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痛苦之际，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

“你教孩子半年比他六年学到的东西还多！”

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1] 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一个个心结。

在教学中，过去我是为考试而教，为学生的分数而教，为自己的名利不受损失而教。修炼后，我调整了教学基点，站在为学生的成长角度上，把教学目的定为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首先我把“真、善、忍”的理念贯穿于教学管理中。我们的班规是：诚实是我们的品质；善良是我们本性；宽容是我们的胸怀。并将其用大字写出来贴在墙上。每周的例行班会，过去就是批评会，我一改过去的做法，班会上不再责骂学生，而是围绕着这三句话给孩子们讲些做人的道理，深入浅出的举些例子。

师父告诉我们：“为人类负责一定要教育孩子，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都会装進脑子里。就象一个皮包，这个皮包里装了一些个金子，那么人家会说你这是金子；你的皮包里装了一些个土，那么人家会说这是土。所以人就是这样。”[2]

千真万确，我发现“真、善、忍”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学生在作文、日记中反映出来遵循“真、善、忍”的理念成了他们评判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后来学生间再发生矛盾时，学生们都会先看自己，矛盾面前不再是解释、开脱自己，指责对方，而是先说自己错在哪里，下次不再犯了。学生们变得越来越懂事。同事们都说我的班主任当得轻松，有的家长还对我说：“老师，你教孩子半年比他六年学到的东西还多！”我说：“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

我班上有一个很调皮的学生，因为他常逃学、不交作业、打架，课堂上捣乱，各个科任老师对他非常头疼，他已成了老师们的心病。

师父的一段话常在我心中回响：“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3]

我反复背记师父的这段话，去掉对孩子的偏见，站在孩子的角度为他着想：他生活在一个离异家庭，父亲下岗失业了，他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去过家访，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极低的。再和孩子交谈，摆正了心态，完全站在为他着想的角度，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没想到孩子眼泪哗哗往下流，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从此，这个孩子乖了很多。我亲身见证到了“真、善、忍”的巨大法力，法轮大法真的能善化人心。

大法教会我为他人着想的同时，也使我学会了尊重他人。在大陆，家长座谈会已成了一部分学生和家长恐惧的事，因为开家长会，都是各个老师罗列各个学生的缺点，然后批评一番，家长们也都是战战兢兢地坐在下面，担心自己是否又要面子扫地了。修炼后，我一改这个模式，把学生一个学期来各个方面的进步和提高记下来，在家长座谈会上对孩子进行表扬，这样一来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二来可以给家长与孩子之间搭建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而学生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会下与家长单独交换意见。同时我还把从修炼中学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与家长们分享，得到了家长们的赞同，以至后来开家长会，我刚走進教室，还未开口，家长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修炼后，家长、学生给我的掌声更多了。有一阶段，由于中共的迫害，我上课、当班主任的权利被剥夺。但其他老师生病、有事总让我代课。即使这样，每一节课我从不敷衍，认真讲课。初一、初二、初三的课都代。几乎代课的每个班级都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以后你就来给我们上课吧！”“老师，你来做我们的班主任吧！”

有的班级我第一次代课，刚走進教室，学生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深知，这掌声的背后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社会需要真、善、忍，人人内心都渴望真、善、忍。

当我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时，学生学习也由被动变得主动了。有时测验没考好，学生们主动在中午十二点放学后留下来背书半小时，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个学生，经常逃学，他的班主任的课也逃。学生们告诉我说，他只来上我的课，而且从不逃课，期末考试我所教的学科他考及格了，他的班主任对我说：“这种学生你也能教及格？”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我知道并不是我自己有多能干，而是我从法轮大法中修出的善念、善心，感动了孩子的心，其实人心是相通的。

记得二零零三年我被迫害从劳教所出来后回来上班时，我的学生已经毕业。有的同事告诉我，我不在时，学生们不听其他老师的话，也不听校长的话。校长让他们跑步，有个男生居然躺在地上不起来了，校长很生气。听说我回来了，学生们都来看我。那个躺在地上的身高一米八几的男生也来了，他特意花了一百元钱买了一大束百合花送给我。我说不该买这么贵的花。他说：“老师！应该买。”而后他和我谈了许多他对人生的思考、态度，我发现他做人做事理性、沉稳了。他自学考了各种资格证，办了自己的公司，效益很好。还把同班其他同学招进公司就业，每月给同学三千元工资。当我问起他当初为何躺在地上不起来时，他说：“老师，我们班的同学不是要和其他老师和校长对着干，我们只想告诉他们，我们不接受他们的那种教育方法。”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孩子们已经有意无意的在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身边的人和事。我没再说什么。后来校长和我谈话，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你的学生很可爱。可能校长也明白了学生们的意愿。

现在想想，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我也会像过去那样，遇到问题只会用命令、强制、责罚的手段解决，真的很可怕。

关押我的国保大队长：“以后我的孩子也让你教”

修炼前，教书备课是很烦、很头疼的事。每篇课文要先看大量参考资料再写教案，教学步骤、教学的每个环节、每个问题如何讲解，每句话如何讲都要详细写出来，就这样还唯恐不周到，怕写漏了讲漏了。所以每天就是大量备课、讲课、批改作业、解决学生学习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每天很累很辛苦，心情很烦躁，导致老师们对学生也就非骂即罚，甚至动手打学生。

修大法后，大法的超常玄妙在我的教学工作中常有体现。修炼不久，我就走出了上述这种心灵的阴霾。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每篇课文翻开看一遍，脑子中就明确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我也不再写长篇教案了。由于心中教学目的明确，所以课堂上围绕教学的重点、难点，让学生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课堂上学生主讲，我点拨的讲，既减轻了我的教学负担，学生又在主动学习中提高了积极性，也在思考分析过程中不用死记硬背就掌握了相关的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分析问题、判断是非对错、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教学效果越来越好，来听课的同行，面对课堂上学生呈现的对事物精彩的见解，对我说：“你的学生讲出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我所教的班级无论在市里的统考、中考中成绩都很优秀，所以这些年无论我的为人，还是教学能力都得到了学生、家长、同事、领导的认可。

一次，本省一个教育专家，一大清早突然来到我们办公室说要听我的第一节课。我当天正好要评讲试卷，他说评讲试卷他也要听。搞教学的人都知道评讲试卷的课是不容易精彩的，相反失败的机率很大。我从教二十多年，从没听过评讲试卷的公开课。但我没多想，听就听吧。

那天我的讲课内容、结构丝丝入扣，有些环节的设计过去想都没想过，那时就能脱口而出，好像早有安排。我批改试卷时作了很详细的记录、点评，此时全用上了。课后专家讲评这节课，我发现他原本是想来挑毛病的，没想到我这一节课把他一辈子研究的这方面的教学经验成果全体现出来了。后来他让学校组织本学科所有老师来听我的课。课成功了，我没有丝毫的欢喜，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我开智开慧的结果。

二零零二年，我被国保警察绑架。他们为了获得构陷我的所谓“证据”，到学生中、我的同事中、校领导和家长中对我進行调查。非法审讯我时，警察告诉我，所有的人对我的反映都是正面的。我告诉警察：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后来该国保大队的大队长居然说，他以后也想把他的孩子送来让我教。

师父说：“佛性人人有”[1]。人明白的那一面是心存善念的。警察中的绝大多数也是被中共利用、毒害、不明真相被动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他们的内心深处也都有对“真、善、忍”的渴望。

“我没有想到你会接受这样的安排”

从大法中明白了人生“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1]的道理后，我对名利看得淡了，单位评职称不去争了。

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劳教回来后，本市610办公室（中共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机构）、政法委授意教育局和学校，不许我上讲台，我的职称也由一级教师降为职员。一位副校长对我说，你不上课，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后来学校缺教师，校领导瞒着上级，让我承担教学工作。我欣然接受。这样我就拿着职员的工资做着一级教师的工作，心中没有不平，没有怨恨。教导主任说：“我没有想到你会接受这样的安排。”是的，我坚信“真、善、忍”能够化解一切误解与不公。

这些年来，家长给我送来的礼品很多。有的学生毕业后，家长专门给我送来金戒指以示感谢。平时过年过节的礼品更多，代金券多则上千元，少则几百元；水果、食品、衣物等等各式礼品都有。这些礼品我都一一退回，实在退不掉的就折成现金或其它礼物回赠家长。一路走来，觉得这种干干净净做人的感觉真好。

修炼“真、善、忍”让我的内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真诚代替了虚伪，善良代替了自私，宽容代替了狭隘，平和取代了焦虑。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受益太多太多，即使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