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勇，今年三十九岁，家住齐齐哈尔市。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我和龚海鸥开车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牙克石市。我是去催要化肥款的，可是当时客户不在，我就等他。这期间就在牙克石住宿。

四月三日，旅店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了，闯进一群人，自称是牙克石市红旗派出所的。有个刘姓警察把我俩劫持到红旗派出所，之后分别关进两个房间。把我俩身上带的物品和钱、手机、手提包等全部搜走。其中包括我的三部手机和同修的两部手机。

他们分别给我俩做笔录，把我俩手机上所有通讯记录抄写并输入电脑。然后问我从哪里来，来干什么？我都不配合，他们就给龚海鸥做个简单的笔录。直到四号早上五点，他们每四个人看管我们一个人，押送我往齐齐哈尔去。有呼伦贝尔盟的一个国安人员，和一个红旗派出所刘姓警察。在车上，除了他俩以外，还有两个齐齐哈尔市国安人员，一个红旗派出所人员。三个齐齐哈尔国安人员（其中有个叫侯勇和刘某），押着龚海鸥，把我俩押到安全局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六、七个国安人员审讯龚海鸥，诱骗他说，国安跟公安不一样，从来不打人。只要说清楚彩信“基站”的事，就把他放回去。其实完全是骗局。

当时我在楼上（两个国安人员看管我），因为很静，他们说话声大，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当时我想：我要快点出去，把此事曝光，也好让同修参与营救。我把三楼窗户玻璃打碎了，跳下来，摔在地上。头部流了很多血，缝了十多针。左手手筋被玻璃割断了。肋骨、胸椎、左脚等多处骨折。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拍片子显示多处骨折。

我的家人同修都去医院，找“六一零”、安全局要人，当时“六一零”头子是贺锡祥、副头目叫孙宇。

我父母和我妻子去公安局头子刘显堂家要人，去了好几次。他很反感，企图绑架我妻子，还威胁我父母。我父亲想去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看望我，遭到安全局把守人员的推搡，推了几个趔趄。第五天的时候，他们把我转到齐齐哈尔市公安医院，还派来了特警。两人一组，黑天白天的轮流看管我。又过一天，我父母、妻子找到我住的房间。两个特警打电话找来特警队长，“六一零”的贺锡祥也来了。我母亲哭的心脏病都犯了。贺锡祥要抓捕我妻子，妻子从医院后门走脱了。

又过了三天，有个特警问我想喝点啥，我已经十天没吃饭了。我说喝橙汁。我父亲给特警一百元钱，让买两瓶饮料。剩的钱放在床头上。我一看到钱，就想：今晚我一定要走出去！当时医护人员断定我一定会终生残废，瘫痪在床了。

半夜一点多，我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动静很大。醒来一看，那两个特警在酣睡。我从四楼往下走，扶着墙，浑身疼痛不已。

我从卫生间窗户翻出去，窗下有辆自行车，我踩着自行车下到地面，这是公安医院的后院。我走到后院电子门处，因为是晚上，大门是关着的。我翻越电子门，搭上一辆出租车。走出一段路程后，司机又帮我找到下一辆出租车。他没要我钱。我最终找到了同修。

至今，我的车、驾驶证、身份证、银行卡，都被扣在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公安分局。父母多次去索要，他们都推诿不给。

四月四日，“六一零”头子贺锡祥拿着我的钥匙去我家开门。当时我妻子在房里，用手按住锁鼻，没开开。后来恶警们谎称有火灾、动用消防车，搭云梯闯进三楼我家。抢走我的两部电脑，并把我妻子绑架到建华公安分局。我妻子对公安人员讲真相，次日被放回。

在我从医院出来后，“六一零”人员去几个同修家骚扰，企图找到我。之后十多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

注：

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龚海鸥在宾馆被绑架到建华分局。贺锡祥殴打他，安全局骗他把“基站”拿回来，他上当了。“基站”本来是坏的，安全局人员修好了，他们发彩信，然后栽赃到龚海鸥头上。又对他非法判刑。正常情况下，有“基站”但没发彩信是不能被判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