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是基层法庭的庭长，掌管着几个乡镇的民事案件的审判权。面对各色打官司的当事人以及领导、同事、亲友等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难独善其身，也经受不住名利情的诱惑，造业一身，年纪轻轻，浑身是病，肝胆脾胃心没有一处是没病的，还患有慢性肠炎和严重的慢性鼻窦炎，鼻窦炎犯的时候，晚上睡觉会被憋醒。

得法洪法

在得法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学大法的过程中，遇到矛盾向内找，看自己。修去自己不好的一思一念，心性不断得到升华。自己就是这样在修炼中不断同化大法，不断升华自己，不断提高境界。身体也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有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看到我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家人也无比高兴，非常支持我修大法。

在修炼中，我逐步修去常人的恶习，不断改变自己。例如，不再接受打官司人的宴请、礼品等，无论打官司的人对自己什么态度，对自己是否理解，是否有人讲清，处理案件都做到公平、公正，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也要求本法庭其他人员注意不做以权谋个人私利之事。让他们多做换位思考，如果自己不是法官而是打官司的人，自己希望碰上什么样的法官处理纠纷呢？也给他们洪法，讲给他们“真善忍”的美好和善恶有报的道理，使他们也能做好人，做好法官。我还向法院的领导、中层领导和其他法官及人员洪法，并赠送《转法轮》给他们看。他们也非常认可法轮功，非常认可“真善忍”。因此，我所在的法庭风气很好，连续几年受到中级法院的表彰。

迫害骤起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邪恶集团利用中共邪党荒唐的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一时间黑云翻滚，血雨腥风，铺天盖地。

此时的单位领导和同事，在中共邪恶的压力和毒害下，不再认可法轮功，不再认可“真善忍”，他们站在了迫害者的一边。这使我内心很痛苦，但我坚信：法轮功没有错！我会坚修到底！

我向家人、同事、领导讲真相，给他们讲法轮功教人做道德高尚的人，家庭中需要道德高尚，单位中需要道德高尚，社会上需要道德高尚，法轮功正是这样做的，师父正是这样教导弟子做道德高尚的好人和更高境界的好人并指导弟子修炼，没有任何政治目地，这对整个社会不都是个好事吗？

一次院长找我谈话时，他要求我与法轮功划清界限。我告诉他：“我炼法轮功道德高尚，身体受益了，无病一身轻，这你是知道的，这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怎么能翻脸不认师父，揭批呢？那还是人么？！就像你提拔了什么人当庭长和副院长，在你蒙冤遭难的时候，你提拔的人倒过来揭批你，你会好受吗？揭批你的人能是好人吗？”院长语塞。

就这样，谁找我谈，我就给他讲真相，他们说：“没有‘转化’你，反倒被你转化了。”后来悟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除恶的过程，就是救人的过程。

三次進京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放下手头工作，踏上了去北京上访之路。二零零零年，我又两次進京证实法。第三次我在天安门广场炼第五套功法，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公安分局。警察要我登记身份。我当时想，我就是修炼大法的，就是来堂堂正正证实大法的，登记就登记。我给他了身份证，告诉他我就是一个法官，任职庭长，因修炼大法被免职了。登记完后我就转身走出了房间。走廊上两侧每隔七八米就站着一个警察，我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天安门公安分局大门。刚出门，一辆空着的出租车就斜插着朝我开过来，我一招手就停了，司机载着我直奔火车站。

后来我认识到在天安门公安分局配合登记身份信息是错误的，引出后边被加重迫害。

从北京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想睡觉。但是妻子象是失去了理智，不让我睡觉，闹着非要离婚。我想：不能离，离了怎么救度你呢？这一念就破除了旧势力利用妻子干扰我，并奠定了她将来得法修炼。我说：“我先睡觉，下午上班回来再说。”心里想：“下午上班也许回不来了呢！”就这一念，被旧势力抓住把柄。

从北京到回家的路上，我人还没有回家，电话已经从北京打到了省政法委，又从省到市政法委，市政法委书记要求县级市政法委進行严肃处理，政法委通知法院院长，法院院长一天之内跑了三、四次政法委，听说为此院长还写了书面检查，中共邪党的株连政策可见一斑。

法院领导以谈话为名将我软禁在办公室，然后绑架到辖区派出所。我在派出所被非法拘禁两天两宿，警察企图对我非法劳教。在被拘禁的第二天晚上，我找派出所警察说：“你们拘禁是非法的，出了问题你们负全部责任！”我想，我不能接受迫害，我要破除它！晚上趁他们不注意，我从二楼窗户跳下，当时觉得腰部促了一下，躺在地上，腰部很痛。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没有事儿。我慢慢爬起来，穿上大衣，慢慢往家走。结果在路上又被警察绑架回派出所。

第二天，法院派人把我接到一家宾馆软禁起来。原来是上头不同意批劳教，说法官被劳教影响政法系统形象。其实是师父的呵护，人怎么能说了算呢？

我被单位法警等人员轮流看守。妻子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后有善良的同事悄悄告诉她地点，她去看我，当时我腰部疼痛，不能弯腰、下蹲。妻子要求到医院检查。检查后发现我腰椎骨折。我坚信大法弟子没有事儿，坚持炼功，很快就恢复正常。看守我的人都感到神奇。

我要求立即回家。结果，院长在邪恶的压力下，瞒着我的家人偷偷将我关進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当时我们这个县级市，就有四、五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此精神病院迫害，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每天被迫打针、服药。后来增加了一种小白药片，吃后会使人昏昏欲睡，记忆力减退，甚至有可能丧失部份记忆力，并严重损坏肝脏，对人体非常有害。

开始，我采用躲过护士的检查后，再偷偷把药吐出来，并在医生面前假装昏睡不醒，精神不振。结果他们不再增加药片。我想，这毕竟是人的做法，不符合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修炼的原则。于是，我在吃饭时与在同一楼层的六位同修商量如何破除这种邪恶迫害，我们决定晚饭后集体炼功。

刚开始的时候，那些良知尚存的值班医护人员没有管，我们很高兴。也许是起了欢喜心，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炼功时，被姜姓科主任（已经被国际追查组织列为被追查对象）发现，他魔性大发，对我们几个人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我的眼部被他一掌打肿。第二天，他将我们六个大法弟子叫到大厅中，逐个绑在吃饭的长方形桌子上，两个男护士一边一个双手摁着我的背膀，使我坐在凳子上不能动，姜姓恶徒就用布带子将我的双胳膊和手绑在长方形的饭桌上。然后将电针插在我双手的虎口上（拇指与食指之间部位），电针连接类似变压器仪表，仪表连接电源。姜打开仪器开关，加大电压档次，顿感双臂麻木疼痛，开始还能坚持，心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在邪恶面前表现的痛苦，但是，那种痛苦会使人缓不过气来，象要窒息一样，会不由自主的张大嘴巴，“啊！——”长长的喊出声来，电压档次越高，喊声越长越高。那些目睹此一酷刑的真正的精神病人，一个个吓得躲到墙角，连大气都不敢出。

酷刑没有使我们退缩。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人切磋，认为应该堂堂正正的反迫害，拒绝吃药，绝食要求回家。第二天，我们同时拒绝吃药，同时绝食。第一天，院方还不在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医护人员开始对我们强行鼻饲，几个人把我摁在床上，一女护士长从鼻孔给我插管子，她有意使劲往下插，再抽出来部份来，再使劲插進去，再抽出来，如此反复刺激胃壁，使我恶心呕吐、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鼻饲液体里加進了不明药物，每次灌食后，我都感到浑身发热，烦躁，心神不宁，昏昏欲睡。

据悉，当地政法委对此事非常紧张，多次到医院询问为什么绝食，是谁组织的？他们认为我们是有组织的统一行动。到第十天我们被换到洗脑班，被关到洗脑班的同修被换到精神病院。我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加上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共计被中共邪党非法关押四个月。

自那次绝食后，我的胃健康如金钢铁铸一般，过去饿了胃会难受，吃多了胃也难受。如今不管吃多吃少，胃部都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

解体迫害

二零零七年，法院新来了一位年轻院长，听说我炼法轮功，还讲真相，要罢免我的审判员职务。并由几个副院长集体谈话，说：“我们受院长委托找你谈话，第一，写出书面保证不炼了，不宣传；第二，罢免你的职务，人大常委会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就等你自己选择。”我说：“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我的职务你说了不算。”他说：“谁说了算？”我没有回答他，心里想：“我师父说了算！”

之后我向内找，找到自己还有怕心，还有利益之心，怕丢失利益。虽然自己有执着，但是也决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弟子也不承认，在大法中通过学法修炼就可以归正自己，就能够在大法中升华，旧势力不应该存在，其安排也不应该存在。

我和妻子（妻子和孩子也已经得法修炼几年了）一起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又用真实姓名写了一封真相信复印了多份，分别寄给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和我知道名字委员，内容除讲明法轮功真相外。还揭露了法院打着人大旗号对我進行迫害的情况。后来免职的事儿法院就撤回来了。

二零一四年二月一个周六上午，我和妻子带上神韵光盘沿街给商店发送，结果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我们不配合，零口供、拒不签任何字，就是讲真相、发正念，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回家。在常人这边看，是拘留所因为我们两人体检不合格，不收，警察只好通知法院把我们领出来。

周一上班，法院院长、纪检组长找我谈话，要求我保证不宣传法轮功，不给法院带来不好的影响，否则就辞退或者自己辞职。我想不能让他们造业，必须堂堂正正的告诉他们：对于大法弟子的修炼、工作及家庭生活安排只有师父说了算。我说：“什么保证也不会写。大法弟子只对师父做保证，怎么会对人保证什么呢？说不给法院带来负面影响，这个没有问题。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怎么会给法院带来负面影响呢？只能带来好的影响！至于说辞职辞退，人说了不算，人一生干什么，享多大的福份，那是上天安排的，人怎么能说了算？大法弟子的工作、生活只有师父说了算！”

事后我和妻子马上向内找：因为环境宽松了，起了欢喜心，不注意安全，公开在大街上发神韵光盘，被邪恶钻了空子。而我自己还有无神论的因素没有清除干净，信师信法还打折扣，才出现了法院的迫害。

不忘救人

工作中的场所就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场所。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直到后来的劝三退。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受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氏集团策划的，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组织，是一个邪教组织，退出可以保平安，可以避免灾祸。然后列举明慧网的报道的例子，告诉他们参与迫害大法会遭到恶报，列举当地人们熟悉的人和事例。他们大多会认同认可，并同意化名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在处理案件开庭前，我都是首先了解一下诉讼双方的基本情况，進行开庭前的调解工作，在调解过程中，就掺入讲真相，理智的智慧的根据当事人的接受能力再劝三退。后来很多人知道我炼法轮功都愿意我审理案件，因为他们知道法轮功不收礼，不受贿，办事公道。

法官经常与律师打交道，我就利用接触律师的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前些年，逢中秋、过年等节日，有些律师和单位分管诉讼的人员会赠送礼品甚至购物卡给我，我都是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是不收受别人东西的，这是大法弟子的原则。开始他们还坚持，当我说到“我是大法弟子”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坚持。我悟到，这是大法的威力。现在，本市的当地律师已经基本都三退了。还有一些最近两年新考的律师还有没有三退的。每年都赠送神韵晚会光盘给他们，周六或者周日也送一些真相小册子给这些律师。

工作中向本单位同事讲真相，在学法中悟到，一个单位的同事，是经常见面的人，甚至是天天见面一起工作的人，他们也许是自己前世的亲人，或者是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这么大的缘份，怎么能不救呢？虽然他们说过做过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儿，有的还参与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的，那也是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师父安排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也不承认。我抱着这样的一念，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進行讲真相。有的直接讲，有的先给其看神韵，再给其看真相光盘，然后再劝三退。一次讲不通，也不动恶念，而是自己首先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心态不正了？因为开始的时候，别人不听真相，我会生气。甚至会说出来：“来了大难要命了，别怨我！”

法院有个庭长，平时嘴上并不反对法轮功，用他的话说，他也不相信法轮功。平时见到他就给他讲几句，神韵他也看，真相材料也看，可就是不信，也不三退。断断续续一直讲到二零零七年，劝三退三年多不退，我有些悲伤，说：“我以后再也不找你说了，你什么时间感到到时候了，你来找我三退，咱再谈。或者你自己将三退声明写在纸上，贴出来也行。”到了二零零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又碰到他，我说：“现在你是觉得到时候了？”他说：“是到时候了。”我没有再進一步说，就分开了。结果当年的十月一假期期间他猝死了。我听说后，自责好长时间。从此后，对不听真相者，我再也不说恶言相向的话。不动不好的恶念。今天不听，也许还有下一次，别人不听应该是自己心性上有问题，自己多学法慈悲心到位的时候，他就会听，就会退。有一个刑庭的副庭长，因为参与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从二零零八年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一直断断续续讲到二零一三年夏天，他才同意退出中共邪党。现在法院的法官及其他人员三退的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包括部份副院长在内。

在修炼中，一跟头一跌的走到现在，期间也有过污点，正在加倍努力洗刷，一路上多亏师父百般呵护，才能走到现在，每一次向内找，都能找到许多的执着，发现自己的名利情都还存在，今后还须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

以上粗浅体会，请同修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