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大法改变人生观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的人，认为人生不能碌碌无为，希望自己在哪里都受到别人的重视和欣赏。因此，我从小学到研究生都很努力，学习能力和成绩也比较突出。一直在老师、家长的赞扬声中成长。在我所经历的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才能和业务也有较高的评价，自然我对评先進、提职称和涨工资这些既得利益也很在乎。虽然如此，但我内心并不充实，甚至很压抑。在工作上争强好胜，追求完美，实际上是怕自己失败、丢名，结果心理压力很大。经常失眠、头痛、上课紧张、中气不足、活得很苦很累，当时三十多岁的我看起来就象五十多岁的人。人生为何？在修炼之前我是既糊涂又茫然。当我第一次拜读《转法轮》时，书中的道理立刻吸引了我，我一口气看下去，只觉得醍醐灌顶，神清气爽。尤其是书中这句话颠覆了我作为常人对生命及人生的看法：“这个宇宙就有这么个理，你要返本归真的时候，人家就会帮你，他认为人的生命就是应该往回返的，而不是应该在常人中的。”“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地，就唯有修炼！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1]我初步懂得了生命的根源在哪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返本归真，人生的目地绝不是为了名利。

由于我能够接受师父阐述的法理，在第一次听师父讲法录音和看师父讲法录像时，师父就为我清理了思想和身体。对人生的看法转变后，我在工作上仍然努力敬业，但名利心淡了，刻意表现、追求好评的压力没有了。同时多年的走路喘气、说话中气不足、头痛等病一扫而光，当时强烈的感受就是身心愉快。修炼前，我只能上半天的课，就觉得有气无力，话也不想说，饭也吃不下。修炼后，有一次我竟然连续上了三天半的课（中间还应学生要求没有课间休息），也不感到累，嗓子也不哑（上大学之前就检查有咽炎）。还有上课紧张的毛病，一方面是执著自我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心脏的问题。学大法后，明白得失的道理，心里放松了，同时师父从身体上给我去掉了紧张的物质，使我无论面对什么身份的学员上课都不再有紧张感，讲课的效果比以前更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想利用课堂讲真相而为我创造的条件。

二、将讲真相作为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共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面对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我和母亲那段时间几乎是彻夜难眠，在思考和选择。由于我经历过“文革”和“六四”，母亲是离休干部，亲历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深知中共的邪性。我们认为：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修心向善、做个好人没有错； 北京“4.25”法轮功万人上访没有错，是公民的权利；修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打压是中共“唯我独尊”的极端变态表现。我和母亲决心坚修到底，永不放弃。于是，我们一开始就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和周围的熟人解释（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讲真相，只认为应该向人们解释清楚，免得轻信邪党谎言）。我和母亲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讲大法如何好，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打压迫害是国家违法行为，同时揭穿新闻报道中的谎言。所以，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也不附和中共媒体的舆论批判。不仅如此，亲朋好友中还有不少人抱着好奇心借《转法轮》看，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由于群众不起劲，中共又制造了2001年初的自焚伪案，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就送《伪火》和《风雨天地行》的光盘给大家。我读研究生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精通法律的专家、学者。在一次师生聚会时，我将一套关于法轮功真相的光盘送给一位宪法学教授，当时他说：我又不信这个。我说：你不信，但您是宪法学专家，应当知道捍卫别人信仰的权利，您了解一下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违宪灾难吧。他接受了光盘。2004年《九评》问世和“大纪元”发表三退公告，我和母亲又送《九评》，并劝亲朋好友、单位的同事、领导三退。

与此同时，我也利用课堂讲真相。我给自己上课确立了八字原则，即“正念、理性、慈悲、智慧”，每次上课之前都默想一遍并求师父加持弟子讲真相顺利，而且精心设计切入点和准备案例。有时直接讲，有时点到为止，有时以弦外之音引发思考。比如：我在讲民法关于人身权中的健康权时，我就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公民的健康权利包括选择健康方式的自由。即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理特点和喜好，自由选择强身健体的方式。比如可以参加体育锻炼、跳舞、打太极拳，也可以练气功，所以政府禁止公民炼法轮功，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公民健康权利的干涉和侵犯。在讲课中用法轮功案例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我的体会是：只要没有怕心，讲得自然、举例贴切、分析严密、论理到位，学生还是接受和认同的。

除此之外，我和母亲还利用旅游之机讲真相。2011年我们去台湾旅游时，在台湾同修讲真相点上，大陆随团的领队叫大家不要接真相传单，吓唬大家回去后会如何如何。我和母亲就单独给台湾导游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台湾导游明白真相后，不但不阻止大家看真相接传单，还帮我们拿同修制作的“真相笔”。旅行团中有人提出：“为什么法轮功这样摆摊设点，台湾政府不管呢？”我就私下给台湾导游说：“你告诉大陆同胞，在台湾，法律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如果政府用行政手段禁止，法轮功团体就可以向法院提起政府违宪诉讼。”台湾导游果然在旅途中，趁大陆领队睡觉之机，向旅行团所有的人转述了这个话。对比之下，大家可以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性有个认识。

三、在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

我父亲十几年前去世后，我便陪母亲一起住。我们是同修，共同语言很多，但是矛盾也不少。在我2010年退休之前，母亲修炼得非常精進，三件事做得也比我好。有三次很大的病业关，母亲都能够放下生死正念闯过去，因此，那个阶段母亲身心愉快，修炼状态很好。而我的个人修炼却因为各种人心的阻碍提高很慢。由于修炼层次的差距，我经常因为小事与母亲争论或者争吵。父亲在世时我们家庭环境就比较民主，父母对我们子女比较宽容，加之我在父母眼里是个有头脑有主见的孩子，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养成了我在姊妹中傲气强势的性格，典型的表现就是好争正确、好指责别人。修炼之后，也知道应该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但是当自己得理的时候，往往还是以常人的境界和心态对待别人。在与母亲发生矛盾时，我还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多，对母亲也尽心尽力地照顾了多年，那些独居老太太都很羡慕母亲，母亲太不知足了。然而母亲却埋怨我对她说话尖刻、得理不饶人等等。更奇怪的是，我经常见到母亲喜欢吃的东西就买回来，却往往遭到母亲的挑剔和怀疑，往往这时候火憋不住了。其实我不明白这正是自己要过的关和难。我甚至气恨地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分开，如果我一直与你在一起，我恐怕修不出来。母亲听了只是流泪。我的意思是：母亲总是挑战我的忍耐极限，而我总是忍不了，这样我就修不了。就是师父批评的那种只想修别人不想修自己的心理状态。也许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不好的心，便安排我兄弟邀请母亲去国外探亲。我当时还有一种解脱感，心想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实际上是用避开矛盾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谁知母亲刚走一个月，我就特别思念母亲，想到我们一同走入大法修炼，一起学法炼功，一道洪法讲真相的日子，再想到我对母亲的怨恨，我流下了内疚和悔恨的眼泪。而母亲也因为没有人一起学法交流而想念我。经常给我打电话，想回国。我知道这是师父为了去我的心，让我与母亲分离，点化我要珍惜同修缘，冷静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便在师父像前忏悔和发誓：我一定将矛盾作为提高自己心性的环境，我一定要修成。

师父看到我的决心，又安排母亲回国。见到分别一年多的母亲，我百感交集，而母亲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是她的腿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二是记忆力出现衰退的假相，如五套功法的动作和正念口诀记不全；学法有些字不认识了，连小学生都会读的简单字也读错；最后发展到记不起自己何时走入大法修炼以及修炼的过程了，唯一记得师父的名字，炼的是法轮功。我心里既难过又不解，刚开始还怪母亲是不是与常人混久了，心性掉下去了，但马上又想到埋怨指责不是善，应该帮助母亲从新走回来，修炼如初。同时，母亲的状况是不是针对我的执著和问题来的呢？比如，我在学法上过去不如母亲抓得紧、母亲向来学法读出声；而我觉得读法累，只是默看。现在我们每天必须共同学法，而且由我来读法（给母亲听录音，但两个播放器都坏了，对我是点化），读了一段时间我不再觉得累了。

还有母亲不记得发正念的手势，我一遍又一遍的教她，但她仍然记不住，搞得我身心疲惫，心灰意冷，很想放弃不管了。但又想师父决不会放弃一个弟子，我与母亲同修今世能够得法结缘不容易，我决不放弃。我就为母亲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母亲的邪恶因素。

由于母亲腿不利索，我将她接到我家住（有电梯）。家里装修一新，我平时又很讲究，而母亲却不管这些，经常随地吐东西，而且越提醒她，她好像越故意做；更气人的是她根本不承认是她做的，还说我冤枉她。我有几次忍不住了，大声的吼她，但毫无效果。冷静之后向内找，因为自己有洁癖的执著，有强制别人服从自己意志的心，才搞得大家都难过。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母亲再吐东西，我不再生气，而是捡起来把地板擦干净，并且语气温和的提醒母亲下次吐在盘子里，母亲似乎明白了。有一次，母亲一个晚上尿床三次，忙得我手忙脚乱，我没有发火，向内找，是因为白天接母亲亲戚的电话时，我向她抱怨了照顾母亲的艰辛和无奈，还没有做到坦然面对魔难，所以还要接受考验。当我把负重的心放下之后，不再把照顾母亲看得艰难和委屈时，这种情况也没有再出现。

我深知，自己修炼一路走来，有的关过得好，有的关还没有过好，无论在个人修炼和讲真相方面还有不足和差距，自己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珍惜师父给弟子的机会，将最后的路走好。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