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因有人看到她家的窗棂上贴有“法轮大法好”字样，遭警察绑架，目前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迫害前的里玉书

出狱后的里玉书

里玉书是一个正直、有才华的女士，凭着她的实干，受到阿木尔林业局的重视，她由普通教师升为校长、教育局主任，又提升为教育局书记。里玉书学法轮大法以后，从来不对学生、家长和教职工卡、要和勒索，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无偿的帮助。

可是，这样的好人，却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投入冤狱十二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里玉书女士遭受了捆绑、毒打、吊铐、蹲小号、锁地环、打毒针、冻刑、饿刑、野蛮灌食等等残酷折磨，每一刻她都面临着死亡，很多了解她情况的人都认为她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里玉书凭着她对法轮大法的信念和坚忍，回到了家乡——大兴安岭阿木尔。没想到的是，里玉书出了大监狱，又如进了个“小监狱”。阿木尔林业局、政法委对她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十几年的工资被阿木尔林业局扣发，户口被注销。而且长期的迫害，包括打毒针、灌食不明药物，使里玉书出现嘴、肩膀歪斜，嘴角不自觉地流口水，鼻子流粉色的鼻水，从舌头一直到下巴都发木发麻，不好使，耳朵听不太清楚，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东西，全身浮肿，双脚趾甲逐渐变黑。在生命危急的时刻，里玉书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学法，李洪志师父又一次救了她，她身体渐渐有了一点好转。

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上午十点左右，阿木尔公安局四个恶警又闯入里玉书的家，一进屋就翻、照像，抢走了许多私人财物，并让里玉书签字，里玉书拒绝。他们逼里玉书去阿木尔公安局，里玉书再次拒绝。这时，三、四个恶警上来，强按里玉书，没按动，后来，不得悻悻的走了。

后来，又有政法委和教委三个人来到里玉书家骚扰，里玉书指责他们私闯民宅，是违法的。接着，又来三个国保大队的恶警，拽里玉书去公安局，把她从床上拖到地下，没有能拖走。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大兴安岭地区阿木尔公安局国保恶警把里玉书绑架到了阿木尔看守所，据说是里玉书家的窗户上有“法轮大法好”字样，被恶人用手机拍照，恶告给大兴安岭地区610，大兴安岭地区610来人指责阿木尔公安局无能，说：“不能干，换人。不能处理，我们将人（里玉书）带走。”阿木尔公安局警察才绑架的里玉书。

里玉书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阿木尔看守所，一直在绝食反迫害。

从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八日到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里玉书女士被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十二年，漫长的十二年，里玉书女士遭受的各种迫害很难详细记述，部分迫害经历已经在《十一年牢狱摧残　原教委干部生死不明》、《害命的最后一次灌食？》和《十二年冤狱　里玉书被害致残　两亲人离世》中披露。下面是里玉书女士自述其遭受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的更多的事实。

灌食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八日，我被冤判十二年，被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这里，黑白颠倒，我没有一点人权和自由，整日整夜的被洗脑、逼看诬陷大法的东西，逼迫我放弃修炼大法。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用我的生命去捍卫我的信仰，为此，我遭到连续十年惨无人道的灌食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份，我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九监区，恶警贾文君、恶犯包夹吴湘芬等利用各种方式引诱我吃饭，我都没吃，吴湘芬大骂我三天，之后，她们准备对我强行灌食。

吴湘芬骑在我身上，揪住我的头发，头发立时就被揪掉了几缕，李明英钳子般的手用力掐住我的鼻子，吴湘芬用勺子撬开我的嘴，刘凤珍用瓶子伸我咽喉部位，她们一边掐住我鼻子，不能呼吸，一边用毛巾捂住我嘴，我等着下次灌把毛巾撤下来的一瞬间，我屏住呼吸，先吐出来，再呼口气，但是她们不给我时间，马上又野蛮灌食；那种疯狂的程度，她们根本不管什么气管什么食管的，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就一大口一大口的灌，然后，马上用毛巾捂住我的嘴。

酷刑演示：灌食

我长时间不能呼吸，这哪是灌食，简直就是杀人！下一次，再给我灌食，吴湘芬凶狠的放了一袋盐，我口渴难忍。就这样，她们每次灌食都花费两个多小时。灌食后，我奄奄一息，鼻子被拧的肿很高，我的脸五官都变形了，脸上伤痕累累。

一个月后的一次灌食，吴湘芬骑在我身上，抓着我头发，拽着脑袋，我一点点也动不了，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她把食物灌到我的肺里，我想：看样子这次我得死掉了。突然，一口鲜血喷出，将食物从我肺里带出来了，喷的很远。我又一次死里逃生了。

我的鼻道、食道和呼吸道，在她们粗暴的长期下管中，通道几乎是堵死了，每次下管非常困难，胃管经常折着，若是小心翼翼的，还勉强通过，粗暴的下管，就总是折着，每次给我下管都十多分钟，十年来，有八、九个犯人参与对我灌食迫害，她们都感到很棘手。

我一次次忍着下管的巨痛，她们下不进去，就疯狂残忍，越疯狂，管子越折，折的管子往外拽很难，就象拨钉子一样，累的包夹够呛，疼的我死去活来的，才能拨出来，拔出的管子都是血淋淋的。那种发疯似的剧痛，使我一看到管子，就不寒而栗。

二零一三年冬天，又换一个犯人谷雅茹来灌食，她一来就大骂我，说：“我就不信我制不服你！”她把着管子，一边摔打我的头，一边骂，猛力往鼻子里插，管子折了，仍然往里续，往管里注射，食物推不进去，就拨出管子，从新下，折的太多，拨不出来，费了好大劲，才拨出来，再猛往食道里插，又折了。

她发疯了，一边使劲打我，一边大骂，费好大劲拨出来了，再用力狠狠的没好气的插。我疼痛难忍，这种痛苦要屏住呼吸挺着，疼的满身是汗，几个包夹有的也跟着一起打我，骂我，就这样她插了五十多分钟。那种场面，有一点善心的人都看不下去。

“自然死亡”

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距离新年还有四天，我被关进小号，那年冬天特别冷，小号里没有暖气，小号外面走廊有一组暖气，还哗哗漏水，水流淌满地，床上又被天棚上的漏水浸的很湿。床板长了毛，被褥都是湿的，同修的脚都冻了。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我在小号的重刑号，被锁在地环上，关了四十天。这期间，他们搞了一次把我迫害死之后的假材料，有恶警燕玉华跟我谈话的假记录和录像，有犯护商晓梅给我灌食的镜头，是监狱610头子肖林录的像。我被劫持到病号监区，她们把我哥哥、丈夫、儿子找去了，并威胁他们，让他们签字：我有生命危险与监狱无关，是“自然死亡”。

我和丈夫、儿子说明真相，他们也支持我。一计不成，恶人们又在全监狱范围内找能使我放弃修炼的人，来说服我，这些招又失败了，他们又一次对我下毒手了。

监狱挑选心狠手辣的恶犯王新华、单玉芹、相淑芬等五人当我的“包夹”，把我隔离到一个空屋子里，门窗都用纸糊上，与世隔绝。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又开始对我下毒手，商晓梅问我：“你配不配合？”我说：“不配合。”她说：“你就签字，不配合死了我们不负责任。”

我当时想，在这样隔绝封闭的地方，我死了，她们要向世人造谣，她们已经做了假材料，有造假谈话记录、灌食录像等等，我为了留下我是被她们摧残死的证据，我写了：“我不配合灌食迫害，我的死是迫害死的，不是自然死亡，”给了商晓梅。

野蛮灌食用的开口器

此后，她们真是恨不得我马上就死，单玉芹骑我身上，把我胳膊拧着，还有按住我双腿的，还有按头的，王新华用勺子撬开我的嘴，商晓梅拿着妇科用的扩宫器伸到我嘴里，放到最大，嘴被撑的马上就要撑裂一样，极其难以忍受，王新华等恶人用筷子立起来，狠劲扎住我的舌头，用力过猛，筷子折了，王新华顺着折断的筷子碴猛一用力，折断的筷子，扎进了我舌头的肉里，鲜血直喷，满地是血，王新华马上用卫生纸盖上，掩盖其罪行。

饿刑

恶警、恶犯们的灌食美其名曰是为了“救我，不让我饿死。”其实是摧残我。从二零零五年初到二零零六年六月份，一年半的时间，她们二、三天只给我灌一点点水一样的玉米面糊，灌的时候，还再加上水，这样一个生命能活着吗？

犯人商晓梅多次不相信的问我能不能挺住，包夹王新华是参与灌食迫害的人，她们说：“第二天不可能再给你灌食了，这么长时间，只是给你灌那么一点点稀粥，能活吗！”

我艰难的忍受着这种痛苦。王新华经常说：“我就不相信你没喝水！”他们这种迫害手段在二零一三年还使用了一个月时间，两、三天只是给我灌一点点的水。

打毒针

二零零六年八月份，我被莫名其妙的打了一针，我拼力反抗，把针头弄弯了，只打进去一半的药。一会儿，我的心脏象脱落一样，浑身无力，颤抖，又要吐，我身体一点儿也动不了，感觉要死了一样。我问包夹打的什么药，她骗我说：“安定！

狱中坚持修炼 遭各种酷刑迫害

学大法、炼功、发正念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每天必做的功课。在女子监狱，恶警、恶犯对我们大法弟子炼功、发正念极其敏感，稍微一做动作，就疯狂截杀，长时间动用多种酷刑，毒打、关押小号等多种肉体折磨。

一次，我立掌发正念，恶犯袁安芬将我打倒在地，又猛往我脸上踩一脚，一下踩偏了，踩到小凳子上，把凳子踩的粉碎，第二脚踩在我的脸上，我喊叫，她就拿裤头塞我的嘴。

我只要爬起来，就立掌发正念，赵用刷子柄抽我手背，手背立刻肿的象馒头一样，晚上十二点发正念，王新华准备一盆凉水、两个注射器，她告诉我：“你晚上起来炼功，我就用冷水哧你！”十一月北方的天气很冷，我被她哧的头发、衣服、被子都湿了，她看我还发正念，就将一盆凉水泼在我身上，她把窗户打开，冻我，我被冻了一天一夜，象一个冰人一样，她们惊呆了。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份，恶警把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了四个多月，变换手法折磨我们。我被分离到其它监区，手铐撤下来了。但是迫害我的四个包夹，都是凶猛体壮的恶犯，撤下手铐后，我马上炼功，立掌发正念，包夹宋立波发疯似的毒打我，从床上打到地下，每次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她气喘吁吁。一次，她打完我后，用绳子把我胳膊绑起来，她扬长而去，晚上很晚才回来。解开绳子时，我被勒的肉陷很深，手指发紫，几天之后，才缓过来。这样，我每天一炼功，她经常疯狂打我。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我立掌发正念，包夹王新华发疯似的用拳头打我头，打累了，就操起铁衣架抽打我的头，每打一下，我都感觉头象打裂了一样剧痛，甚至把我打昏了，打了一个多小时。恶犯袁安芬从外回来，也帮她打我，王新华累的打不动了，最后，我被打的奄奄一息。

那一宿我疼痛难忍，昏昏沉沉。早晨去卫生间，发现内裤上有大便，我的脸变形了，青一块紫一块，满头上是大包，头软骨伤了，很吓人。王新华为了掩盖罪恶不让我看我的头，把镜子藏起来。两个月以后，我的伤还没好，尽管这样，我一炼功，她还是上来毒打我。

二零零六年五月一天，我早上五点立掌发正念，变换莲花手印时，这时，恶犯何颖杰猛的从床上起来，大步到我跟前，将我左手大拇指‘喀嚓’一下撅折了。

二零零七年，包夹蔡琳，1.70米，180斤体重，三十岁，我每次炼功，她都发疯似的毒打我，经常将我的腿放在床栏上撅，妄图撅折我的腿。一次，我坐在床上，立掌发正念，她猛一拳把我推倒在地上，头摔的很重，我坐起来马上立掌发正念，她又一拳打我个倒仰，头又“咣当”的一声摔的直响，她怕了，找犯护，给我检查身体。

二零一三年三月，我被第二次隔离到监狱医院，我仍然立掌发正念，包夹李英利、刑国辉，发疯似的打我二十多个耳光，我不断的发正念，李英利把我打到地上用腿踹我胸部，胸部剧痛难忍，她们打累了才住手，我半年后才好。

在黑窝里学法，阻力非常大，恶警经常以翻号为由直接翻大法弟子收藏的经文，最痛苦的是我们的手抄经文被抢走了，痛恨自己没有保管好，有的同修甚至痛悔的病倒了。

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的恐怖环境里，稍微思想一松懈，就容易被迫害，监狱经常给法轮功学员制造魔难，制造间隔，不准学员互相接触，上卫生间，都不准同时去。有的监区，包夹之间都不能接触。二零零七年，我在医院被隔离期间，医院三个绝食的同修要上厕所，不能同去卫生间。

我就要破除它，一听那两个法轮功学员去卫生间了，我这边就去，三个包夹堵着门不让我去，我就一边闯一边喊，见到法轮功学员，越不让说话，越要说。二零一三年，我被绑架到一个新的楼层，我挨个找法轮功学员，我们正说话，那组的犯人包夹来一帮，把她拖走了，我去找那个法轮功学员，警察不许我去，我告诉她：你的规定不合法。恶警领一帮犯人把我拖走了，犯人气汹汹的将我的头猛在地上一摔，我听“咣铛”的一声，我头摔的鲜血窜出去很远，她们用手按伤口，按不住，流血太多，她们把我抬到医院，缝了五针。

二零零五年，我被绑架到小号2号刑房，关押在3号刑房的法轮功学员给我背法，他们又把我绑架到1号屋重刑号，有地环，把我铐在那个地环上，非常难受，身体不能坐，躬着腰，每分钟都很难熬。我就大声背师父的诗词《洪吟》，她们害怕就把门关上，那边法轮功学员也大声给我背法，我也能听到了，关押在4号小号的法轮功学员也背法。

酷刑演示：铐地环

在监舍里，我开始背法时，包夹、恶犯们就上来打我，捂我的嘴，或用胶带缠我的头，骑我身上，直到她们打的累的不动了，住手。

二零一三年，我被第三次隔离绑架到监狱医院，医院成了监狱私设的小号。那个地方太恐怖了，整个楼没一点声音，人在屋里呆着，不能随意出入，对法轮功学员更严。我被绑架去的当天，不让我上厕所，我只好喊，她们掐我脖子。夜深了，喊来几个人，最后还是让我去了。

早六点，我发正念，包夹郝丹君打我十几个耳光，我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上午狱长、医院院长来了，我揭露她们不让我上厕所。后来院长告诉包夹对我不和其他法轮功一样，她是来养病的，不是被转化的。

每天上午，警察上班时，我在监狱栏门处大喊三声：“法轮大法好！”晚上狱政点名时，我喊“法轮大法好！”开始犯人非常害怕，就拼命的骂我毒打我。

他们每年的抽血，各项检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每年搞一次抽血，还有好多检查项目，如心脏、肾脏等身体检查。每次抽一大针管子血，后来我们都抵制，恶警和恶犯们就强行抬着我们去抽血。二零零五年恶犯商晓梅给我抽血，找了好几次血管，也抽不出血来，那时我被摧残的奄奄一息，没有血，也抽不出来了。二零零七年，她们强抬着我去监狱医院抽的血。他们并不是关心我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我想：他们是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提供材料吧。

被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的十二年里，我每一分钟都面临着死亡，这一分钟我活着，下一分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多少次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