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果出来之前，文革大批判式的论调就甚嚣尘上，很多人害怕私下言论被政治化，发出了“远离恐惧的自由”被践踏的担忧，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再次领教了文革式的政治淫威。事实上，因言获罪一直都存在，就说明人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远离恐惧的自由”。即使是在私人领域，恐惧也没有停止过它的侵蚀，甚至在人的内心深处，也驻留了“恐惧”的雾霾。

这些年来，稍稍留心，就不难感受到《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惧，只不过“老大哥”与时俱进，将电子屏幕换成了隐蔽的形形色色的监控系统——世界上最庞大的金盾工程、最众多的网络警察、最密集的监视器和监听设备，甚至随身携带的手机，都成了便捷的监听器，随时随地上演着新一版的《窃听风暴》，加上最严苛的审核制度，这一切，纤介不漏的审视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打造出了有史以来最森严的铁桶式的高压社会。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都被这种无所不在又挥之不去的恐惧笼罩着、侵蚀着。

明白人知道，人们对中共的“政治正确”是内心恐惧中共最真实的再现。从人们下意识的政治自律，自我催眠不要碰触政治高压线，自觉与党保持一致，就可以知道“恐惧”已经深入了人们的大脑神经元中，而这种恐惧最容易在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上被显影。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人人被逼迫着表态过关，文革再现的恐惧从那时起深入骨髓，至今还在发酵。在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持之以恒的讲述了十几年真相的今天，仍然有人拒绝真相就是证明。这些人重复着中共的论调，认为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的行为是参与了政治。在他们的头脑中，参与政治是一件可怕的忤逆之罪，是活该受到严惩的中共敌人。然而政治既不是中共的专利，也不该是扣在人头上的帽子，更不该是随意打人的棍子，因为人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何况法轮功无心于政治，并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和政治纲领。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也只是在告诉人们事实真相，把人们从中共的谎言中解脱出来。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和道理人们却辨识不清，只能说，“恐惧”已使人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这次事件中也可看到，人们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和外界恐怖的氛围相互呼应，如一边是文革式的大批判，一边是人们普遍对那位将视频上传的所谓告密者的诛伐，声讨其行为摧毁了这个社会的基本信任。然而告密行为固然可恶，滋养告密文化的却是中共邪党。试想一下，如果是在一个开明的社会，这样的视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令人会心一笑，算不得什么大事。在民主化国家，调侃政党和领袖人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是大众娱乐的方式之一。那么即使再阴暗的心理，也达不到告密整治人的目的。而只有在极权恐怖社会，才有告密者成事的土壤。所以，实施恐怖政治的中共才是终极祸首，才是更应该被谴责的对象。

况且，中共还是告密文化的推行者。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鼓励互相揭发，剿灭亲人、师生、同事、朋友之间的正常人伦，导致整个社会人伦尽失、告密成风。在迫害法轮功中，中共更是大开告密之风，引诱人干出各种不齿的勾当。如各地公安公然以赏金鼓励告密，动辄开出千元计的奖赏；监狱则以减刑作诱饵。中共以政治之名挑起群众斗群众，以金钱激励小丑式的病态人格的做法，就是在系统摧毁人的良知和道德，摧毁社会的基本信任体系，造就人人自危的恐怖环境。一些人在诛伐告密者之余，却看不到中共的邪恶，正说明，“恐惧”使人养成了自保的恶习的同时，也导致了心智的迷失。

虽然恐惧无所不在，政治正确却会使人生出拥有自由的错觉，因为人们不去碰触禁区，甚至有意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想中共所想，说中共所说，即使在私人空间，也不敢越雷池半步，长期的历练，打磨出了一个迎合中共的虚假的自我，由此获得拥有自由的假相。也有人认为，这些年中共放开了某些领域，有了一部分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便是有了言论自由。直到这次一个貌似偶然的事件发生，海市蜃楼瞬间幻灭，人们才猝然生出不自由的恐慌。

其实，真正害怕的应该说是中共。对民众言论自由的打压，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行为的迫害，正说明它对事实真相的恐惧。中共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政权，一切真相都可以撕裂它的伪装，将它的假恶暴展露无遗，所以一切真相也必然成为它的梦魇。正因此，不遗余力扼杀真相，严酷打压寻求真理的人，借以维持高压恐惧，就成为它的常态。

所以人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真正制造恐惧的祸首就是中共。只要任由中共盘踞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人们“远离恐惧的自由”就是奢望。然而并非没有出路，神明已经给人指出了远离恐惧的方法，那就是勇于倾听真相，声明退出中共，从内心剔除中共邪灵的毒素，升起人的浩然正气，这样就能摆脱恐惧侵扰，获得自由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