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大儿子从部队回来探亲，还准备年底结婚。他到海边去玩，碰上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落水，情急之下，他下去救人，可是他不会水，孩子得救了，我的儿子却没能生还。第二天部队领导都来了，说：“你家的情况我们了解，有什么困难只管提，部队尽力解决，解决不了的与地方协商，一定让二老满意。”当时有人提醒我们住的公房太窄，可以要求住房照顾。当时我和老伴都觉得我们修法轮大法啦，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人不能求名求利。我们说没困难。当时部队领导向我们行军礼，说：“你二老太善良了。”儿子火化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心情很悲痛，突然看见车前方有一个金色的法轮在旋转，我和老伴双手合十，感谢师父鼓励我们。如果师父不传大法这一关无论如何也过不去呀！

九九年“七二零”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我们老俩口大哭了一场，然后下了决心：大法这么好，不让学也要学。我和老伴一天学五到六讲，至少也学三讲。后来大家决定去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好，要为大法去说句公道话，我俩就都去了。一到天安门还没拿出横幅就被抓到公安车上去了，我和几个同修都被强行拽到车里。一路上，我们跟警察讲我们有多少病，多重的病，医院都确诊不了的病、治不了的病，学大法都好了，大法确实神奇，确实治好了我们的病。所以，我们就要来北京，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警察们刚开始嘻嘻哈哈的，后来越听越认真，最后一路照顾我们，把我们送回了家。

从北京回来，大家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大家每天集体学法炼功，相互交流。每天都有同修往我家送大包大包的大法真相资料，然后我把这些资料分给其他同修，晚上到各村去发放。

二零零三年，当地警察抓了四十多个大法弟子。警察后来找到我，问：“学法轮功吗？”我说：“学啊，除非我死了，不死我就要学，因为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警察刚要说什么，我女婿接着说：“学大法，做好人，这有啥错？家里饭店收了张一百块的假钱，我妈不想骗人，用真钱换了假钱，把假钱烧了。要是你，你做得到吗？”警察哑口无言，默默的走了。

二零零四年一天，警察又闯到我家，把我抓到洗脑班。那屋里满墙贴的都是骂师父的标语，警察让我念，我闭着眼睛不出声，心里一直在默默的求师父加持我：“我不能留在这，我一定得回家！”警察不想放我。例行检查身体的时候，大夫说我血压高，留我有危险，搞不好要负责任。警察一听，就把我送回家了。我照样学法炼功和发大法真相资料，一切如初。

二零零五年，我们搬到二儿子住的城市。儿子给我和老伴另外准备了房子，我们就在当地从新成立了学法小组。这几年我们老俩口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有两次我在公交车站点给路人讲真相时，被人恶告而被警察拉到派出所，但都通过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以及儿子配合到派出所讲真相要人，所以我都能很快回家。儿子到派出所要人时说：“我是医生都不能把我妈病治好，我妈学大法病就好了，大法能不好吗？”派出所警察问我：你儿子是不是也炼法轮功？我说：我儿子不炼，但是他知道大法把他妈妈的病治好了。

去年七月三十日，我老伴去世了。我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你爸他是到寿了，八十二了，圆满归位。前几天他告诉我，他看到咱家满屋子都是铮亮的法轮在转，临走的头一天他还说‘满屋的弥勒佛都走了’，这是告诉我他该走了，这也是大法对我们的考验。”孩子们都理解，说：“爸病了一周，除了感觉没劲儿，哪也不痛不痒的，学法炼功一刻也没耽误，这么平平静静的走了，没有丝毫痛苦。如果爸不学大法，他那一身病，恐怕早就……我们从您二老身上也算是真正见证大法的奇迹了。”

处理完老伴的事，儿子和我说：“爸走了，妈你到我家去住吧，你现在住的这房子，照样留给你和大法弟子们学法炼功用。我虽然不算什么富裕之人，但也不差这个房租！”我听了这话，非常感动，我能有个这么通情达理的儿子，我很知足。谢谢师父给了我这样的修炼环境，是大法让孩子们这么支持我啊！

我没搬到儿子家住，每天早上起来和陪住的同修学一讲法，然后吃过早饭，就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和同修一起学法炼功，晚上继续和白天上班的同修学法。时间排得很满，生活很充实，慢慢的，把依靠老伴的心也去掉了，我把所有的事都担起来，人也变得更有精神了。

我告诉孩子们，不用怕我孤独，我有法，和同修们在一起，我生活的很好。我暗暗的鼓励自己，一定要继续努力，把自己修炼成为完全符合大法要求的纯纯正正的大法弟子，不辱没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荣称号，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