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救命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勉强活了过来，长大后也没有一天舒服的时候，不是这疼就是那难受，整天愁眉苦脸，三十多岁就得了多种疾病，如先天胆囊畸形、胆管结石、类风湿、脑供血不足、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疾病。各大医院也没少治均不见效，直到我三十三岁那年，终于坚持不住各种疾病的折磨，生活不能自理，并且感受到了人要死亡前的症兆。

就在我万般无奈在痛苦的挣扎中，我有幸得到法轮大法的书《转法轮》，我在人生中很多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书中均得到答案。看书第三天，我感到一身轻松，各种疾病的症状全消。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我如获至宝。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此便下定了决心，无论任何环境、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改变我修炼到底的心。

由于我初得法就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标准来约束自己，面对不公和欺辱都能坦然面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将方便让给别人，身心变化很大，单位的同事们都主动向我借书看。由于我的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企业人员送来礼物，我会委婉拒收，并向他们弘扬法轮大法。并利用一切有利时机证实大法。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中共迫害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邪恶政治流氓集团，不顾上亿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受益，公然以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全国大规模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采用的都是欺骗和谎言，栽赃和诬陷。一时间大有天塌之势。我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本着对政府的信任，遵照公民所赋予的上访权利依法进行上访（采用书信和面对面方式），反映自己通过学炼大法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到黑龙江省政府上访被拒绝后，被五常前去抓捕上访的人认出，并通知我单位领导将我接回。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进京上访，听说信访办已经被警察把守，我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一起准备到天安门集体证实大法，由于我们的住处偏远先出发了，困了就躺在马路上的隐蔽处，冷了就走路，最后在天安门地下通道处等待。终于等到时间快到了，我们大步走上天安门，心里非常平静且神圣，没有一丝怕意，天安门的武警来回不停地巡逻，抓捕来上访的大法弟子的警车就停在天安门广场上，不停地有来上访的被抓上车，有的刚下火车来到天安门，只要回答是炼法轮功的就抓。

时间过去很长了，我还没有见到大批同修的到来，才知道时间有所变化。返回我们的住处已经很难，没有出租车敢拉我们去的方向。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辆车才返回驻地。不到半小时，就来一帮警察到房东那里要求查看出租房，被善良的房东拒绝后，几个警察大声吵骂着走了。我们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此地不能久留，没办法只好返回当地。回来后，单位领导问我这些天上哪去了，谁也找不到你，我告诉他我去北京了，想向信访办反映情况没反映上就回来了。后来我被五常市公安局非法关押十五天，勒索一千元。当时五常公安局政保科直接责任人艾春明、杨松鹏。

单位第一次非法开除未得逞

我回来后，单位领导让我写保证，并说：“就是彻底决裂至少也得开除留用两年，如果在两年之内再有事，那就是开除，到那时你家的房子就得倒出来。”我说：我不但不会决裂，而且我还要一修到底。单位将我开除留用两年的文件报到省里，省里请示总行，总行回复是“不予批复”。原因是我工作干的好。

遭酷刑：塑料袋窒息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日，我和另一名同修到五常一个派出所送真相传单，回到家里后被派出所警察找去，被非法关押三十三天。

在非法关押期间，五常市公安局采用刑讯逼供手段，让我说出真相资料来源，我坚决拒绝他们。他们采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和流氓式的语言威逼利诱，始终达不到目的。

中共酷刑示意图：人为窒息

他们恼羞成怒将一层塑料袋套在我的头上，塑料袋几乎将我窒息，他们看我不说，就又加一层塑料袋。我当时想，我不能就这样被他们迫害致死，我是大法弟子，我还要救度众生。我就一把将两层塑料袋撕破，他们两个警察都没有按住。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能这样迫害我。他们说有文件，我说，你把文件拿出来让我看看，他们一看拿不出文件，就说江泽民叫他们干的，“江泽民就是文件”。他们看我把塑料袋撕破，就气急败坏地揪住我的头发，用力打我的脑袋后部（不易被人发现），逼我坐水泥地近五个小时。当时五常公安局政保科直接责任人艾春明、杨松鹏、警察阎友。

进京遭绑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初，我带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到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途中遇到一位邻县的同修，抱着一个五个多月的男婴，就这样我帮她一起照看孩子，我们一起到天安门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了让更多的世人看到大法的真相，我俩选好了方位，等邪党升旗音乐一停，她把孩子放到地上，我俩迅速地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同时大声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

这时上来几个警察将我俩抓上警车，孩子被吓得直哭。同时又上来几个为证实大法而被抓的同修，我们一起被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因我们不说出所在地，被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地下室里，很快这里就装满来自各地证实大法的弟子。后来由于邻县的同修说出我们是一起来的，我俩被押送到省驻京办，我们又经过盘问，最后一位还有善心的警察，看了看小孩说，赶紧把孩子包好走吧。就这样我也顺利返回所在地。

单位第二次非法开除未得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末，单位领导瞒着我，找到我丈夫宣布将我开除，并声称不让我本人知道，怕我承受不了打击。我丈夫问开除的理由是什么，单位领导谎称是省上级单位叫开除的。

我的家属到省里问其原因，才知道是我单位领导执意要将我开除并编造了所谓的四条理由。我丈夫就把这四条当时就一一地戳穿了，并说：“你们知道她炼功是怎么炼的吗？上班早来晚走，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而且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节假日工作从不计报酬。”省上级领导听明白后，表示“如果下面报的有一条不符，我们都不能开除，她是对我们这个单位有贡献的，我们应该保护。”就这样我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被迫害致“尿毒症前期”

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我和其他几名同修到农村杜家开发屯散发大法真相传单，被当地恶人举报，途中全部被抓。当天晚上被五常杜家派出所所长左风和等警察押送到五常第二看守所，在关押的当天，我们就采取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第三天，警察原五常市公安局副局长钟艺文，极其邪恶的到五常市第二看守所叫嚣：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并命令将所有脚镣子都拿出来，不够用把死刑犯的先撺下来，到监狱去取。就这样我们绝食的五名女大法弟子分别被戴上了十三至五十斤不等的脚镣。

紧接着警察命令用玉米面和盐掺在一起，对大法弟子进行强行灌食。由于我抵制邪恶，他们把我拖到外屋，让两个男犯人把我按在椅子上，我的俩个胳膊被反拧过去，揪住头发，然后警察孙权将胶皮管从我的鼻子插入胃里，进行惨无人道的灌食。自那次灌食后，我便连续吐血七、八天，在我绝食绝水第八天被抬到五常市医院，第二天昏迷过去，医院诊断为“急性尿毒症前期”。就这样我在五常市医院度过了二零零一年新年。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正月初八，五常市“610”人员刘晓玲到医院查看我们，同时散布天安门自焚谣言，并问我你听到之后是怎么想的。我说，虽然自焚片子我没看过，但是我知道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因为我们师父讲过真正的修炼人都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我觉得天安门自焚是政府有意栽赃陷害法轮功，以达到他们残酷镇压法轮功的目的。她听我这么一说，气的咬牙切齿的大骂我的师父和大法。我善心地劝她：如果我那里做错了你可以骂我，但是你决不可以骂我师父和大法，因为这对你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她又问我：听说你以前是一个挺精神的人，现在这样你做何感想？我说：我这条命是大法给的，没有大法我早死了，我无怨无悔。再说我这样是被中共迫害的。

她一听又破口大骂。当时就通知五常市公安局将我们押送到五常第二看守所。到看守所我又继续绝食绝水，女狱警看我刚刚绝食差点死掉，现在我又继续绝食绝水，说：你咋还敢绝食。我说：我已经死过一回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怕死。她每天都来看我，看着我就想哭。第八天，我们又被抬到五常市医院，在那里我们拒绝打针和用药，断断续续绝食。在医院里我们共有三个女大法弟子，都是被非法劳教的，要送我们检查身体不合格，在医院不打针不吃药，医院不挣钱也不愿意，想送回五常第二看守所，所长怕人死里担责任。就这样我们三个分别被通知家属到五常“610”办理保外就医手续，将我母亲家房照做抵押。我于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狱。

我回来第五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并分派给我别人非常羡慕的工作。同事们也都鼓掌欢迎我回来工作。

戴着手铐和重病母亲见面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邪党两会召开前夕，五常市国保大队副队长王志明伙同本地派出所人员孙英杰所长等，到我单位以了解情况为名强行将我绑架和抄家，关押在五常第二看守所。

据公安内部知情透露，这次绑架是因为原五常国保大队副队长王志明因没有抓捕到五常大法弟子付文英，公安局要收回一万元经费，而这笔经费他个人早已落为私囊。王志明编造谎言欺骗原公安局长许佳家说我和付文英有联系，就这样在单位把我绑架和非法抄家。我揭穿谎言，最后邪恶的王志明说：你就说你还炼不炼了，你说不炼马上送你回单位上班，你说炼就拘留。我坚持说炼，被非法关押八十四天，家人托关系和交取保费经济损失近万元。

在关押期间，我母亲病危想见我一面，我的亲戚找公安局长特批让我母女相见，他们怕我途中跑掉，逼我戴着手铐和我母亲见了一面。 在关押期间，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非常关心我，多次看望我，由于我抵制邪恶迫害，直到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腊月二十七）才被我的亲人保释回家。正月初八开始正常上班工作。

被迫离家二十五天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黑龙江五常市委不法人员下达加重迫害法轮功一百天的邪恶指令， 五常邪恶的“610”编造谎言有意诬陷迫害，六月五日警察就派恶人到单位采取蹲坑抓捕，正赶上我女儿高考串休在家休息，六月七日孩子高考的当天，警察到我住处（单位家属楼）企图非法闯入家中，被我单位门卫制止，然后门卫通知我的领导，警察坐在警车里蹲坑。

我得到消息后，当天没有回家并和单位的领导请假说明原由，我说：“请领导放心不要害怕，我并不是象公安局和“610”说的那样，那是他们有意诬陷，纯属见不得人的谎言，是没有事实和任何根据的。”领导也非常理解说：“工作上我们会安排好，你注意安全，不能再被他们抓去了”。

就这样我被迫流离失所了二十五天，由于单位人员紧缺，又回单位上班。

第五次被绑架

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五常国保大队警察负责人王继业早已和五常“610”朱宪福、付彦春暗相勾结，早晨一上班王继业就宣布对我的抓捕行动，说：她已经上班了。第一组由国保大队副队长战志刚负责马上出发，紧接着又派出副队长陈明虎为第二组。就这样不法人员把她单位一个小小的储蓄所前后包围了，我坚决抵制迫害，拒绝绑架。

这时五常“610”头目朱宪福亲自出马，欺骗我单位领导说市领导亲自特批抓捕张亚莉，并撒谎说我是五常的负责人。就这样我单位领导迫于压力，领着恶人朱宪福等到我的工作所在地将我交给警察。当时我问领导为什么抓捕我，单位领导就把朱宪福编造的谎言说了一遍。我当着朱宪福和警察的面一一揭穿谎言。朱宪福灰溜溜的走了。单位领导说：我给你交出去也是实在没办法。

这时进来两个警察，一个是陈明虎，一个是国保大队的司机，他们在我办公室将我绑架到国保大队。在那里我不配合邪恶，并揭露我前四次被迫害的经过。

紧接着我被非法关押在五常监狱，我绝食绝水第七天生命垂危，在家人的配合下被取保。第五天上班后， “610”人员没有达到勒索钱财的目地，派犹大帮凶周和珍和“610”人员荆棘前去辨认，五常“610”打手付彦春得到确切消息后，到五常国保大队王继业那里密谋继续迫害，被我家人碰见，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家人怕我再次被绑架，而且身体还没有恢复，被五常“610”付彦春勒索四千元钱，王继业勒索二千元钱。

然而，恶徒王继业为了保官，在五常新上任的公安局长要求下，将所有的保外就医的从新审查，我多次被非法骚扰，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日被非法搜家，十一月四日被非法传讯核实犹大出卖给邪恶的有关情况，都被我一一否认。王继业并不死心，怀疑我是五常的负责人，怕承担责任，扬言说：“我宁可让张亚莉捉瘪子，我不能捉瘪子”。

十一月九日，恶徒王继业找到我弟弟说：让张亚莉自己主动到五常“610”洗脑班几天，如果她不去就采取强制措施。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五次被抓，平均每年被非法关押一次，我家人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精神上和经济上家人再承受不起。

我善意的劝说亲人，我学大法做好人没有错，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修炼这几年一片药没吃，这你们知道的。如果没有大法说不上我早死了，这五年为了坚定大法，我多次险些被迫害致死都没有动摇过，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决不配合邪恶的。我向家人揭露五常“610”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讲述有被非法关押近半年的，而且是进去就转化的到现在还不放人。我家人更加看清了邪恶的本质。

“610”头目朱宪福叫嚣：“张亚莉就两条路：一是重判；一是花大头钱”。

第六次被绑架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上午，我被战志刚、韩光在单位被他们强行绑架，劫持到五常“610”洗脑班迫害。在那里我违心的写了“三书”，做了对不起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的终生遗憾的惭愧事。我那几天生不如死，就这样邪恶的付彦春并不放过我，他说：“别看你写三书，那在我这啥也不算，你必须出卖几个同修，出卖佛，堵死你的反弹路。”就这些话我非常震惊，太邪恶了，我当时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请师父做主，我现在有两条路，一是：我决不出卖同修，我要立即严正声明我所写三书作废，从新修炼，坚修大法到底，是判刑还是劳教我认了。二是：邪恶以伪善为名，说是为保住我工作为名，因当时省行工作组正在我单位搞定岗定员改革试点，如果我现在不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就可能聘不上岗位，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去，只要我能出去我就跑，我宁可不要工作也要坚修大法。

就这样，一个刚刚写了三书，诽谤师父背离法的肮脏之人，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安排的最好的路。就这样，我在求师父的第三天晚上（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五日）被单位领导接回，按“610”邪恶洗脑班付彦春的要求，我白天回单位上班，晚上到“610”洗脑班。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晚下班，我交代了工作后，便开始有班不能上，有家不能回的流离失所的生活。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气急败坏的“610”对我非法通缉。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在法轮大法明慧网站严正声明“三书”作废，所有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废。并在今后的坚定信师信法的实修中加倍弥补给大法带来的损失。我从新站起来，兑现誓约。

第七次被绑架

这期间邪恶不停的骚扰，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我再次被五常公安局国保大队战志刚、刘波、金明衡等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五常监狱迫害一个月。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一日我被家人办理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回来的当天，“610”邪恶洗脑班企图迫害，我拒绝配合迫害没有得逞。

二零零八年六月下旬，由于我家电话被监控，平时我不回家也不使用此电话，那天有急事就给我家人打了一个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不想出去了。家人说不行，你马上来。就几分钟的功夫我就下楼了，走到大街上我猛一回头，发现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正拿着手机给我录像哪。当时我手机没费，我想我先交费吧，我穿过马路到缴费大厅缴费非常快，出来一看那个男人正在打电话，说我刚一进去，还没等到门卫她就出来了。我一听他是冲着我来的，师父保护我让我发现了，就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走脱了。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我要求本单位恢复我的工作。在师尊的呵护下，终于堂堂正正的上班了。

以上参与迫害直接责任人：钟艺文、艾春明、杨松鹏、阎友、王志明、刘志坚、孙英杰、战志刚、王继业、孙权、朱宪福、付彦春、莫振山、荆棘。

以上是我这些年来被邪恶迫害的经过，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走不到今天，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唯有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弥补自己修炼的路上的不足，走正以后的修炼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