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来每个人都能说出很多事例，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但一提到解决办法，每个人都很绝望，似乎没有出路，即使再过一百年也达不到国外人的文明程度，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移民。

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不，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只要短短几年，中国人就可以重建自己的道德，让世界刮目相看。

那是在一九九三年，当时我才二十多岁，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名普通警察。那时中国出现了气功高潮，出于对气功与特异功能的兴趣，我每天早上也到公园去与各种功法接触，有时也跟他们练练，全国很多有名的气功师到我地办班我也都参加，但总是有太多的东西弄不明白，很多的问题，即使是市气功协会的人也没法给我解答。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听了法轮大法李洪志老师的讲法，我才觉得一生中许许多多解不开的问题全都明白了，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但遗憾的是当听到师父讲“炼功要重德”[1]以及“不修炼心性不长功”[1]的法理，就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

我上学时就很厌烦政治理论课，工作后对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学习、报告、表态更是反感。由于李老师是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领到齐齐哈尔来的，我马上误认为这又是共产党弄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套，不禁产生了很强的抵触心理。只学了几天就不再去炼功点了。

一天，一个当初一起学功的朋友看到我，问我法轮功炼得怎么样？我推说工作忙，不怎么炼了。他说：我们炼功点的人炼的可好了，很多很重的病人炼功后都好了，甚至癌症都好了，给单位省了很多药费，还成了工作骨干，任劳任怨，家庭和睦了，邻里关系也好了，大家都在比学比修呢。过几天要在大庆开一个心得交流会，你也去看看吧。我不敢相信这些人的变化能这么大，便马上答应去大庆看看。

大庆这个地方平时可能去的车次比较少，车票都售光了，大家只好上车补票。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每人大概三毛钱，我习惯的拿出几元钱说：这几个人的票，我一起买了。大家都不干，每个人都塞给我几毛钱，谁也不会占你一毛钱便宜，真的和社会上的人不同。

到了会场，已经有很多人等在外面，陆续又有哈尔滨等地的学员坐大客车赶来。外地学员来的太多，远远超过预期，给接待的学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大家有秩序的往里进，到我们入场时，已经找不到座位了。这时就听一位大庆的学员喊：“大庆的学员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外地同修。”大庆的学员马上都起来了，坐到前面的空地的地上，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我们坐下后，还是有很多人没座位。经过主办方与礼堂的经理协商后，礼堂经理破格同意让所有的学员都入场，站在礼堂过道的空地上。大概他也看出这些人与众不同。

大会正常开始。来自各地的学员上台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下面的学员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抽烟，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吃东西，扔垃圾，毡子旁边的几个礼堂的工作人员窃窃私语：看人家这会开的，咱们从来没这么轻闲过。

中午只休息一小时，主持人告诉外地的学员到旁边的食堂就餐。我暗想：今天的饭怕是吃不上了，上学时几百人排队买饭，那拥挤的场面立马呈现在我脑中，今天可是上千人哪！走到食堂看见大门全开，大家依次序往里走，门口一学员告诉大家：每十人一桌，自己找空桌，每人六元钱，吃完自己放桌上。大厅里已摆满了桌子，没有凳子，每个桌上一盆米饭，四个菜，大家随意凑够十人就开始吃，吃完每个人放下六元钱静静的离开。也就半个多小时，一千多人全吃完饭离开了。

下午会议圆满结束后，各地学员陆续离开。我和几个齐齐哈尔的学员因为距我们乘坐的那趟班车开车还有两个小时，于是就在礼堂呆了一阵。看着礼堂的工作人员轻松的收拾着卫生，因为根本没有垃圾可收拾。大庆的一位组织者也来陪我们聊天。我们说你都忙了很久了，快回去休息吧。她说不累，她没想到交流会开得这么顺利。她唯一担心的是食堂的钱是否会有出入。刚才她带上一些钱去问食堂的管理人，收到的饭钱有没有少？食堂的人笑着说：放心吧，一分都不少。

她本是一位家庭妇女，其他几个大会组织者也没有组织这么大型活动的经验。前几天他们还着急上火，觉都睡不着，生怕活动出现偏差。没想到大家的素质都这么高，那真是人人都为别人着想，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使大会开得如此圆满。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当年的这一幕，心里还会涌起一阵感动。大法在短短的两年内，在神州大地上净化出这么多高素质的人，一方难得的净土。只要真正修炼了大法，当官的不贪不占，商人不坑不骗，百姓遵纪守法，只可惜正当这群人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中国社会的道德不断回升的时候，一九九九年一场无耻的迫害毁了这一切，毁了中华民族最难得的一次道德腾飞的机会。为了打压这群奉行“真、善、忍”的修炼者，中共把一切黑恶势力都扶持和调动起来了，使当今社会乱象丛生。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令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痛心疾首。

中国人的素质低吗？不是！解决这一切的方法很简单：还法轮大法修炼者炼功的自由，还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就可以了。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