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辽宁省康平县法轮功学员孙凤新讲述她坚持修炼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尤其是第二次在龙山劳动教养院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孙凤新，出生于1971年，辽宁省康平县人。我是1998年7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自从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后，我经历了被绑架，强制洗脑，拘留，劳教，酷刑等种种精神与肉体折磨。

一、进京上访

1999年7月21日，我在康平县五金公司门前的炼功点炼完功，就听大家议论：昨天沈阳及其它地区的辅导员被警察抓起来了。大家都很吃惊，为什么要抓他们？炼法轮功的人是修真、善、忍的，不贪、不占，不坑蒙拐骗，最讲仁义道德，不会触犯任何法律。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去省政府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同修。

7月22日，我们来到了位于沈阳市中山公园附近的辽宁省委上访，要求政府放人，当时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大家都静静的坐在中山公园围墙的马路牙边，对交通没有任何阻碍，期待政府公正解决放人。可是等来的却是大批武警和公安，他们开始对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往客车上抓。为了不让他们拖走，学员们都臂挽着臂，这些武警和公安开始连踢带打。当时一个武警把我拖起来，我对他说：我们没有阻碍交通，没有违法，你不能抓我。这时又窜上来一个武警，使劲把我胳膊拧到背后就往车上推。法轮功学员真正做到了师父教导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他们讲道理，可是这些武警和公安根本不听，失了控似的就是往车上抓人。很多学员被他们打伤，装满学员的大客车一辆辆的开走，送进体育场，后来又用大客车分别把学员拉到不同的地方关起来，有的被拉到空场房里，有的被拉到学校，我被拉到一个学校里，并告诉下午听通知。下午3点，大喇叭开始广播，污蔑法轮功为“非法组织”等等一些诽谤攻击大法之词，当天晚上我们被遣送回康平，客车却把我们拉到了公安局院里，让每人必须在公安局登记填写：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从此以后，法轮功学员的家被派出所警察、社区、村委不断骚扰。

7．20以后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愈演愈烈，恶党每天利用报纸、电台这些宣传机器攻击大法，毒害百姓。当时环境对每一个法轮功学员来讲，心情都非常压抑。我们没有错，不就是炼炼功嘛，有个信仰，我们在单位工作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哪象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和我一个寝室的小姐妹也都说：孙姐，电视说的我不相信，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单位是生产方便面的，自从学炼法轮功后，本人没有白泡吃过一袋，拿过一袋面。还有往方便面投的促销卡之类的东西也没有私自拿过。在各方面都很严格要求自己。她们都看在眼里，作为弟子都能这样，那么教导我们的师父更是做人的表率，怎么能象电视说的那样呢！

我决定去北京上访，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证实大法是好的，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99年10月中旬，我向单位请了12天假，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当时各地法轮功学员都纷纷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了不让学员上访，全国各地所有能通向北京的交通要道都设有关卡，堵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火车上也安插便衣，有的没到北京就被便衣查出被遣返当地。甚至在北京的旅店里半夜三更就有警察查房，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有的学员当时就被警察带走了。

到北京我认识了一位沈阳铁西区法轮功学员，我叫她李姐，当时我俩也不知道北京信访办在哪，决定打出租车。10月20日早8点，我俩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在道边停下来说：这就是信访办。我俩很惊异，只见信访办门口聚着很多人，道边还停着很多辆警车，在我们停车的地方站着俩个小男孩，都穿着学生服，大概在16、17岁，他俩说：姨，你们也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吗？我们说是，原来这俩孩子是从武汉过来的，也都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看着他们那纯真的样子，我的心被震撼，连学生都来上访了，可见大法多么深入人心，那些镇压者看到这些，难道就不动心吗？

也有好心警察告诉俩孩子赶紧回家吧，要是给你俩送进去就回不了家了。为什么回不了家呢？上访是公民的权利，而且我们都有工作，是请假来的，还要回去上班呢。带着疑问我们向信访办门口走去，只见信访办大门紧闭，办案人员坐在门口的长条椅子上，都着便装，看见我过来，一个女办案人员在我耳边小声说：是为法轮功来的？我说是。她一扬手“来，法轮功的。”这时马上围过来几个男便衣，看了我俩的身份证说跟我们走吧。我俩很疑惑便问：带我们上哪去？这不就是信访办吗？反映情况怎么不让我们进去？他们马上说：到信访办办事处，有什么话到办事处接待，我们信以为真，心想不管谁接待，让我们说出心里话就行，就跟他上了出租车。

出租车把我们拉到了信访办办事处，有人拿出一张表格，问我们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什么时候炼的功？并不听我们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然后把我俩关到一个大会议室，里边很多人，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沈阳及沈阳周边县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我遇到了来自康平县张强镇的法轮功学员王俊英（32岁），她是到北京找信访办没找到，走累了在故宫院一棵树底下歇息，就因双盘腿打坐，被警察殴打，遣送到这里。也有学员告诉我，在我没到之前，康平就有十多个人被送走了。

二、被非法关进龙山教养院强制班

10月23日早7点左右，我和王俊英就被康平政保科长李密，镇北派出所所长李恒，把我们俩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坐火车到沈阳，送沈阳拘留，当时我们说：我们也没犯罪，为什么拘留我们？他们说：都送走一拨啦，这是上边定的。当时李密还说：真得感谢你们法轮功啊，要不我还来不了北京呢！晚上7点左右，把我俩拉到沈阳第五拘留所，当时把大门的说：不收啦，人满了，送到沈阳龙山教养院。

大约在晚上9点左右，我俩被带到沈阳龙山教养院，在一个办公室让我俩登记（填写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当时记得有孟院长和院长助理，有一个姓何的女队长（何彬），随后检查我们随身背的包，当时我身上有四百多元钱被扣下。

我俩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已经有两位法轮功学员，她俩是21号过来的，都是沈阳的。这个强制班是刚刚成立的。当时因为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了，各地政府部门迫于江氏集团的压力把上访群众都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收容所，女子自强学校，精神病院等地方。面对这些上访的法轮功群众，政府部门不但不给予合理的答复和正确处理，而是一味的采取：上访就抓你，关你，有工作用开除工职等手段相威胁。

1999年10月21日左右，从北京非法押回的一批法轮功学员到达沈阳后直接投入沈阳市龙山教养院，政府部门也知道这些人不属于劳教对象，所以为了掩盖他们非法拘禁的罪行，把这种非法关押叫“法轮功强制学习班”。

龙山教养院地址在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是一座灰色二层小楼，是专门关押普通男劳教人员的地方。当时一楼关押普通男劳教人员，二楼腾出关押法轮功学员。分东、西两侧，每侧有4个房间，法轮功学员陆续被送进来很多，东边非法关押女法轮功学员，大约有60人，西边非法关押男法轮功学员，约45人。

当时看管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是从外部借调过来的，男狱警是从沈阳张士教养院抽调过来的，女狱警有的是从沈阳市司法局机关借调来的，有的是沈阳沈新教养院的，有的是马三家教养院，龙山教养院原来是男子劳教所，没有女狱警。负责主抓迫害法轮功一事的是一个姓王的男警察，约50岁，大家称他王政委，此人素质很低，常常大喊大叫，打人，骂人，当时警察对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基本上不了解，完全听信电视的造谣宣传。

大约在11月初的早上8点多钟，队长急忙喊法轮功学员下楼集合，列队走步（初期女法轮功学员30多人），大家发现了一个人扛着摄像机对着我们要录像，知道这是个阴谋（因为他们会在电视上造谣说，这些人在强制班生活得很好，警察对他们好，都悔过了等等），所以都不约而同的把手都抬起来，做头前抱轮的动作，那几个队长一看慌了，这时我们又齐声背《论语》，30多人一齐背，声音响彻山谷，院长、队长们被震慑了，后来宋院长才喊让她们回楼，那天录像没录成，阴谋没有得逞。

每个法轮功学员经常被提审，每个人回答的口径几乎是一样的。他们感到很纳闷。

问：为什么要炼法轮功？

答：因为法轮功不但能使人身体健康，还能使人道德回升。

问：现在政府不让炼了，还炼不炼？

答：这么好的功法当然要炼，政府的决定是错误的。

问：还上访吗？

答：上访，因为我们是好人，我们冤啊，上访的目的就是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

那时我们学法，他们抢走我们的书，我们炼功，他们说是与政府对抗，用电棍电我们，用各种体罚折磨我们：罚站，罚蹲，罚撅，“壁虎爬墙”就是以脚并拢，双手上举，面贴墙站直，这个姿势看起来没什么，可是站一会两臂就发酸，发抖，胳膊就伸不直，体罚的警察就拿电棍电，说伸的不合格。

当时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绝食抵制这种非法关押的迫害，警察就把她们拉到大北监狱灌食，并把绝食的学员都锁在一个房间，晚上不让她们上厕所，并打电话通知绝食的法轮功家属马上送钱来，灌一回50元。

法轮功学员们始终也没中断过炼功，这使王政委异常恼火，下大功夫打压炼功学员，重则电棍，轻则体罚。按规定，晚间就寝后男警察是不允许到女寝室的，可他们有时半夜三更象做贼一样悄声打开铁门嵌一条缝，进来后，蹑手蹑脚探头探脑的往各寝室看有没有半夜起来炼功的，连女房也是如此对待。

11月中旬下半夜3点左右，我在床上炼静功，有三个女队长闯进来，一个姓姚，一个叫陈晶，一个叫李园，其中姓姚的队长怒气冲冲的对着我的肩头就是两拳，说：不让炼，你还炼。从床上把我抻下来，连推带搡把我拽到走廊让我蹲着。当时我只穿着衬衣衬裤，初冬很冷，冻得我浑身发抖，我看到暖气管子上搭着的毛衣毛裤（头天洗的）就穿上了。到了早上6点左右，王政委打开大铁门喊：“孙凤新，你出来”。他把我带到男队长值班室，叫我面向墙壁站着，双手上举，念墙上贴的公安部非法制订的“禁止法轮功六不准”的通告。我不念，他就用脚踢我，用拳头打我的肩头和后背，见我还不念，他从办公室翻出来一把电棍往我身上捅，就听吱吱响。

当时屋里有个姓赵的警察，都叫他赵主任（50多岁），脸上长着一个大疖子，是从张士教养院过来的。他对王政委说：这要是电别人早就一电一个跟头，这电棍可能没多少电了，得充电，这个赵主任又凑到我跟前对我说：我说你还是念了吧，免得皮肉受苦，要不然一会充完电还继续电你。电棍大约充了二十分钟，王政委指使赵主任电我，这个赵主任拿起电棍专电敏感部位，电手，脸，嘴，脚，电棍冒着蓝火花吱吱响，电到哪个部位都钻心的疼痛，见我还不念，他们又拿出纸，笔说：写两个字也行。我说：不写，也不念。王政委气得脸色发青（脸色本来就发黑）大喊，让她回去继续蹲着（又把我带到走廊继续蹲着）。隔着大铁门，就见王政委在走廊外来回走，一圈圈的遛，皱着眉低头沉思，也许他在想，这些人为什么不怕打，不怕电，也要坚持信仰！直到早晨7点钟才叫我起来和大家吃早饭。

家住沈阳新城子区的徐焕英（30多岁），因不念公安部非法制订的禁止法轮功的“六不准”通告，被男队长庄涛（30多岁）打耳光，用电棍从后衣领伸入电击，王政委气势汹汹的手拎电棍逼迫徐焕英到各房当众念“六不准”通告。

11月21日晚，女一房全体人员约（20人）到走廊炼功，被当天值班的恶警赵主任还有其他警察逐个叫到办公室用电棍电，他们怕一房和二房的法轮功学员知道此事声援，所以就把人弄到办公室迫害，女一房同修一个个被电得面目全非。法轮功学员陈君（沈阳于洪区63岁）嘴唇被电得肿到可以贴到鼻子上；刘祥玉（沈阳于洪区50多岁），脸被电得肿大变形；李凤玲，李玲华，佟春时头一天晚上就被队长电击，伤没好又被电击，被电得脸部肿起，嘴唇起泡，淌黄水。

22日早晨洗漱，2房和3房的法轮功学员才知道此事（当时我在3房），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早晨到食堂吃饭，大伙看到一房同修被电得惨状，谁都吃不下饭，在回号房的路上，田喜莲（沈阳市沈河区，50多岁）哭着对老纪队长（纪爱菊，女，50多岁）说：我们没心情吃饭，就因为炼炼功，犯啥法了，就被电这么惨。纪队长同情的点点头，也有的学员向其他队长讲真相。

第二天听说司法局副局长张宪生要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同修被电一事向他们反映，张宪生可能对此事略知，所以在一房门口都没停下来，直奔三房，三房的徐焕英正好站在门口，向他揭露被队长庄涛打耳光，电棍一事，队长们有些紧张，张宪生也没说什么匆匆转身走了。

法轮功学员心齐，拧成一股绳，对邪恶之徒也是一个震慑。25日，龙山孟院长把全体女学员叫到走廊开会，他说：当时并不知道电击事件，事后听说了，承认队长们做的很过激（实际是犯法）他代表龙山教养院替队长们向大家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件，电棍全部收回，今后不许对法轮功学员用电棍。

这以后，环境逐渐好转，法轮功学员依然每天炼功，队长们心里明知道也不进屋特意抓了。学员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和队长们讲真相，按着“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行动证实着大法，队长们的态度渐渐的改变了。学员到队长办公室打扫卫生，有的队长偷着说：你炼炼功给我看看，也有的学员讲到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有的队长后悔的说：我以前还打人了呢。

三、继续非法关押

2000年1月13日，康平县政保科长李密到龙山又把我和王俊英遣送到沈阳第五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拘留票子荒唐可笑的写着“扰乱社会秩安”。我们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上访，连信访办大门都没进去就被抓，竟然被扣上“ 扰乱社会秩安”这顶帽子，这就是当今“中国人权”的最好写照。

拘留所房间大约有20平方米，约有18——20人睡在地板上，厕所就在屋子里，盖的都是旧军被，好几年都没拆洗了，一抖都冒烟，呛人，门中间有个小方洞是打饭用的，早晨吃的是大米粥，腌菜，中午是大米饭，白菜汤或萝卜汤，晚饭和午饭基本是一样。

2000年1月28日，康平县政保科长李密又把我和王俊英从拘留所接回到康平公安局，因为我不写保证书又把我拉到镇北派出所，当时所长是蒋立军。在镇北派出所被非法拘禁三天，晚上坐在椅子上过夜，当时我心态平和，看到他们值班的被褥很脏，就帮他们把被褥拆洗做完。当时派出所还让每个法轮功学员早晨到派出所签到，我就对屋里的警察说：你们派出所是管坏人的，我们学大法的是好人，为什么要上你们这儿签到，我们不归你们管，回家后我也绝不会到你们这签到。当时屋里的警察都没吭声。所长蒋立军对我说：孙凤新，你写个对法轮功的认识吧，我想写就写，就写我学大法受益了，身体好，道德高，在单位别人拿面吃，我不拿，还自己掏腰包给班上买东西。我们上访就是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公正的解决，写了两篇，当时所长蒋立军和警察们看后说：就凭这个就能给你送进去。我心态坦然，说真话问心无愧。派出所的警察轮番跟我说：你可真傻，写份保证就回家了，回家爱咋炼咋炼，给房顶顶个窟窿谁管你，我跟他们说：我们没有罪，如果写了保证书那不就证明自己有罪了吗？我要守住我的清白，况且我们修的是“真、善、忍”，不能说假话。

一看我不写保证书，1月31日，镇北派出所又开车把我送到康平镇，镇长郑柏清把纸和笔摆在我面前说：孙凤新，你就写这几个字“不上北京了”你就可以回家。我说：不能写，北京是首都，老百姓谁都可以去旅游，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如果写“不上北京”，我要是去了，那不是没做到真吗？违背了修炼原则，所以不能写。镇长郑柏清后来双手合十，对我说：求求你了，你就写了吧。我不为所动，心想：你就是让我说“不上北京”这几个字就让我回家，我都不说，就是无条件堂堂正正的回家。有的说：你不写，还给你送走（马三家，龙山）。我心不动，就是信师信法。

由于我不写保证书在康平镇又被非法拘禁，晚上睡在椅子上，房间的供暖很不好，很冷，眼看就要过大年了（2月6日过年），村长丁春林和书记张玉梅把所谓“陪我”的值班人员都安排好了。可是在2月2日晚8点左右，镇长们一行几人突然来到关我的房间对我说：孙凤新你今晚可以回家了，回家过年吧。

就这样我又堂堂正正的回家了。但回家后每逢敏感日，镇北派出所警察经常到家骚扰。

四、再次被劫持到龙山教养院

由于上访被抓，没有让我们说话的渠道，所以法轮功学员就以各种方式向世人讲清真相。2000年12月29日晚8点，我和姐姐孙凤英，同修高秀云，在县城街头挂大法条幅，被康平县镇南派出所所长高忠峰、王景旭，公安局政保科长李密绑架、非法抄家（大法书、真相资料、条幅、录音机被非法抄走）。在派出所，他们私设刑室，拳打脚踢，几个警察用绳子把我捆在椅子上，手被铐上，所长高忠峰刑讯逼供，用电棍电手、脚等敏感部位，长达2小时。在2001年1月2日遣送到沈阳第五拘留所，非法拘留56天，于2001年2月27日遣送到沈阳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龙山教养院地址在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是一座灰色二层小楼，一楼和二楼格局是一样的，分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大铁门，每侧各有4个房间，每间房大约有23平方米左右，每房住约有16-20名法轮功学员，每天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坐在宽约1.3米，长约4.5米，不足6平方米的房间过道，16-20人被强制坐在小板凳上。这教养院，原来是专门关押男犯人（就是社会上普通犯罪人员，他们称为犯人），由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10月21日，把这里二楼腾出来又办“法轮功强制班”。在2001年2月份又改为女子劳动教养院，关押法轮功学员和犯人（初期犯人少），利用犯人看管，监视法轮功学员。当时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院长是：李凤石；科长：江玉波、魏敏堂；一大队大队长：岳军、李生元、李继峰；二大队大队长：申义、唐玉宝、王静慧

我于2001年2月27日被遣送到龙山教养院，被分到一大队东侧，住的房间有18人，是上下铺。初到这里的伙食，早饭是粗糙的苞米面窝头，咸菜，午饭和晚饭是窝头、米饭，萝卜汤或菠菜汤。

在2月28日，我们这一房18人被叫到走廊，每人坐在小板凳上，队长叫犯人念诽谤法轮功的文章，这时我站起来说：不要念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铁门外的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队长李生元把我的双手反铐，强行让我蹲在地上，又指使犯人把我已剪完的短发，又用剪刀剪得乱七八糟。

3月2日，我们一房人决定向院领导写申诉书，因为没有纸，用的是卫生纸，由我代笔写的，然后集体签名：孙凤新、孙凤英、高秀云、白月平、李俊艳、白桂馥、王丽杰、刘淑芹、张淑辉、陈丽、赵小荣、王荣娣、魏希超、耿波、杜桂英、赵淑芬（康平法轮功学员，70岁，已于2009年离世）。在3号早晨，递交到队长李继峰手里让他转交给院长。晚上队长李继峰把我找去，问这个申诉书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代表大伙的心声，希望您能把申诉书递交到院长那，他假意答应了。队长们很紧张，他们找来犯人利用减期等手段教唆他们，法轮功有什么情况马上向他们通风报信。

3月5日，集合吃晚饭，路过队长办公室，大家看到沈阳法轮功学员韩俊贤双手被反铐，蹲在队长办公室，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吃完饭回来的时候，大家才了解，原来是因为教养院让每个人说出什么时间炼功、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并在这份表上按手印，韩俊贤不按手印，被队长打、体罚。这个队长说：你不按手印，你不听院里的，你怎么吃这的饭，穿这的衣服（来到这里发的类似运动服的一套号服）？大家一听，他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把这号服脱下去，换上自己的衣服，抵制同修的被迫害。犯人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队长，队长李生元进到号里问为什么？我们质问为什么韩俊贤被打？并告诉队长，我们要和院领导面谈。大家一齐站到走廊，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队长李生元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院长。当时正值苏院长值班，有几名学员与苏院长面谈，首先我们是一群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好人，把我们关押在这里就是违法的。我们是冤枉的，在这里队长不能对法轮功暴力，殴打，这天晚上苏院长对学员代表承诺，队长今后不会暴力对待法轮功学员，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之后，队长们在走廊外更加紧张的巡逻，害怕我们还有什么行动，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我们是好人，没有犯法，是邪党迫害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堂堂正正的炼功。

3月7日凌晨3点，大伙都在床上打坐，炼起了静功，犯人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队长，大约几分钟，门外的大铁门咣啷一声响了，队长岳军，科长魏敏堂闯进号房，挨个按学员的手，搬学员的脚，阻止大伙炼功。大家说：我们坐在自己床上，没有妨碍任何人，只是炼功，强身健体有什么不好，僵持大约有十多分钟，这时我们听到西侧传来学员被打的喊叫声，我们再也坐不住了，都下到地上抵制同修的被迫害，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当时我正站在门口，这时科长魏敏堂冲过来，一拳打在我的右眼上，右眼被打得青肿，刘淑芹（康平法轮功学员40岁左右）上唇左侧被科长魏敏堂打豁。

3月8日正赶上“三八”妇女节，听说市妇协的人要来院里“看望”我们，大家一商量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揭露对我们的迫害。早八点多钟，院领导陪同市妇协一行人挨房走，走到我们这一房时，当时我们都坐在小板凳上，站起身来齐声说：领导好，法轮大法好！就见院领导和市妇协的人点头连声说：好、好。这时刘淑芹马上向妇协人员述说自己被打的经过，院领导害怕揭露，一行人马上撤走。

五、龙山教养院强制转化的恶毒手段

龙山教养院的院长和队长们当时对非法关押在这的法轮功学员“很头疼”，因为这里的学员很坚定，不转化，还用各种方式抵制迫害，院里分别派人到马三家和张士教养院去学习那里的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

在我刚到教养院，就听说有33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送到张士教养院快一个月了，大家都很担心，不知道遭受什么迫害，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转化学员，队长互相之间的谈话也都说：还得大干半个月不能回家了。就是从3月15日开始到3月31日，这半个月的时间，转化被非法关押在龙山教养院将近二百名法轮功学员。

3月13日，33名学员回来了，还有一些男学员（从张士过来的，据说是帮教团，就是帮助邪党转化学员的人），院里把这些学员安排在一楼东侧的空房做转化场地，与学员隔离。其中有学员上楼来拿被子时，我们看到她很消瘦，眼睛布满血丝，她偷着告诉我们，那里很邪恶，不让睡觉，什么招都有。

3月15日，有40名学员又被送往张士教养院做转化迫害，余下学员被单个往下叫，我们在楼上听到半夜有喊叫声，鼓掌声，唱歌声（同一首歌）。

在这以后，学员被强制叫到走廊坐小板凳，除了吃饭时间能活动外，从早8点一直坐到晚9点。

3月18日晚7点，院长李凤石在走廊里来回遛，最后走到我坐的地方，停下来对队长说：把她带下去，院长李凤石对帮教团的人说：今晚就做她。几个人呼啦就把我围了上来，刚开始还很友好，拿来苹果给我吃，唠家常话，后来逐渐把话题引到“转化”上，他们说的话我不认同。就看他们的脸突然就变了，吼着，叫我蹲着，一宿不让睡觉（转化了让睡觉，并给好吃的）。

第二天早，院长李凤石见我蹲在地上没有“转”，冲我喊：孙凤新，你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到这都得转。因为下来被做“转化”的学员多，怕我不转化影响她们，队长指使帮教团人员把我带到院内一个刷着粉色涂料的二层小楼里，把我关在房里，房门紧锁，窗帘拉上，与外界隔绝，他们采取了一种让人精神崩溃，肉体折磨，高压迫害的手段。几个人把我撂倒在地，有的骑在我身上，拿笤帚打，有的用手指尖抠两肋，有的把脚踏在我脑袋上。他们还用各种方式对我肉体折磨，不让睡觉，长时间蹲，壁虎爬墙（就是人面墙而站，双腿站直，两手垂直上举），飞机式（头顶墙，弯腰90度，两手上举），青蛙式（两手两脚着地，身子抬起），上厕所，蹲着走到卫生间。还有一种精神折磨：“轮番轰炸”，几个人把我围在中间，拿着用本卷成的纸筒，对着我耳朵大喊，骂师，骂法，狠拍脑袋，大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式，直到喊累为止。再有一种更为卑鄙的手段：就是几个人强行摁着我，把修炼人非常敬重的大法书，塞在不转化的学员屁股底下，他们把我的手反绑，几个人摁着我，当着我的面，把大法师父的像片一条一条的撕碎。

从2001年3月19日到3月26日，在这个小独楼里，他们不让我睡觉，用上述的方式7天7夜反复折磨，帮教团的人员轮流更换（因为他们得休息睡觉），采取车轮式迫害。在这期间，队长唐玉宝进来，见我蹲在地上，他抬起脚，鞋尖就差那么一点就碰着我的鼻尖，恶狠狠说：孙凤新，你不转也得转，这里就是强制，然后又对帮教团的人说：给我做，加大力度。他们为此又频繁更换房间迫害我。

27日，又把我转移到关押法轮功学员二楼西侧一房，仍然是24小时蹲，不让坐，24小时不让睡觉，被轮番轰炸，狠拍脑袋，上厕所她们摁着我，让我蹲着走到卫生间。28日，又把我带到西侧三房，由于我穿的号服被弄得很脏，她们破例让我在卫生间洗衣服，在卫生间洗澡时，一个女犯人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被打的，她惊讶的说：不是说不打吗？挽救感化吗？我告诉她都是骗人的，都在背地里干。在晚上6点左右又把我带到一楼东侧一房。

这期间院里把法轮功学员重新调整，此时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约有200人，仍然还有陆续被送进来的。一大队在二楼：大队长：岳军、李继峰、李生元；二大队在一楼：大队长：申义、王静慧、唐玉宝。而不转化的学员被分到二大队，因为二大队有一个最恶的队长——唐玉宝（原是龙山男犯人队长），唐玉宝40出头，身高1米70，面色发黑，此人思想，行为完全被邪恶操纵，经常带着一副黑墨镜，出口成“脏”，走起路来肩膀摇晃，象黑社会的打手，没有理性， 经常说：就是脱了这身皮（指警服）我也要把你……（脏话）。3月31日，队长与帮教团又开始策划对不转化学员进行又一轮迫害，要把转化率达到百分之百，他们认为要把这三个“硬骨头”给啃了，另外两人分别是：赵庆珍（沈阳皇姑区法轮功学员62岁），张丽荣（沈阳沈河区法轮功学员29岁）。院长李凤石（40岁左右，身高1米74，凸顶，也是被邪恶操纵为邪党卖命的人），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孙凤新，我看你这杆大旗扛到什么时候。

从3月31日早到4月3日早，在一楼东侧一房，也就是迫害我3天3夜，72小时，迫害的手段是持续蹲、跪，持续蹲60小时，跪12小时，不让睡觉，困得眼睛闭上，她们就拿冷手巾擦脸，她们又轮番轰炸，狠拍脑袋，往我嘴里灌药，用针扎人中，不让吃饱，一顿一小块馒头。唐玉宝几次闯进来对我辱骂。那几天外面阴雨连绵，我的心也冰冷到极点，就是因为坚持信仰，就遭到这种非人折磨。

张丽荣在西侧一房同样遭受3天3夜的折磨迫害。赵庆珍阿姨在东侧三房也遭到持续蹲，不让睡觉，脑袋被帮教扣上高帽，脸上被用黑笔画了胡子，手被反背后面，在走廊里被来回推推搡搡，受尽人格侮辱。

帮教人员经常跟我说：“孙凤新哪，你就转了吧，队长都说了，不转化的将来都得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大森林里边，到那你可就回不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是不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秘密集中营呢？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叫“证实”的阿姨。

“证实”阿姨是2000年12月下旬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抓，她不报姓名，家庭住址，2000年12月末有七辆装载不报姓名的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的大客车从北京出发往东北各地拘留所，看守所遣送。当时送到沈阳五所（方家栏）有10名，“证实”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警察提审她，问她叫什么名时，她说“就叫我证实吧，我就是来证实法的。“证实”阿姨身高1米5左右，体重约有40公斤，年龄表面看上去有60来岁，梳短发。在2001年4月中旬被送到龙山教养院，她绝食反迫害，坚持信仰，后又被送走，送到什么地方不清楚，这位证实阿姨不知道被送到哪里。

在五一期间，院里开庆功会，因转化法轮功学员有“功”，上边给奖赏40万元，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宪生也到场，从院领导到各个分队长，每人都有红包，为此他们转化法轮功更加卖力。

六月下旬，因有学员从新声明继续修炼大法，队长认为与我们三个不转化的有关，为此气急败坏，找来帮教团预谋对我们三人的转化迫害。为此张丽荣被送到张士教养院被“转化”迫害，赵庆珍阿姨在西侧一房，我在东侧一房，同时做我俩的“转化”迫害。

这一次，她们的手段变了花样，强迫我连续站四天四夜，也就是96小时站着不让睡觉，当时我的脚肿得粗大，脚肿得鞋都穿不进去，她们才让我上床。赵庆珍阿姨被强迫上半身趴在床上，下半身耷拉在床下，除了上厕所外，就是这个姿势，3天3夜。

七月上旬，队长唐玉宝又给帮教团施加压力对她们说：给我加大力度，她就是块铁也让她化了。又把我调到西侧一房，高压迫害，连续蹲24小时，她们轮番轰炸，我跑到走廊，帮教人员在后边强拉硬拽。我抓住大铁门不放手，告诉队长我有话说，她们用高压手段迫害我。当时科长魏敏堂正在队里，他叫队长开门把我让到办公室。我说她们用高压手段迫害我，转化学员是不允许强制。科长魏敏堂说：是不允许强制，于是把我从西侧一房又调到东侧三房。

第二天，队长唐玉宝上班听说了此事，他找到帮教人员秘密研究怎样迫害我，于是又把我调到西侧一房。

记得那天是2001年7月15日，也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晚上8点，她们采取了最为恶毒的手段，十多个人一齐上手，她们找来绳子把我的双手反绑，几个人抻着我的腿，几个人摁着我的头往地下压，又有几个人压在我的上身，让上身与下身折叠，折磨我将近一小时。在这种极其痛苦的情况下，我违心的写了“三书”（不修炼的保证书），在这种迫害下我的两腿已不能行走，身心承受到了极限，精神上，肉体上。而那种背叛大法的负罪感，那种精神上的痛苦甚至远远超过肉体痛苦，我欲哭无泪，甚至想到了死。一个犯了死罪的人也就是承受一瞬间的痛苦，而在这个邪恶的黑窝里，一个人要坚持信仰，却要承受这种无休止的兽性迫害。可我清醒的知道，我不能死，因为师父在法中讲过：“修炼人不能杀生，也不能自杀，自杀是有罪的”，我必须重新振作起来。7月17日，我郑重写了一份严正声明：在高压迫害下，以前对大法所说所写全部作废，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坚修大法到底。

在这以后，队里在我身边严密“包夹”，安排转化学员看着我寸步不离（包括吃饭，上厕所，睡觉），不让与其他学员说话，很长一段时间不让出外活动，不让到浴池洗澡（只能在厕所里洗冷水澡），不让到小卖部买东西，不让家属接见，隔一段时间对我进行“转化”迫害。

7月下旬，辽中县法轮功学员王红（39岁），在东侧一房被“转化”迫害，据知情人说：王红被强迫坐在小板凳上，双手被反绑，头与双腿用绳子绑上，长达16小时，王红被折磨得快不行了才解开绳索。龙山教养院把王红转送到监管医院，后来王红因急性肾功能衰竭被迫害致死。

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高压迫害而转化，她们被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书籍，定期写思想汇报，科长江玉波也经常出一些个诬蔑法轮功的测试题检验学员是不是转化彻底。如果发现就要找谈话或帮教团做“转化”。很多学员为此痛苦至极，其中一个学员，在写完思想汇报时，抱着头喃喃自语：这不是我呀！这不是我！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很多学员白发逐渐增多。也有的学员为此“反弹”，沈阳法轮功学员隋华，2001年5月重新声明修炼大法。院长李凤石对帮教人员说：给我打，打断她的腿，我们龙山不允许“反弹”。

任海燕（法库县法轮功学员，28岁），2001年7月下旬，重新声明修炼，被强迫连续蹲三天三夜，被迫害得痛苦叫喊，赵庆珍阿姨听到喊声怒斥帮教人员：“你们这些毒蛇”。队长唐玉宝马上把赵庆珍带到办公室破口大骂。

冯亚君（抚顺市法轮功学员33岁），2002年4月中旬重新声明修炼大法，被迫害20多天，持续不让睡觉，半夜被队长唐玉宝叫到办公室谩骂，一次看到我和冯亚君在一起，把我叫到队长办公室对我拳打脚踢，认为我又给冯亚君灌输对大法坚定的话。

2002年6月从帮教团的谈话中，我得知又来了一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此人叫任淑杰（沈阳法轮功学员，39岁，已于2005年9月1日离世），来到这里就绝食反迫害，绝食大约有2个月，她身高1米74，体重大约在80公斤，一身正气，一次任淑杰正告队长唐玉宝要善待年老的法轮功学员，被唐玉宝打得眼睛充血，脸部青肿。

2002年9月份，队长又把我调到一楼（已搬迁新楼，一楼是转化学员的场地），做我的转化迫害，在这我看见任淑杰、王丽娟（沈阳法轮功学员，58岁）、袁美云（沈阳法轮功学员，60多岁），她们三人被转化迫害，每人一个房间隔离，帮教人员看着不让说话，任淑杰已经被迫害站了七天七夜，不让上床，不让睡觉。我对帮教人员说：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没有人性。帮教人员说：这是队长叫干的，我们听队长的。刚开始6天6宿不让我睡觉，看见困了就用力推，扒眼皮，不准挨床边，只坐小板凳，还拿来捻珠的活让干。这种迫害使人的大脑整日昏昏沉沉，很容易崩溃，我写了一封信给大队长王静慧：“小毛驴干了一天的活还得让休息呢！难道我们的命还不如一头牲畜吗！阐明我的观点，转化是不可能，要求睡觉，这是人的本能”。后来她们让每天早晨4点半睡觉至6点，只能睡一个半至2小时。唐玉宝经常把帮教团的人叫去寻问情况，大骂她们无用，这样迫害36天，他们一看无望也就不做了。

对我她们还是严密包夹，扣押家里送的东西，2002年冬天家里送去的棉裤，棉鞋，在2003年12月份才给我。

在2003年队里不再做我的“转化”，跟着出工做奴工产品。

六、高强度的奴工劳役等迫害

在2002年6月份，老楼搬迁到新楼（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拨款400万）共有四层。一楼：作为转化学员的场地（新来的都必须在这里强制转化，才能入队）。

二楼：二大队　 大队长是王静慧、唐玉宝、梁珍

三楼：一大队　 大队长是岳军、杨敏、张宁

四楼：奴工场地

当时法轮功学员成为廉价劳动力，奴工产品和队长奖金挂钩，分红得利。有很多奴工产品都对身体有害：比如用502胶水粘塑料盒，这种胶水释放出很浓烈的气味，而且就在住宿的房间里粘盒，有的学员被熏得呕吐，头晕，迷糊。还有一种手工活就是用一种绒布粘做的花，这种花上面的小毛毛钻到人的鼻孔里，嗓子里，如果做的是红色的绒花，即使带上口罩，再围上一层毛巾，两层的防护，吐出的痰都是红色的，大多数学员嗓子发干，咳嗽。

还有一种活捻珠：每个人被限额，定量，每天早上起床就开始做，除了吃饭时间，晚上又加班到9点收工，完不成任务拿回宿舍再做，工作时间为14——15小时，有的学员手指肿得粗大，变形。沈阳法轮功学员刘玉芹（50岁）手指累得变形，正常写字都很困难。

还有一种活叫“装蜡”：就是把成筐的散蜡运到教养院让学员包装成品，每筐蜡大约有40斤左右，从一楼抬到四楼，每天大约要抬散蜡几百筐，包装成品后，再从四楼搬到楼下，从早干到晚，除了吃饭外，加班到9点收工。由于学员长期被关押在这里，体质虚弱，营养不良，再加上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很多学员承受不住，有的身体虚脱，康平法轮功学员刘淑英（40岁）被迫害的行走困难，眼睛看不清东西。

还有一种活叫“扯皮”（就是一种类似豆腐干）：用手撕碎成细条状，据说这种食品出口，根本就没有任何卫生设施，直接倒在地上，用手撕碎，然后装入大编织袋。有的时候“扯皮”和“绒花”同时干活，绒花上面的小毛毛就会飞到豆腐干里，在2003年非典之前，这种“扯皮”活突然停了。

搬到新楼经常翻号，怕法轮功学员携带大法经文，经常搜身，采取的手段也是流氓行径，例如：外衣，外裤扒下，只剩下胸罩和裤头，胸罩也要查看，赶上学员来例假垫的卫生纸也要查看，一次法轮功学员赵桂新（沈阳法轮功学员，20岁），被强行搜身时，屋内门敞开着，门外站着男队长，女队长却让赵桂新把裤头往下脱，赵桂新受尽人格侮辱哇哇大哭。

龙山教养院到每次接见日时，卑鄙的把法轮功学员师父的法像放在地上叫接见家属踩，叫众生对大法犯罪。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大法的师父是伟大而慈悲的，把法轮功无偿的传授给世人，使无数人身体康复，道德提升，做了大好事，而且国外许多国家给予我师父提名褒奖，不但不知感谢我师父，反而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攻击，这只有当今世上最邪恶的邪党才能搞出来。我听到这件事心里痛心，流血。针对此事我写了一封劝善信，准备交给院长。

2002年7月份下午出工，正值大队长王静慧当班，我把信给她，让她转交给院长，一个走在后排的学员说，王静慧看完信诡秘的一笑，随手把信给撕碎了。

七、制止行恶

在2003年大多数学员向队长递交声明，重新修炼，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逐渐增多，有：

任淑杰（沈阳法轮功学员，39岁，已于2005年9月1日离世，为人正直善良，大度热情）

温英欣（沈阳法轮功学员，30岁，为人单纯，善良，已于2006年8月16日被迫害离世）

王秀媛（沈阳法轮功学员，50岁，已于2004年4月27日离世）

黄世香（沈阳法轮功学员，60岁，残疾人，身体呈90度弯曲）

王丽娟（沈阳法轮功学员，58岁）

袁美云（沈阳法轮功学员，60多岁），刘淑英（康平法轮功学员，40岁）

冯桂芬（法库法轮功学员，38岁），白桦（沈阳法轮功学员，34岁）

苏伟唤（沈阳法轮功学员，29岁）

大家互相鼓励，互相传看大法经文，每天整点发正念，清除黑窝里的邪恶因素，坚定大法，就是没有声明重新修炼的学员，也都看了大法经文，明白转化是不对的，也都在暗中保护坚定的法轮功学员。

2003年4月份，法轮功学员黄世香向院长李凤石递交讲清真相的劝善信，被队长姜兆华、唐玉宝毒打。法轮功学员任淑杰因为质问唐玉宝为什么打残疾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黄世香，任淑杰被唐玉宝打得脸部青肿，眼睛充血。法轮功学员温英欣看到任淑杰，黄世香连续被唐玉宝毒打，绝食抵制同修的被迫害，又被唐玉宝用电棍电头部数次，致使她头晕，迷糊。

同修一个个被队长唐玉宝毒打、迫害，我的心一阵阵剧痛，不能再让唐玉宝肆无忌惮的行恶了，我必须站出来。那天晚饭在食堂，我找到队长唐玉宝说：唐大，我有话要跟你说，和你面谈。唐玉宝说：行，吃完饭出工的时候（那时劳动强度很大，吃完饭不休息，直接出工，晚上9点收工）。

那天晚饭科长魏敏堂恰好在食堂，我向他反映唐玉宝连续毒打、电击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他说：我会把这事反映给院里。在奴工现场，我找到队长唐玉宝问他为什么电温英欣，打黄世香，任淑杰，我们学大法是修“真、善、忍”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也不能被你无度的迫害，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做人的最基本权利。队长唐玉宝心虚，为自己推卸责任，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站出来抵制迫害，也怕把事情闹大，收敛了许多。

2003年8月，在奴工现场，队长马威叫冯桂芬背监规，冯桂芬不背，被队长唐玉宝打，任淑杰站出来说：你不能打人，唐玉宝仍旧行恶，第二天任淑杰、温英欣、冯桂芬绝食抗议，在食堂吃饭，队长们紧盯着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看有谁不吃饭，绝食的。中队长林桂芝把我找去谈话，问我对任淑杰、温英欣、冯桂芬绝食是怎么看的，我说：谁都知道绝食对身体是有损害的，甚至会失去生命，她们用这种方式抵制迫害是想唤起队长们的良知，她们很了不起，不要对法轮功学员行恶了。后来温英欣一直反迫害绝食两个多月，龙山教养院把她送到了监管医院。

2004年1月1日我回到家，在龙山教养院被迫害整三年，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经历的太多，有时那种痛苦真的不愿回忆，以上所述只是亲身经历、见证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那些曾经在暗地里帮助过我的警察，希望他（她）们有一个好的未来，也希望他（她）们能退出这个恶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