？

2001年1月从沈阳回到岳阳后继续被非法关押在岳阳市看守所。岳阳楼区北港派出所勒索我父母近万元，2001年4月初才回家。37天后，又被岳阳市国家安全局绑架，并进行抄家，被关押于岳阳市看守所长达6个月。回来后单位后,厂长吴文辉要求我写保证就上班,否则不安排工作。直到2002年10月才回单位上班。

2008年3月18日上午8：30左右，我正在本厂造气车间与同事叶磊雄、刘三贵对生产设备进行检修，岳阳市岳阳楼区国保大队唐建明、刘小平及金鹗山派出所王伟、鲁静等六、七人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将我强行带离工作场地。在我与同事的再三要求下，王伟才出示了工作证。中途有人从背后猛击我后脑，被本厂甲醇车间副主任米元宝发现后说：“不能打人”，他们才停止。他们将我带到金鹗派出所，并将我双手反铐于背后。我要上厕所，他们也不许，我再三要求，一个多小时后才让我上厕所。在金鹗派出所，唐建明多次对我诱供，想让我说一些不存在的事。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俗称“背宝剑”）

18日下午又一次非法抄家。下午2：00左右又将我带至洞氮宾馆1107号房，晚上不准我睡觉，并进行体罚。3月19日上午，在唐建明的授意下，刘小平、金鹗派出所的谢维、鲁静、小陈对我进行刑讯逼供，五人将我推到床上，将我左手从左肩反到背后，并与右手从背后相铐（俗称“背宝剑”）。我叫喊，唐建明用床单堵住我的嘴，说是怕市公安局的人听到（市公安局的人在隔壁房办案）。他们又将我强行拉于地下跪着，小陈坐在我背后用右脚顶住我后背，右手拉手铐用力往后拉，左脚踩在我小腿上，鲁静从身后多次猛击我身体，然后用手抓住我的头发。金鹗山派出所教导员谢维多次用脚踢我大腿，强行将我双腿分开跪于地上。我对唐建明说：“这是刑讯逼供。”唐建明说：“我就是要刑讯逼供，看你怎么样。”谢维说：“你今天不说，还有明天，明天不说还有后天，今年不说还有明年，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有的是时间。”

当时我被折磨的大汗淋漓，疼痛难忍。酷刑折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当时我左手全无知觉，也不能动弹，我对唐建明说：“我左手被你们搞坏了。”唐建明不予理睬。中途我昏倒在椅子上几次，清醒时也无力正常坐着。后来蒋超等几人又来到1107号房，我又告诉蒋超我左手受伤是唐建明等五人所为，蒋超双手分别摸在我左右手上，说：“左手温度是低些。”我左手被手铐勒的伤痕二十多天才痊愈。在对我刑讯逼供前，唐建明叫鲁静让宾馆服务员换房间床单（房间有两张床），总台服务员说：“换床单的服务员还没上班，等她们上班再换。”后来服务员敲门说要换床单，唐建明正在对我刑讯逼供，不肯开门，说等一下再换。刑讯逼供完后，进来三名女服务员，她们看见我很虚弱的坐在椅子上，就说：“你犯了什么罪，被打成这样。”我说：“我没有犯罪，只是因为学了法轮功。”

3月19日晚上7:30分左右唐建明、刘小平、谢维、鲁静四人开车将我带到洞氮宾馆附近的广济医院检查，对我左手進行X光照片，当班医生(男)告诉唐建明要我留院观察。唐建明、刘小平、谢维、鲁静将我带回洞氮宾馆时，我对唐建明说：“医生要我留院观察。”唐建明说：“少啰嗦，走。”3月20日下午17：00左右,谢维、鲁静、小陈将我带至市看守所。当班干警胡冬望询问我身体情况，我将左手受伤情况如实相告。胡冬望叫来狱医卢礼奎医生为我检查，认为不符合签收条件。谢维、鲁静、小陈三人乘机溜走。为此看守所所长易小平多次与岳阳楼区国保大队交涉。出于压力，3月底4月初蒋超、唐建明、付伟才带我去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开任何的治疗药品，就匆忙把我送到看守所。唐建明对值班毛干警说没什么问题，骗毛干警签收了我（病历在岳阳楼区政保大队）。

在看守所，我多次要求股长张元华、所长易小平、教导员谢更生，帮我找岳阳楼区政保大队带我到医院就诊，得到回复是他们不来。狱医卢礼奎给了一些正红花油及止痛片让我服用。出于同情，所长易小平叫人买了两盒‘甲钴胺片’给我服用。由于身体虚弱，我经常头昏，几次有监室的人扶住我才未倒地。6月7日傍晚，我在监室上厕所起身时，突然倒在水泥地上，头上右侧及手上摔出了血。监室人员马上报告值班干警杨小明，杨小明带到所医务室清洗伤口。随后教导员谢更生也赶到医务室，谢更生教导员询问情况后对我说：“等过完节后我和所长易小平去岳阳楼区国保大队，把他们请来，逼也要把他逼来。”(6月8日是瑞午节)。6月24日，看守所干警胡冬望、狱医卢礼奎医生带我去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们我的病情严重，需尽快去上海手术治疗（病历在岳阳楼区检察院检察官叶菊如（女）手里）。7月22日，岳阳市国保大队负责人綦光仪等三人来到看守所，我又提出了医治我手之事，綦光仪没有回答。

8月12日上午，岳阳楼区政法委副书记易威奇、蒋超、付伟将我送到湖南省新开铺劳教所，劳教所当班医生王静（女）及陈干警明确告诉他们，我的病情不符合劳教所收留条件，决定不予收留。易威奇、蒋超、付伟三人以找所领导为由，三人乘机溜走。在新开铺劳教所,干警共带我到所外医院检查三次，两次到长沙市中心医院、一次到长沙第三医院，带我去的有七大队毛教导员（警号：4328492）、及干警豆湘林、李胜利、周卫星等人（病历现在新开铺劳教所）。在我家人的多次要求下，9月27日，新开铺劳教所为我办理了所外就医手续。当日由我厂保卫科陈世雄、黄金龙及本厂机修车间副主任龙毅强和我母亲把我接回。

经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和长沙第三医院对我左手的诊断，认定我左手为背丛神经损伤，需马上治疗。此时我小臂至手指无知觉，不能动弹，并出现左手严重萎缩，血液循环受损，左肩骨骼塌陷。左手长度略长于右手长度。生活不能自理[已残废]。2008年3月18日前我体重有172斤 ，2008年9月27日从劳教所出来时才114斤。

岳阳孙平华被酷刑折磨后，左手臂肌肉萎缩

2012 年10月25日晚八点四十分左右，岳阳市岳阳楼区国保付伟、谭建民带王家河派出所人员十几人来骚扰，我拒不开门、不配合，他们又把我妻子从上班的地方喊来了叫门，并强行抢走我妻子手中的钥匙，企图开门入室。最后他们在楼道邻居的指责下离开。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十六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江泽民及其政治流氓集团，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共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人称纳粹盖世太保似的“610办公室”，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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