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英女士，今年六十一岁，是一九九九年四月初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候的段玉英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妇科病、心脏病、肾病、大脑缺氧、便秘、失眠等，特别严重的就是妇科病，莫名流血，因流血又使得她开始贫血，四十多岁的她好像到了生命的尽头。正在她走投无路痛苦绝望中，有幸得了大法，生命从新充满了活力，有了希望。

下面是段玉英女士在诉状中讲述她多次遭受酷刑迫害的事实。

一、北京派出所：殴打、吊扣、冷冻、电刑

我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去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好，二十日在北京天安门地下通道被绑架。警察抓着我的头发使劲将我推倒在车旁，我被送到天安门分局，关进铁笼子里，晚上又被警车送到北京门头沟公安局，在那里先检查身体，后又照相，我不配合，他们就连踢带打，抓着我的头发强行照相。半夜，我被分流到门头沟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双手被铐在凳子上。

中共酷刑演示：关铁笼子，不准睡觉

第二天，我被非法提审，因我没有罪，拒绝配合，他们就把我吊在篮球架上，我双手被铐在架上，脚下踩的石头被警察踢走，就这样，身体被冻着，一个多小时后，身体开始颤抖，一直冻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把我放下来。带到屋里后，又铐在凳子上（两个大拇指从前边和后背上下铐着，使我非常痛苦，过了好几年，两拇指才有知觉）在派出所两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对法轮功学员，警察一点人性都没有，就是一个邪恶集团。他们找来做“转化”的，我不配合，他们就用电棍电我的两个大腿，两腿被电的紫红色，走路艰难。

二、抚顺拘留所、教养院：罚款、灌食等

我被抚顺驻京办人员接走，驻京办的李海洋把我身上仅有的三百多块钱全部搜走，抚顺当地派出所马健等人将我带回抚顺，送进拘留所，还罚款一千元。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因我是炼法轮功的，根本没犯罪，是一个好人，所以我绝食反迫害，一个星期后，他们给我灌食，四～五个壮男人，按住我的头、手、身体不能动，他们用皮管子插进鼻子，那滋味非常难受，给我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十五天，我绝食回家，回家后，我去派出所要没收的东西，他们又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敲开我的家门，将我绑架到了抚顺武家堡教养院，因我身体不好，拒收，他们就强行送进去。

在教养院经常给我们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给我们洗脑，由于在那里不能炼功，我的身体开始犯病，大小便困难，在教养院里，不让上厕所，（因我排不出尿，有一点尿，就得上厕所，我就要求去上厕所）警察就让在屋里想办法，我只好在屋里设有两个监控器下方在桶里方便，人格尊严被践踏。

过年了，我在那里绝食反迫害。他们借过年看节目，就在台上诽谤大法，我们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警察把我们带到大库里，一个个扒光衣服。

每月的接见日到了，家里亲人怀着想念家人盼望亲人的心情来到教养院，因我不“转化”，又在绝食，教养院就不让家人见我，煽动家人仇视我们。家人带进去的食物严格检查，大酱也得搅和搅和、手纸抖了又抖、香肠掰成一段一段的、被子都得拆开检查一遍。

三、遭通缉、被迫流离失所

由于我在那里身体得不到恢复，炼不了功，我被迫害的体重只有五十多斤还被罚站，罚蹲，我贫血得不到休养，有时还干活，跑步老要摔跟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于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十一点左右，从教养院高墙内跳了出来。

从此，我成了通缉犯，不能回家，过着饥一顿、饱一顿、提心吊胆、精神高度紧张的流离失所的生活，晚上不敢睡觉，有时连做饭都有警察追赶我，两年多的流离失所使我精神备受打击，身体受限制，有家不敢回，丈夫孩子见不着，亲人见不到，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丈夫孩子一直被监控，一个完整的家被迫害的妻离子散，丈夫承受不住压力与我离婚，孩子无人管，成了孤儿。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我回到家，从那以后，社区经常监视我，跟踪了我五年。