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犯人对她们七人拳脚相加，狠命地暴打。暴打之后，逼迫五名女学员做“飞燕”（面冲墙，头朝下，身体弯成九十度，两手反背贴到墙上），不做就强摁住不放，同时在法轮功学员们的背上放上一盆凉水。坚持不住摔倒，凉水就全扣在她们身上，然后再来。其他二名女法轮功学员被强摁在地上泼凉水，连续泼四十多盆，身体被浸泡在水中，浑身冷得直哆嗦。

暴打中，犯人还疯狂地吼叫着：“我们不怕死，不怕下地狱。我们就是打，打死你们，政府给我们减刑！哪怕减一个月，减几天也行！”从下午五点半至半夜两点半左右，长达七个小时左右，持续不停的疯狂迫害。

这一幕发生在法轮功学员纷纷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时期，地点就是在北京的看守所。犯人们为何如此行凶？显然她们是受到了“上边”的指使。

这个上边指的是一个犯罪群体，既包括看守所的警察，还包括整个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团体。当时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大多不报姓名，因为一旦说出姓名，就会牵连到单位、家庭、亲朋好友，甚至所在的街道、乡镇的工作人员也要受牵连。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坚信真、善、忍的群体，警察们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招数，就是利用犯人逼迫法轮功学员说出姓名，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场面。

这是二零一五年明慧网的报道《遭四年冤狱　河北善良农妇被迫流离失所多年》中所记录的一个场景。同一天的其它几篇报道中，还有犯人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

《屡遭迫害　八旬老太太再被判刑五年》中说，甘肃省白银市民革退休干部八旬老人廖安安，二零零八年遭非法判刑五年，在甘肃女子监狱里遭受种种凌辱。有个“包夹”叫杨静，十分恶毒，抓起法轮功学员在地上拖着走，不让上厕所，还将大法弟子两只胳膊抓着，按住头往厕所池子里猛塞。还有一个叫丁海燕的“包夹”是个犯人头，哪一个法轮功学员不附和她，她一招呼，“呼啦”一下出来二十多个犯人全上，拳打脚踢地一顿暴打，然后罚站。

这些女犯还有一点廉耻吗？怎么能将人往厕所池子里塞呢？犯人头一打招呼，所有犯人全部出手，这不是黑社会吗？可是，监狱里所形成的这一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东西，全是在狱警的指使下做出来的。

《湖北范家台监狱恶警怂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中讲，在范家台监狱，每个法轮功学员被安排有五个犯人包夹。这些包夹都是些什么人呢？文中说，三监区副监区长李勇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操纵的最得力的犯人叫王欢。这个王欢是个杀人分尸犯，他的邪恶劲很对李勇的口味，所以当上了组长，任何时候都能无事找事，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

报道中写到，二零一零年底，武汉法轮功学员张洪伟被关入范家台监狱三监区，恶警李勇、刘情刚、肖政法派刑事犯关键、何德兵、伍贤明、杨大双、李明军、石代华、余政、孙晓伟、邓小红，对他进行迫害。关键、何德兵每天折磨张洪伟，逼他坐小板凳，逼迫超时超量干活。何德兵打得张洪伟鼻子流血。连四监区的犯人罗丹、张安红、李志刚、铁开育也对他大打出手，并把他关小号两个多月，用手铐吊挂在墙上。

《视生命如儿戏　呼兰监狱频添罪行》中讲，在呼兰监狱五监区，恶警教导员李明君、中队长王滨，指使犯人对五常法轮功学员孙绍民进行暴力洗脑，不让他睡觉、吃饭、喝水；实施推、掰、蹶酷刑；往头上一共套坏了七个塑料袋；坐老虎凳；往鼻孔里塞辣椒面、灌咸盐面。孙绍民的胸骨被打碎，腰部被打得不能挺直，腿不能走路。

二零一四年五月份，犯人王洪彬、宋洋曾把依兰法轮功学员张金库的头往地上磕，使劲地抽打他的耳朵。又把张金库绑在床上抻了两天两夜，大小便都不松绑。宋洋还对张金库说：“你把你拉的屎自己吃了，这是‘领导’的意思，上次让田医生（田宇顺，也经常迫害张金库）打死你就对了。”

这一天的这几篇文章只是十多年来，犯人摧残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缩影。犯人为何敢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中共恶警的撑腰。本来就是犯了罪在监狱中接受劳动改造自己的犯人，却成了狱警利用的工具。利用犯人管理犯人，本来就是中共监狱中管理犯人最常用的方式。今天，中共的狱警却用这种方式去摧残法轮功学员，而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却只是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做好人的人。这就是迫害法轮功时期中共监狱的真实写照：将社会上最好的人劫持到监狱里，然后操纵最凶险的犯人去摧残他们。中共的罪恶真是难以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